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央民族学院退休的教授于道泉（供图/ 秋天）

　　《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后，给于道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成为学术界轰动的大事，胡适之、许地山都曾大为赞赏。人们十分欣赏仓央嘉措诗歌的清丽哀婉，又非常同情这位诗人非凡的身世和才华。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于道泉教授推出了《仓央嘉措情歌》的藏、汉、英三种语言的对照版本,开启了中国仓央嘉措文化研究之门。

　　有趣的是，于道泉走进藏学的大门，印度大作家泰戈尔是引路人。1924年，于道泉大学毕业便来到北平，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聘请为助理研究员，获公费留美资格。此年恰逢泰戈尔访华，于道泉因英文能力出众，被推选担任其济南访问的临时翻译。当泰戈尔行至济南佛经流通处，于道泉以自己的一点佛学知识，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此举让泰戈尔大为惊异：“你是我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有兴趣的人。”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并寄望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于是，他建议于道泉同去北京，然后准备赴印留学。于道泉也已为这位印度学者折服，便欣然应允。

　　此举使得于道泉父亲勃然大怒，但依然未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跟随泰戈尔来到北京，只是不料最终未能成行，因为泰戈尔的学术交流计划，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达成共识。泰戈尔离京前，把时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的钢和泰男爵介绍给于道泉，并对他说：“这位从立陶宛来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满足你探索生命秘密的要求。”

　　于道泉跟随钢和泰学梵文、藏文期间，就住在他家。在钢和泰的梵文课上，于道泉负责把钢和泰的英文当场译成现代汉语。钢和泰评价说，于道泉三个月学习的进步比别的人一年还快。于道泉学成后，发现没有工具书，决定自己编写一部藏汉英词典。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有一批蒙藏僧人常住，是北京唯一的藏语环境。为了学到地道的藏语文，设法认识了雍和宫的僧官，由这些僧官借给他一间房子，他就搬到雍和宫住，与这些藏族僧官朝夕相处。为了节省做饭时间，于道泉买了五个大暖瓶，装满稀粥一直到吃完再做，被季羡林戏称为“于喇嘛”。

　　在这期间，《仓央嘉措情歌》算得上是于道泉著述中的“重头戏”。“我在1924年到北京来的时候，从西藏派来的三位僧官刚到北京不久。”结识不久，雍和宫的僧官喇嘛将携带的《仓央嘉措情歌》藏文原著馈赠给于道泉。他当时爱不释手，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许地山动员于道泉将它翻译出来，并说可以替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于道泉便翻译了出来交给许地山，但于道泉认为还有不少地方一直无法搞懂，“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我觉得不太合适”。

　　1928年，于道泉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所长傅斯年的“逼迫”下，才把自己这份认为还有许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作自己在研究所的成绩。《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向全世界传播，仓央嘉措作为藏族诗圣的真面目才渐为世人所认知。与此同时，于道泉依据《隆多喇嘛全集》的内容，将仓央嘉措达赖喇嘛的身份公诸于世，开创了仓央嘉措研究的先河。“由于该书同时又译成英文流传国外，因而引起国际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我国藏族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后，给于道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成为学术界轰动的大事，胡适之、许地山都曾大为赞赏。人们十分欣赏情歌的清丽哀婉，又非常同情这位诗人不平凡的身世和才华，认为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无独有偶，大文豪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仓央嘉措情歌》，民国文学和戏剧史论家卢前曾编著过一本《饮虹乐府》，里面收录了仓央嘉措的诗作《雪夜行》。在诗前小序中，卢前说他曾与喜饶大师谈及仓央嘉措，“言其仪容俊美，文采秀发，不谨戒律，所作歌曲多言男女，间及佛法……”

　　面对文化界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盛赞，于道泉却说：“那是前几年住在雍和宫时，跟几位藏族僧人学习藏文时的作业，一首一首请教他们才能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并未打算出版；后来，因为在史语所编写藏文大字典的计划未获通过，自己又没兴趣做别的事，所里要求交出研究成果，只好把情歌整理一下，梳妆打扮一番，送到所里，没想到就印了出来。赵元任先生为此书搞了一个拉萨音系放在前面，别的人误会了，以为这个拉萨音系是我搞的，几十年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若回顾《仓央嘉措情歌》诞生的历史，据传最早刊刻的《仓央嘉措情歌》木刻版，1747年由藏代本詹东巴出资刊印，但是这个版本现在没有人找到，而于道泉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也缘于这个木刻版的复制版。

