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借助报刊等媒介，几乎都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居上而成为影响国人的主导思想，与这一时期的传播有很大关系。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派别而论，大致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多种。其中大多是昙花一现，影响大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现在我们一般不把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归入社会主义之列，但在时人看来，这两种亦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如陈独秀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就指出，“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有五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且他特意提醒国人“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另如张东荪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及现有的社会主义派别，认为包括“工行的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多数的社会主义（Bolshevism）”“无治的社会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的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陈独秀和张东荪分别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上述看法应当说反映了当时一般读书人对于社会主义流派的认知。

　　从时人对社会主义流派的划分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既是模糊的，又是泛化的。瞿秋白曾言当时他们一些人虽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有无限的兴味，但对社会主义含义、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解却像“隔着纱窗看晓雾”。这正可反映出对社会主义认知模糊的一面。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几乎一切有关社会改革的主张或“社会”的言论往往都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呈现泛化的一面。

　　不过，也应当指出的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或称之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将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视为非科学社会主义。

　　虽然现在常有研究者指出当时有关社会主义的辩论、论争，论战意味并不浓厚，甚至是“因相近而区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之间确实存在彼此竞争、刻意凸显与对方不同的一面。而且，正是由此引发了这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1920年爆发的社会主义论战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次。

　　表面上看，“问题与主义之争”似乎并不是一场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而是围绕多研究“问题”还是多研究“主义”而发。但究其实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亦是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

　　这场论争的主角是胡适与李大钊，一个已被国人视为实验主义的代表，另一个也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场论争虽然持续几个回合即戛然而止，却也显示出多研究“问题”的一些缺陷，进而凸显了主张和传播“理想的主义”的合理性。此后谈“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者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日渐增多，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一场名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接踵而来。这次论争更是因持续数年、参与人数众多、论辩意味浓烈而受人关注。而且，这场论争还是其时传播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第一次真正的、有一定规模的、影响亦颇大的较量。论争的主角是陈独秀和张东荪。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论争爆发之时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后者是这一时期有名的报人、西方哲学的积极传播者，在论争中明确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

　　最近的研究显示，张东荪是在论争后期才表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应忽视的是，早在论争之前，张东荪即已颇为赞赏基尔特社会主义，并试图在中国寻找令其实现的基础。中间虽有反复，但他最终还是宣称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以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对。论争的激烈尖锐，对于他的这种选择无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社会主义论战过程中，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向，并以此批评张东荪等人单一强调发展实业的不足。而论争中有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否可以跨越等问题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国情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此次论争也强化了张东荪等人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与对立。由思想进而政治立场，进而政治抉择，无一不反映了这种对立。

　　综上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想大都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社会主义各派别之间往往存在竞争的一面，而这种竞争又多是以辩论、论争的形式出现。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19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即是其中的著名例子。经过这些论争，社会主义反而得到更多国人的关注，逐渐成为一股热潮。马克思主义影响日大，后来居上，与这些论争亦不无关联。就此而言，今日回看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往事，也有其必要性的一面，不宜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