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共同性”知识生产的学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博物馆作为保存、研究、阐释和传播人类文明的公共文化机构，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史料场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空间。博物馆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须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高度，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揭示各民族在“三交”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制度经验和价值追求等，将抽象的共同体理论转化为可见可感可思的公共文化知识。

　　从学理上看，博物馆“共同性”知识生产至少包含以下三重学理维度：

　　历史实证反映深层逻辑。博物馆“共同性”知识生产不是根据历史事实简单排列文物，而是通过研究阐释并揭示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让观众在展陈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深层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五个共同”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民族实体。博物馆要以文物、古籍、遗址和考古成果为基础，建立能够相互印证的物证体系。比如，边疆地区出土的中央政权颁赐印信、简牍文书、钱币度量衡、典籍残片、交通和宗教艺术遗存，直观反映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制度联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融，印证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格局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政治统合，而是多民族共同参与、持续互动、双向认同的结果。

　　整体叙事是核心原则。既往展陈中，往往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是过度凸显地方性与族群性，将各民族叙事呈现为割裂的碎片，消解了共同体的整体性；二是过度强调一体性而忽略多元互动的具体过程，导致共同体叙事沦为空泛的抽象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展览要科学把握多元与一体、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既要呈现服饰、节庆、歌舞、饮食等各类外在的文化形态，更应深入挖掘这些文化形态如何在迁徙、贸易、婚姻、信仰和日常生活中实现嵌合，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要将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叙事整体贯通起来，完整清晰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公共转化是关键中介。理论成果经过系统化叙事转译，才能成为普通观众可理解、可共情的公共知识。为此，博物馆“共同性”知识生产需要在学术严谨性与大众传播性之间建立适配转换机制：在内容设计上，从观众熟悉的历史常识切入，降低认知门槛；在空间叙事上，统筹文物、图像、文本、声音与互动媒介，使之共同服务于核心叙事；在话语表达上，避免概念堆砌与口号化表述，要以准确、平实且富有层次的语言阐释文物承载的历史关联。数智时代，要警惕炫技替代历史阐释的倾向。数字地图、三维复原、沉浸影像与智能导览等技术手段，只有嵌入清晰的价值导向与叙事逻辑，才能成为观众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工具，数字技术一旦脱离核心内容逻辑，便极易沦为浅表化的感官体验，消解“共同性”知识生产的深层价值。

　　从实践上看，博物馆推进“共同性”知识生产、实现社会价值，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叙事范式从文物展示向关系阐释转换。传统展览多以时代、地域或门类为基本框架，重在说明文物本身的年代、材质、工艺和审美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展览则需要进一步呈现文物中蕴藏的各地制度联结、各民族文化交融和价值共享等历史信息。如，清代《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满、汉、蒙古、藏四体合璧碑铭，既反映了我国丰富的语言文化景观，也反映了各民族以中央政权为凝聚核心的沟通机制。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罍（léi）等礼器，体现了蜀地对商代中原礼制的吸纳、对中原文化的主动认同。博物馆应通过跨区域、跨学科研究，把散落各处的材料串联利用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提供更丰富的物证支持。

　　把扎实的学术研究化为内容根基。没有“共同性”知识生产意识，文物就难以进入共同体叙事。没有深入研究，展览就容易停留在材料拼接的层面。博物馆应主动加强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的合作，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问题，重视体现“五个共同”的实物证据和文献材料，并将其作为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开展研究。

　　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价值指向。博物馆应加强场馆建设与文物活化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文化根基。博物馆不能只展示“有什么”，还要讲清楚各民族“如何共同拥有”“如何共同创造”“如何共同传承”等历史叙事。要通过展览设计与展示，让文博场馆成为传播民族团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引导各族群众在沉浸式参观、互动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用情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全面融入公共教育体系。面向青少年群体，博物馆可通过研学课程、非遗工作坊和馆校合作等方式，将文物与传统技艺所承载的历史知识转化为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的有效资源。面向社会公众，可采用问题引导、情境体验和讨论式教育，使观众在理解史实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判断。面向国际社会，应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以文物为媒介，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活动，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建立闭环式反馈机制。展览是否真正促进了公众理解，是否增强了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不能仅凭参观人数和传播热度判断。博物馆应逐步建立面向各类群体的反馈机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等，了解观众在观展前后的认知变化、情感反应和理解难点，用以进一步优化展览策划、讲解教育和传播设计，形成研究阐释—展览传播—社会反馈闭环。

　　总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推进博物馆“共同性”知识生产，要求立足物证，向公众讲清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要将文物研究、展览叙事、公共教育与社会传播贯通一体，让博物馆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沟通学术与大众、推动认知与认同的重要平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更为坚实、系统的文博力量。

　　（作者单位：民族文化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