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逻辑与实践路向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类既有的现代化实践，往往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轴，精神文明长期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二者的失衡凝固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将十四亿多人民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史上全新的文明逻辑。人民的精神力量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力量，而非物质生产过程的被动结果。研究这种力量生成规律的心理学知识活动，也因此获得了直接转化为文明创造的物质力量的现实可能。加快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把这一可能落实为自觉行动的时代担当。

　　构建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一个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一重要论述将学术命题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心理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深刻塑造人对自身的理解方式。人如何认识自我、安顿心灵、处理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无不受制于其背后的知识体系与价值预设。这从来不只是学科内部的理论问题，更是深嵌于特定文明秩序之中的奠基性问题。如果一个大国长期以异域理论框架解释国民心理、以他者概念体系定义精神健康、以外来价值标准评判生活意义，那么失去的不仅是学术话语权，更是一个文明据以理解和确立自身精神世界的主体资格。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同时是一个赓续文明根脉的历史命题。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心性传统。从“慎独”的自我修养功夫，到“推己及人”的关系实践智慧；从“尽心知性”的性命之学，到“致良知”的知行合一之道，传统心性智慧以其贯通人格涵养、社会伦理与天人境界的整体性，构成中国人精神生活深处的文化基因。然而，这一传统在现代学科版图中一度处于边缘位置，或被贴上“前科学”的标签束之高阁，或被纳入西方概念框架而失其本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我们获得了深度激活这一基因的理论自觉与历史契机。这意味着超越复古倾向以及对传统话语的简单现代改写，进而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心性资源进行科学辨识、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这是形成民族特色与普遍解释力相统一的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还是一个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治理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均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这一系列重大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对人民精神福祉的高度重视，也对心理学提出了更高期待。然而，西方主流心理学根植于个体主义与实证主义传统，在本体论上将人化约为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抽象个体，在价值论上以所谓“价值中立”掩盖特定意识形态立场，在实践层面难以有效回应中国人所置身的集体主义文化土壤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正是在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中，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愈发彰显。

　　在反思中强化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问题意识

　　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反思当前国内心理学研究面临的突出挑战。概括而言，挑战集中体现于三重矛盾之中。

　　其一，学术引进与文明主体的错位。长期以来，国内心理学研究内化了以追踪西方主流为学术合法性基准的知识生产模式。然而，所谓“主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性逻辑在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投射。行为主义侧重于可观测、可操控的行为变量，适应了福特主义标准化生产的效率需求；认知心理学把心灵编码为信息加工系统，契合了认知资本主义对心智运算的程序化调用；积极心理学将幸福抽象为个体必须自我负责的精神义务，折射出后工业社会道德私有化的隐性治理。这一演进历程，正体现了从身体行为的操控，到认知架构的编码，再到欲望与意义治理的逐级深化。当研究者无批判地将其奉为圭臬，用各种“舶来理论”裁剪本国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时，其内嵌的规范性基因便开始通过学术实践与日常传播，悄然置换中国人对自身的理解方式。这种知识生产路径已不仅是学术依附，更触及一个文明体如何巩固精神世界自主立法权的核心问题。

　　其二，治理技术与人的解放的张力。心理学以对人的特定理解，嵌入社会秩序的建构和个体心灵的塑造。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价值实现愈加依赖认知操控、情感剥削与欲望生产。各种心理学化的治理技术将结构性的社会创伤转译为个体内部症状：生存焦虑被归结为韧性不足，异化劳动被诊断为职业倦怠，消费主义制造的匮乏被归因于欲望管理失序。进而，西方主流心理学把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适应策略误认为超历史的心灵本质，将其经济系统的内在脆弱性转嫁为个体只能独自承担的心理债务。它在“价值中立”的表象下，被资本逻辑收编为内隐的规训技术，无意识地再生产了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心理学条件。要害不在于心理学是否具有治理功能，而在于治理功能服从何种目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本质规定要求中国心理学以人的解放理想统摄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使心理学在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人民认识自身、发展自身的精神武器。

