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译为桥，以语凝心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语言互译为表现形式的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始终持续不断。从唐代敦煌文献中的汉藏对音，到清代《西番译语》《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多种语言文字典籍的系统编纂；从唐代国子监里学习儒学的吐蕃学子，到清代蒙古学者中形成使用的“蒙古式藏语”，多语互译不仅打破了沟通壁垒，更深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文化认同。

　　制度演进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交往也十分频繁，为了加强沟通交流，历代都重视译官制度建设。在周代以前，长四方之语，各有其官。周朝以后，“通夷狄之言”的人统称为“像胥”，秦汉以后，逐渐统称为“译”或“译官”。译官在历代中央与地方机构中均有设置，如汉代大鸿胪下设译官令，唐代鸿胪寺有译语人等。译官不仅负责语言翻译，还承担政务沟通、礼仪协调等角色。

　　元代设有“怯里马赤”（口译官）、“译史”（笔译官）等专职翻译人员，服务于朝廷政令的传达，形成了贯通蒙古、汉、藏、回鹘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体系。1247年，在著名的“凉州会盟”中，在通晓多种语言的畏兀儿译官的传译下，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得以顺畅沟通，为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了重要基础。

　　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设立四夷馆，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的常设语言翻译机构，分鞑靼、女真、西番、西天等八馆，后增设八百、暹罗馆。西番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翻译与西藏事务有关的文书、朝廷诰敕，以及颁赐给西藏僧人的官方祭文等，是中央王朝治理西藏、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机构。四夷馆还组织编纂了规模庞大的《华夷译语》系列辞书。根据编纂时代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前三种为明代编纂。其中，甲种本为明初洪武年间编纂刊行，仅有记录蒙古语的一本，此后的乙种本、丙种本和丁种本均涉及多种语言。《华夷译语》系列辞书涵盖十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一些外国语言的词汇对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语言史料。

　　清沿袭明制，于顺治年间分设会同馆、四译馆，乾隆年间合并为会同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命四川总督策楞在川西实地调研，编成《西番译语》（《华夷译语》丁种本）。《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乾隆年间官修的大型语义分类辞书，原书六函、36册，2563页，分为正编、补编，按卷、部、类、则分类，收词1.8万余条，依次列满文词语、藏文译文、蒙古文译文、维吾尔文译文、汉文译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朝廷编撰了《西域同文志》一书，内容主要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地名、山水名及准噶尔部、回部等各部上层人物名的释义。每个词条用满、汉、蒙古、藏、维吾尔、托忒蒙古文6种文字对照，首列满文，次列汉文，并详注词义。在清朝“同文之盛”政策倡导下，多种语言文字辞书的编纂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人才培养

　　早在唐代，翻译人才的培养就已初具规模。古藏文史籍记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推动与唐朝的交往，选拔吐蕃青年系统学习汉、藏两种语言，培养“专译”人员，负责翻译中原地区佛经、律令及往来文书，成为唐蕃交流的重要桥梁。与此同时，民间互译活动也十分兴盛。比如，在敦煌，汉、吐蕃、粟特、回鹘等族群汇聚，留下众多互译文献。其中，精通藏语、汉语及梵语的吐蕃人管·法成的贡献最为卓著。他将《贤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汉文佛典译成藏文，其中，《解深密经疏》为新罗僧人圆测所撰，这是迄今发现的由玄奘翻译《解深密经》诸注疏中唯一保存到现在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管·法成：“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讬命之人。”

　　元代涌现出一批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学者。西域文人迦鲁纳答思、巙（náo）巙、安藏、必兰纳识里、智泉、阿邻帖木儿等，精通回鹘、汉、蒙古、梵、藏等多种语言文字。敦煌出土文献显示，迦鲁纳答思在白塔寺、本雅失里在普庆寺、智泉在护国寺翻译佛经。这些翻译人才凭借语言天赋与跨文化视野，推动各民族语言文化深度交融。

　　明代专职翻译机构四夷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翻译工作从个人经验走向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新阶段。四夷馆隶属于翰林院，通过严格的选拔与考核机制，培养了大量专业的“通事”（口译和笔译）。最初的生员主要从国子监中挑选，并专门设馆教习。教师的选拔分两种途径，一是本馆推选或通过考试选拔成绩优异者，二是由各边防镇、所访求保举。这些翻译人才和活动保障了中央政令畅通，加强了与边疆及邻国沟通，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多语人才培养更加系统。会同四译馆分设八馆，覆盖边疆各民族及周边国家的语言，培育出大批复合型翻译人才。乾隆年间，以国师章嘉·若必多杰为代表，联合精通汉、藏、蒙古、满、梵文的学者，组建官方译经馆，主持完成将藏文《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将汉、藏、蒙古文《大藏经》（含《甘珠尔》《丹珠尔》）译为满文，以及《首楞严经》汉、藏、满、蒙古文四体合璧等宏大工程，培育出一大批翻译人才。各民族译官深度参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等重要典籍编纂，推动术语统一与文化互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族学者在几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以藏语卫藏方言书面语为基础、融合蒙古语特点的“蒙古式藏语”，它是各民族语言融汇而成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语言见证。

　　各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承载着珍贵的文化记忆，也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涵养彼此、互鉴共融，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化纽带。千年互译史生动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既有政治整合之力，更有文化交融之功。要珍视各民族语言文字中蕴含的共同性要素，深入挖掘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使其成为连接历史、现在与未来，沟通各族人民心灵的重要桥梁。

　　【作者简介：朗杰扎西，西藏社科院西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卓玛次仁，拉萨市实验小学藏文教研室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代汉藏音译语词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4AYY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