唐代吏治虽然相对清明，但也不乏懒政的官员，有些甚至成为懒政庸官的代表。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少年入仕，升迁顺利，曾几度拜相。史书上说他擅长陈奏，还很博学，对于台阁的典故和制度了如指掌。但是，他出任宰相期间，没有什么建树和贡献。他曾经对人讲，自己处事并不想决断明快，因为如果做错了，必定因为自己的倡议和负责而引来指责，所以要“模棱以持两端可矣”。因此，时人又称其为“苏模棱”。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个人操守上并无瑕疵，而且作风谦和、为人谨慎。早年担任侍御史时期，对朝政有很多建议和陈奏，也会针对唐中宗的一些举措积极进谏。但是，在开元初期入相以后，反倒在政务上无所作为。他对同时担任宰相的姚崇推崇备至，自认为政之道不如对方，故遇到要紧的政务都全部交给其处理，自己只是“积极签名”而已。有一次，姚崇因儿子去世，告了十几天假，原本运转流畅的日常政务立刻停顿下来，事务堆积如山。下属官员找到卢怀慎，他手足无措、惶恐不已，没办法只好向皇帝谢罪。当时的人背地里称他为“伴食宰相”。可见，即便像卢怀慎这样清廉谨慎的官员，一旦尸位素餐也同样会成为嘲讽的对象。

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程出身宗室，诗赋和才能都很出色，却性情疏懒。当时翰林院规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李程则总要等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到，被人称为“八砖学士”，类似于今天说的“常迟到”。

总的来看，唐太宗以来，虽然政变不时发生，但王朝完全没有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

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唐代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严谨细密、操作性极强的法律制度和考核规定。《唐律》中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例如，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等，各杖六十。又如，凡公事应当处理而未能及时滞留不办的，以及公务必须按时汇集而违期不到的，迟一日笞三十，最高处一年半徒刑。

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唐代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御史有权直接弹劾各级官员，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可以说，做到了监察工作的垂直性。

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唐代的勾检制度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高官员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