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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的史学与文学

发布时间:2022-04-02 10:50: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在清代乾嘉学者中,焦循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在易学与经学领域名噪一时,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也有颇多建树。

  (一)

  焦循的史学贡献,首先体现在对其家乡,也就是扬州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上。嘉庆十一年,受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的邀请,焦循开始承担《扬州图经》《扬州文萃》和《扬州府志》的编纂工作。面对这一颇为繁重的工作,焦循先是将扬州地区的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名人奇事、金石艺文等等,全都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焦循的考据工夫本就十分了得,他先是与当时的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江藩合作,详细钩沉自周秦汉唐到唐宋元明间的各类史料,以扬州一地为坐标,以历史朝代为层次,将上古以来发生在扬州的各类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订,编纂成了八卷本的《扬州图经》一书,让人们通过阅读此书,就足以了解扬州历史的概貌。

  在广泛阅览史籍的过程中,焦循发现,自己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个伟人奇士辈出、名胜古迹遍地的地方,可惜却没有人对北湖的古迹、地理、名人事迹、著述等加以整理。于是,焦循亲自动笔,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变迁、风俗物产,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广泛搜罗历史上从当地走出的高官、将军、文人、学者的传记与著述,最后编订成了《北湖小志》一书。同样自幼生长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书后,对焦循大加赞赏,不仅认为此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家乡的效果,更认为焦循在此书的撰写中,展露出了一位优秀史家的才华。

  随着对扬州历史和地方文献的了解愈发深入,以及地方志编纂经验的日益丰富,焦循还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论方法。比如伊秉绶在嘱意焦循编纂《扬州文萃》的时候,本意是只收录籍贯为扬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现扬州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但焦循在遍览时人著述之后,认为这种编纂思路并不恰当。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收录扬州人的文章,其实并不足以全面展现当地的文化面貌,而应该把所有跟扬州有关人物的传记、墓志铭、行状、文章、序跋、书札等文献,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后汇编成书。为此,焦循广泛搜罗了以上各类文献三百余篇,编订成了多达二十七卷的《扬州足征录》,从而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当时扬州地区的文教风气与文化风貌。

  纂集《扬州图经》《北湖小志》《扬州足征录》以及《邗记》等书的经历,不但丰富了焦循的地方志和文献编纂经验,也切实提高了他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学诚曾就地方志的编纂理念产生过比较严重的分歧:戴震主张,地方志的编纂要以地理沿革为核心;章学诚则认为,地方志不应该成为地理专书,而更应该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裁剪,凸显文化意义。焦循则在两者之间,提出了非常客观的持平之论。在他看来,地方志既要贯通古今,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也要能成为靠得住的释地之作,用以证实当时的地理事迹。因此,在《扬州府志》的编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他与姚文田、白熔等学者一起,编订出了一套体例清晰、详略得当、兼收并采、校勘精审的《扬州府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焦循在史学领域的另外一项重要贡献,则是他在《春秋左传补疏》中所着力提出的正统观念。自东汉以降,《左传》的影响力逐渐压过了《公羊》和《穀梁》,并产生了贾逵、服虔、许淑、颖容等一批以注解《左传》名家的学者。其中,又以杜预所撰写的《春秋经传集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来也被孔颖达选中,用来编订《五经正义》。但在焦循看来,杜预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这么高的历史地位,还严重地曲解了《春秋》大义。

  焦循认为,《春秋》大义的核心,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而杜预其人,一方面,曾经是曹魏政权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是受司马懿的排挤而死。所以说,杜预本应该跟司马氏家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杜预非但没有为君父复仇之心迹,反而投靠了司马昭,帮助后者完成了统一事业,自己变成了乱臣贼子。在焦循看来,杜预因为心虚的缘故,便在注解《左传》的时候,屡屡为弑逆之臣辩护,从而完全背弃了诛乱臣、讨贼子的《春秋》大义。因此,杜预注解的《左传》,应当从根本上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力主弘扬正统的观点,也引发了一时之潮流。在此之后,沈钦韩、李贻德、刘文淇等人的《左传》著述,便都以摒弃杜注,发掘贾逵、服虔等汉人旧注为风气。究其源流,焦循才是这一学术风潮的引路人。

  (二)

  在文学领域,焦循同样成就斐然。以他在晚年为自己编订的二十四卷《雕菰集》为例,其中所收录的,既不是经学论说,也不是史学著述,而是他在一生各个时段所撰写的四百二十首诗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事实上,由于焦循在经学、史学等学术领域的成绩太过出色,人们往往会忽略他在诗文创作方面的出众才情,以及他在文学理论和审美情趣方面的独到见解。焦循的诗作,既有古体诗,亦有格律诗;既有纪事诗,又有述怀诗,他常常把自己的怀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诗、赋、赞、颂、铭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余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辩、论、解、说、考、记等二十四个大类,既涵盖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学术活动,也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历程。

  焦循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多风格各异的诗文作品,离不开他对审美和文论的深刻思考。而焦循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主要展现在他所编写的《剧说》和《花部农谭》之中。其中,《剧说》是焦循将自己的经史考据功夫用于戏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过广泛搜集唐宋以来各类论说戏曲的文献资料,以《桃花女》《杀狗劝夫》等地方戏曲中演绎的传说故事为例,将它们的来源、流传、演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与研究。而在《花部农谭》一书中,焦循更是进一步在理论上提出了“扬花抑雅”的戏剧论,以及“形意相合”的时文论。

  “花部”,是跟“雅部”对立的戏曲种类。所谓“雅部”,指的是当时流行的昆腔,颇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被认为是一种高雅的曲种。而“花部”,则是指各种地方戏剧,在当时也被称为“乱弹”。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花部的各个曲种,在当时是颇受贬低的。但实际上,昆腔在乾隆、嘉庆年间,已经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花部则凭借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在民间开始流行了起来。焦循的“扬花抑雅”论,就颇有为花部抱不平的意味。在他看来,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表面的真实,要想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剧作,首先必须塑造出让人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然后还要有足够的现实关怀,让观众能够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会没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于烦琐、流于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够贴近观众、激发情感。

  焦循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停地发展和变化。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也都应该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否则,只是在旧有的文学形式中停滞不前的话,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评价,并没有厚古薄今,而是将《诗经》、《楚辞》、汉赋、六朝五言诗、唐代律师、宋词和元曲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关汉卿在剧作上的成就,可与屈原之《离骚》、李杜之诗作相媲美。焦循的这一观点,在当时颇为新颖,后世的王国维之所以对戏剧大感兴趣,写出《宋元戏曲史》这一力作,也是因为受了焦循的影响。

  焦循的文史之学,既有专精细密的考据爬梳,也有抒发才情的诗文创作,与他辉煌的经学成就,可谓相得益彰。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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