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角下新主流电影的叙事革新

　　近年来，《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新主流电影卓然兴起，不仅屡创票房佳绩，更成为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中国形象的重要文化载体。从符号学视角审视，这一类型电影之所以能够引发全社会共鸣，关键在于其成功革新符号运用系统——通过视觉、听觉、语言等多元符号的有机组合与升级表达，实现叙事范式全新突破，让抽象的爱国主义理念转化为具象可感的银幕形象，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赏析中实现对国家认同的情感升华。

　　革新视觉符号——实现从“脸谱化英雄”向“平民化群像”的转变

　　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往往“高大全”，虽令人敬仰却难免产生距离感。新主流电影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以更具贴近性、亲和力的平民视角重构英雄谱系。如《我和我的祖国》影片中，将镜头对准开国大典电动旗杆设计者、原子弹研发无名科研工作者、北京奥运会出租车司机等平凡人物，通过“小人物”见证“大时代”，让观众通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感受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深度联结。这种从“脸谱化英雄”到“平民化群像”的人物符号转变，让爱国主义脱离抽象的口号与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精神力量与行动自觉。

　　除了人物符号的革新，新主流电影还善于运用实物影像符号传递深层意涵。以淞沪会战为历史背景的影片《八佰》，银幕中白马从昔日硝烟弥漫的上海四行仓库废墟中昂首奔出，与今日现代化上海的繁华风貌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白马意象，隐喻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精神品格。这些视觉符号的巧妙运用，使电影在宏大叙事中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意空间，有效拓宽了影片主题思想的传播维度。

　　焕新听觉符号——实现从“背景陪衬”向“情感引擎”的升级

　　声音在电影中绝非画面的附庸，而是建构情感认同的独立力量。新主流电影深谙此道，将听觉符号从辅助性元素升级为驱动观众情感的“隐形引擎”。《我和我的祖国》同名主题曲经知名歌手王菲重新演绎后，既保留了原曲的深沉大气，又增添了温情细腻的质感，贯穿影片七个叙事篇章，如同一条情感红线将不同时代的爱国记忆串联起来。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画面中响起，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香港回归升旗仪式奏响，音乐符号与历史画面的深度交融、双重激荡，瞬间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爱国热情在歌声中自然流淌。

　　更具匠心的是，新主流电影注重运用传统音乐符号，厚植影片文化底蕴。电影《八佰》中多次出现的京剧、皮影戏选段，电影《长津湖》里雷排长牺牲前哼唱的《沂蒙山小调》，这些传统音乐符号的植入，既是对人物身份与情感的诗意表达，更是对中华文脉的时代呼应。当观众在战火纷飞的银幕上听到熟悉的乡音曲调，深厚的文化认同与真挚的家国情怀便在不知不觉中融为一体、深入人心。

　　重塑语言符号——实现从“单向宣教”向“共情对话”的嬗变

　　语言符号是电影表意的直接载体。新主流电影在语言运用上实现了从单向宣教向双向共情对话的转变。《红海行动》中舰长引用的“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将中国军人的精神信仰凝练于古典诗句之中，平添几分文化厚重。

　　值得关注的是，方言符号在新主流电影中的创造性运用。《八佰》中来自天南海北的将士操着各地方言，南腔北调的交织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不同地域、不同口音的中华儿女，为守护家国山河并肩战斗、同心御敌。聚焦脱贫攻坚成果、饱含乡土情怀的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更是将方言作为建构地域认同、唤起乡愁记忆的核心叙事符号，使观众在亲切的乡音中体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家国情怀。这种语言符号的多元化运用，摒弃了千篇一律的呆板人物对白，让影片的情感表达更加细腻入微、贴近人心。

　　新主流电影的成功实践表明，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视觉符号从宏大叙事向平民视角的转变，听觉符号从背景陪衬向情感引擎的升级，语言符号从单向宣教向情感对话的嬗变，共同构成了新主流电影符号系统的时代转型。这套符号系统，既传承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融合了现代电影艺术的创新表达，使爱国主义精神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走进观众内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主流电影应当继续深耕符号表达，既要运用国际化、现代化的视听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在符号的选择、组合与创新中，持续建构更加立体、丰富、可信、可爱的新时代中国形象，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