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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研究大学生:我们为什么熬夜

发布时间:2024-03-25 11:28:00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一提起大二那年,中国人民大学2020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李一凡立刻回忆起无数个疯狂熬夜的夜晚:一天的学习结束后,他会从晚上9点排练话剧至凌晨一两点,“有的同学还会睡在剧团的沙发上”。随着身体状况濒临崩溃,李一凡意识到,自己的睡眠和健康仿佛被无形的手“剥夺”了。

  该校2020级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马睿思也有类似的体验,大学常常让她有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与高中相比,身边每个人都越睡越晚。“高中忙,大家还能作息规律。现在到了大四,按理来说课业负担最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但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宿舍还没有一个人睡觉。”

  今年的3月21日是第24个世界睡眠日。中国睡眠研究会近期发布的《2024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00后成熬夜主力军,平均入睡时间为0:33;在参与调查的大学生群体中,52%的人在零点至凌晨两点入睡,19%的人入睡时间晚于凌晨两点。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志力在解读《白皮书》时谈到,年轻人普遍面临睡得晚、起得更晚等睡眠难题。

  “日出不作,日落不息,大学生为何熬夜?”带着这个疑惑,2021年,马睿思、李一凡、雷颜旗和杨欣蓉4名00后大学生组建小组,参加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创新杯”青年研究专项赛,他们的这项关于大学生熬夜的质性研究获得了该专项组别的特等奖。

  这群00后大学生试图从时间社会学切入,解读大学生熬夜的真实生活图景。

  你是哪种熬夜类型

  研究中,小组成员共访谈了来自9所大学、21个不同专业的26名大学生(包含6名预访谈对象),每个人都有长期熬夜的习惯。

  一名同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女生提到,设计类的专业作业要求有完整且较长的时间进行创作,白天的时间容易被课程、琐事切割成碎片。“有时候会需要10个小时来完成一个大作业,课程安排和生活节奏导致白天很难去做连续性的创作,所以这类活动常常被安排到了晚上。”

  这一熬夜类型被马睿思归纳为“劳动型熬夜”。马睿思总结了3种熬夜类型,分别是“劳动型”“自由型”和“虚无型”。

  “劳动型熬夜”的同学往往是由于学习、工作任务没有在白天完成,只能转战夜晚。对于他们而言,身体需求是可以“改造”和“干预”的,健康是可以“牺牲”的,比如通过喝咖啡让自己保持清醒。一位经常熬夜学习的访谈者提到,“熬夜是用现在的健康交换未来”。马睿思回忆,周围有同学曾在期末周连续好几天不睡觉,“他觉得要在期末用尽一切可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即使要牺牲健康和睡眠”。

  “自由型熬夜”则指向利用夜晚获得对时间的掌控权。“有的访谈对象觉得,自己在白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晚上成为释放压力、创造生命体验的时段,比如深夜去当兼职调酒师、排练话剧、去酒吧蹦迪。他们的不睡觉行为是在和传统的时间安排作抗争,争取对时间的‘自主性’。”

  “虚无型熬夜”和上述两种不同,这类学生没有要忙的事,不是生理性失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会在一种虚无的心理状态中消磨夜晚的时间。这类熬夜者不愿意睡觉,也跟他们感受到‘白天时间被剥夺’的‘不适感’有关。”马睿思说。

  “这3种类型的访谈对象常常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面临‘时间荒’,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够。”马睿思表示,在现实生活中,这3种熬夜类型可能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熬夜,本质上是一个时间问题。”

  熬夜背后的“时间荒”

  武汉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大三学生李欣发现,自从上大学后,很少在凌晨两点前上床睡觉。第二天如果没有课,一觉睡到中午是常态。

  李欣熬夜有时是觉得精力没消耗完,晚上不想睡;有时则是被迫熬夜。有一次,她在晚上12点接到实习单位领导的微信:“在吗?”李欣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然而然地回了一句“在”。这句回复让她收获了一个文件压缩包,从夜里12点剪视频到凌晨4点,“这类熬夜就会让我特别痛苦”。

  “我熬夜的心态就是:知道它是毒药,却还是忍不住喝。”李欣把自己熬夜的原因归结于“自控力”不够,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把事情做完。“如果能在白天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就不会熬夜了。”