　　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去世，他曾是拉藏汗的重臣，在1727年前后藏贵族的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并在清廷的支持下掌控西藏地方政权，他同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的关系紧张，同七世达赖喇嘛也长期不和。颇罗鼐的重臣詹东巴缘何刊印仓央嘉措的情歌？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推断，或许詹东巴有不为人知的理由，是否以此来影射仓央嘉措转世灵童七世达赖喇嘛，今天人们很难揣测。

　　1751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颇罗鼐的郡王爵位，不到四年就被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诛杀，乾隆皇帝废除西藏郡王制，由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务。不过七世达赖喇嘛掌政也仅有七年，在1757年圆寂。在西藏政局剧烈动荡时期刊印的仓央嘉措情歌，也是生不逢时，难以传播。在这一时期到拉萨学法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都是诗作颇丰的学者和著作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这部仓央嘉措情歌。

　　让人诡异的是，仓央嘉措情歌木刻版传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和甘青的少数寺院，在阿拉善还有了复刻本。上个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来到甘青地区时，阿拉善寺院献给他一册《仓央嘉措道歌》，带回拉萨后刻印流传。近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的藏文版，依据的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在拉萨刻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成了《仓央嘉措情歌》最大的幕后推手。

　　从《仓央嘉措情歌》由藏语翻译成外来文字，于道泉也不是第一人。1906年至1930年，是仓央嘉措诗歌开始翻译成英文的萌芽阶段。1904年，英军侵入西藏，奥康纳因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藏语两种语言，被选为当时英军翻译，1906年出版了自己撰写的《西藏民间故事》一书，在书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4首诗歌，并取名为《情书》。在这一时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尔，在他的著作《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7首诗歌。

　　1915年，出生于今孟加拉国的S.C.达斯出版了《藏文文法》，该书收录了仓央嘉措诗歌61首。达斯1849年出生，1917年去世，国际知名藏学家。19世纪末期，达斯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参与若干政治活动。藏历十五绕迥土兔年（1877年），达斯装扮成佛教徒潜入西藏。他到江孜帕拉重孜庄园后，帕拉夫人看到达斯那装出的可怜相，即发善心，予以救济，并介绍给扎什伦布寺第四世生钦•洛桑班丹群培活佛，生钦收达斯为徒，赠与诸多经典。鉴于第一次抗英战争的严峻形势，噶厦严办违令资敌重案，没收生钦一切财产，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工布江达地方死亡。帕拉家族也以庇护和资助达斯间谍活动遭到重罚，每年罚缴青稞近万克（每克约合14公斤）。

　　于道泉教授于1930年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英译本出版后，直到1961年，美国藏学家马里恩•邓肯在其著作《西藏的歌谣及谚语》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诗歌66首,这是海外出现的首个仓央嘉措诗歌英语全译本。他在书中还提出“藏族诗歌是有规律的，有音乐性的，在翻译中，如果节奏不协调或者不和谐，诗歌就会变成散文”的观点。邓肯的这个译本属于典型的学者型译本,其间译者对于原诗的阐释十分新颖,对于藏语中敬语的注意值得敬佩,特别是他以11个英语音节对译6个藏语音节的大胆尝试令人称道。

　　继于道泉之后，研究仓央嘉措情歌者接踵而至。1932年，刘家驹推出了《西藏情歌》，里面收录了仓央嘉措诗歌。1937年，北京大学高材生、古典文学造诣颇深的曾缄将诗歌转换成古典诗词形式，推出了《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曾缄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到蒙藏委员会任职，仓央嘉措情歌就是任职期间从民间流传的情歌中搜集、整理，由藏语翻译而成。就在同一年，刘希武对《情歌》韵律做了一些解释，推出了五言绝句版的《仓央嘉措情歌》。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误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首诗出自曾缄所译的《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最早为于道泉所译内容：“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曾缄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译，他觉得于道泉的版本太过平白，遂“广为七言，施以润色”。至于后面两句，则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了，和仓央嘉措诗歌内容无关。

　　1983年10月21日，西藏文化界就曾在拉萨隆重集会，纪念仓央嘉措诞辰三百周年。从当时的报道可以看出，尽管这位西藏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仓央嘉措的诗看似不合戒律，但是从他的诗歌和传记里可以看出，他的大部分诗歌，表达的是对佛法的敬畏和对众生的劝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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