　　其三，本土转化与自主构建的背反。这是前述两重矛盾的深化与聚焦。我们一方面迫切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要高度警惕以本土化混淆自主构建的倾向——仅以中国案例验证西方理论、用中国话语包装西方概念，却不触动知识生产的基本预设与权力结构。这种“本土化”制造出创新的表象：表面上有中国议题、中国样本、中国表述，深层却在西方框架中运转，其研究议程的设置、理论解释的基准与成果意义的判定，仍由既有范式的学术标准主导。它不仅使学术依附从外部移植转变为更难辨识的内部再生产，遮蔽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问题的自觉意识，更使心理学的规训功能以更具本土亲和力的面貌，侵蚀生活世界中日用伦常所积淀的心灵秩序。这一背反源自将知识本土化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量齐观的偏差。实际上，前者处理的是在学科框架内即可调适的知识效度问题，追求心理学在地缘转移中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后者则关注文明本体层面的知识主权问题，追问知识生产的根本准则与价值定向。因此，构建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知识命题，更是文明命题，必须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本位，确立理解人、服务人、解放人的文明根基。

　　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构建

　　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主流心理学以何种方式限定了自身，至于它提供了多少具体结论，不过是该问题的表象与产物。西方主流心理学在本体论上对人的抽象化预设、认识论上对实证标准的绝对化、价值论上对技术效能的单向度追求，三重底层逻辑环环相扣，构成该范式亟待突破的深层困境。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须从这三个维度重新奠基。

　　在本体论维度，从抽象心理复归历史实践。西方主流心理学常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心理形式误作超历史的自然存在，社会关系仅被视为作用于这个既定实体的外部变量。马克思阐明了心理现象的社会历史属性：人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同时改造着自身的自然，使其感官超越个体的生物机能，成为内嵌社会形式规定的“社会的器官”。社会关系直接变成感觉组织自身的操作系统，进而在个体心灵中持续凝结为“动机”“人格”“自我”等基本范畴，由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私有制将人的感觉片面化为“占有的感觉”，于是塑造出呈现为孤立占有者的个体自我。这本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结果，却被西方主流心理学非历史地当作人类的普遍本质，并错误地确立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心理学本体论构建的首要任务，正是将研究起点从抽象个体重新锚定于“社会个人”——一种以可感觉的自然属性在场，却以超感觉的社会关系为本质的历史性存在。这要求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将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方向所揭示的自然生命机制，纳入人类心灵在生产实践—社会规定—心理生成之间内在统一的辩证总体，使各分支学科的实证积累获得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整体性确证。

　　在认识论维度，从现成性把握走向发生性重构。实证主义将认识预设为个体意识对现成客体的直观反映，马克思主义则揭示，认识是经由物质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头脑中的具体再现，并通过三个递进环节超越实证主义困境。其一，从后思索，确立认识的科学起点。实证主义从给定现象直接提取“事实”，但认识对象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只有从当下最发达的心理形态逆向追溯，才能洞悉其在历史中动态展开的本质。其二，从具体到抽象，抓住根本范畴。实证主义相信可以从经验中直接归纳出作为“普适定律”的本质，但本质并非隐藏于僵死事实背后的静止结构，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普遍操演，又只能通过思维抽象才能把握的现实运动。因此，必须透视心理现象的各种发展形式与内在联系，提炼出最能全面反映其现实运动方式的根本范畴。其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再现历史总体。以根本范畴为支点，遵循心理现象的历史生成顺序，逐步综合其多重规定，最终在思维中科学再现心理现实的具体总体。任何心理范畴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总体中才能获得真实的规定性；脱离这个总体的“普适定律”不过是空洞的形式。