  在进行研究设计时,李一凡和组员将“熬夜”界定为“在本应入睡的时间维持勉强清醒的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并试图区分“主动熬夜”和“被动熬夜”,为此查阅了许多文献。

  但随着团队访谈的深入,他们逐渐发现这种区分没有意义,“你无法判断一个人为了工作熬夜到底算是主动还是被动”。

  在后续的研究中,他们尝试把每个个体的时间安排理解为“完全主动”。“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安排,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决定权”。

  李一凡画了一个模型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种社会角色都会带来一些事件,比如作为学生需要学习,作为子女可能需要照顾父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件想象成一些泡泡,这些泡泡彼此挤压,分割生活中的时间。”

  在李一凡看来,每个人都具有100%的主动权。熬夜就是不同社会角色相互挤压着,把事情挤到晚上,而那些坚持熬夜的大学生,拒绝“戳破一部分泡泡”。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生活节奏加快。”马睿思表示,研究发现,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下,外界环境、氛围等也导致了时间的紧缺,压缩甚至放弃睡眠成为大学生应对“时间荒”的手段之一。

  年轻人往往认为自己有更多“健康资本”

  访谈过程中,不止一个访谈对象告诉马睿思,自己选择熬夜,是因为在当下完成这件事的重要性大于熬夜带来的危害,“熬夜可以给我带来时间和效率”。

  小组研究发现,每个人对于健康的感知与衡量是不同的。有同学看到健康信息后会反思“我真的不能再熬夜了,必须马上调整”;有同学觉得看这些信息徒增压力,“让我的熬夜变得更痛苦”;还有同学试图进行反驳:“有研究表明,睡眠紊乱提高心脏病发病几率,是因为白天日照会影响心脏内部钠和钾的水平。那我白天在家睡觉不出门,不接收日照就好了。”

  “有一些人熬夜,是因为对睡眠的知识了解不足,认为只要‘睡够了’,几点睡都无所谓。”马睿思发现,年轻人往往认为自己有更多“健康资本”。

  但李一凡已经深刻感受到了熬夜带来的后果。大三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李一凡常常连续几晚不睡觉,这导致他在一年内发了3次高烧,每次持续三四天,却查不出具体的感染源。“我查资料时看到,连续几天不睡觉容易让身体爆发炎症风暴。”

  “熬完夜后,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现在李一凡对于熬夜的认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现在有一个底线:睡眠不能低于6个小时。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这样,说不定周末又要去医院输液了。我现在对时间安排有了更清醒的觉察。”

  如何找回时间操控的自主性

  获奖后,小组被多次邀请分享成果。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老师认为这个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不再苛求每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力与责任,而是反思为什么无法自主地操控时间,这种时间操控的自主性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重新找回这种自主性。

  组员们还受邀去学校的学工处参与座谈,基于研究为学校管理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建议本科生宿舍晚上不断电,另一个是建议浴室洗澡时间不设限。李一凡说,他们想打破学校规定的作息方式,“当一个主体受到的外来限制更少,可能会拥有更多的生活主动权,会觉得自己活得没那么被动”。同时,那些选择在熄灯后继续学习的同学,能不再苦于寻找合适的自习场所,也可以减少夜间外出的风险。

  去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综合保障部官方公众号“温馨人大”发布推文,表示结合前期调研和公寓整修、电路改造等工作,本科生宿舍夜间将熄灯不断电,即夜间统一熄灯但电源插座正常供电。马睿思说,小组成员们都感到“惊喜”。

  “做完研究后,我发现自己更愿意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安排,每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带给我的。”李一凡发现,当人们充分觉察这些时,就会发现一些社会角色或活动离开自己也可以转下去,没有必要给他们分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主动去操控自己的时间,再决定熬夜与否。”

  “从社会学角度看,熬夜其实是青年在外界环境和内部价值观双重作用下的选择,需要向外和向内进行‘协商’。”马睿思说,做完研究后,她更能理解那些选择熬夜的同龄人。

  “如果要改变熬夜现状,不仅需要强化青年对健康的感知,加强健康知识的科普,引导青年的价值选择,可能还需要学校、企业等进行外部的调整,例如期末周的考试不要排期过紧,减少被迫熬夜的情况。”马睿思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欣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沈杰群 实习生 刘怡君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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