　　在价值论维度，从“价值中立”回到人民立场。“价值中立”以悬置立场之名行维护既定秩序之实，将资本逻辑的客观化外表等同于科学研究规范，放弃对“为谁服务”问题的终极追问，导致心理学变成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的技术治理工具。这种止步于客体向度的工具理性把人降格为物，实质是以科学话语再生产现实不平等。中国心理学的价值论构建，需要从客体向度转向主体向度，并将人民性贯穿始终。广义而言，它要求揭露“纯客观方法”在资本逻辑中的内在压迫功能，从社会政治的总体层面重估心理学的“解放相关性”，使其成为提升民生福祉、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主体解放的思想武器。狭义而言，即便看似纯技术性的实验与测量，同样内蕴难以回避的伦理价值。变量选择、测量标准以及数据解释，无不嵌入了研究者的理论预设和社会语境。中国心理学不能止步于“技术有效”的中立幻象，而应主动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坐标中彰显心理学的使命担当。

　　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开拓中国心理学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进程正在深刻重塑十四亿多人的精神世界，但中国心理学的理论构建相对滞后。我们有成功的探索，却尚未凝聚成原创的话语；有鲜活的实践，却正待提炼出系统的概念。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是中国心理学在回应时代呼唤中实现范式突破的历史使命。

　　在时间坐标层面，从后果修补跃迁到源头生成。西方现代性的线性进步论将历史锁定为既定轨道的单向演进，促使西方主流心理学始终面向已展开的后果，扮演现代性创伤的修补者。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实践中，时间本身成为心理新形态的生成方式。文明新形态不是对既定轨道的追赶，而是对道路本身的开辟；心理新形态亦非预成之物的被动映像，而是在实践中同步生成的创造性精神事实。脱贫攻坚战筑牢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集体精神；生态文明建设重塑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心理格局。服务这一伟业的中国心理学，其时间坐标必须从“事后补救”前移至“事中创生”甚至“源头生成”。它不应止步于问题出现后的诊断与修补，而应在创造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主动投入新时代精神品质的发现、培育与升华，将自身锻铸为历史时间展开的精神向度。由此，心理学就从解释世界的科学升格为改变世界的科学的组成部分。

　　在空间尺度层面，从孤立个体上升为关系总体。西方现代性以个人身体为界，划定内外领域之间的绝对分野。心理活动由此封闭于个体内心世界，社会性仅被看作其内在固有属性统计聚合而成的外部纽带。马克思所揭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被颠倒为“社会关系是人的总和”。这种单子化的空间构型难以总体把握那些在人与人之间涌现的、不可还原为个人心灵实体的集体精神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是在十四亿多人的文明规模上，将这种客观抽象出来的秩序确立为基本的社会事实。其大规模实践从一开始就把全体人民纳入联合起来的团结奋斗中，使社会关系不再需要通过抽象个体的中介间接建构，而是作为共同行动的具体显现形式直接在场。精神富有的尺度便从个体“拥有”的主观幸福感，转向由社会关系总体内在规定的精神秩序。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将团结奋斗所生成的精神秩序，自觉转化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心理学于是从关于个体内在心灵的科学，跃升为研究文明规模上精神秩序涌现的科学。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心理学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实践场域、最丰富的变迁样本、最紧迫的服务需求。西方心理学将精神闭锁于个体内心、将历史简化为既定轨道、将实践降格为理论应用的范式，已无法解释、更无力赋能十四亿多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国心理学的新境界，既非对西方范式的简单追赶或超越，亦非仅为中国人的心理生活提供一套本土化的解释框架，其根本飞跃在于将心理从被测算和征用的先在实体，确立为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力量。当精神秩序在团结奋斗中直接涌现，当精神富足在共同富裕中同步实现，中国心理学便突破了关于抽象人性的普遍理论，直接参与文明新形态的自我创造，并以对人民精神力量生成规律的科学把握，构成这一力量自我实现的内在环节。这样的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能，为人类探索精神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哲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