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发布司法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

　　购买价值较小野生动物不再“一只入罪”

　　4月7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下文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

　　两高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解释》，对农民为了保护农作物不被侵害而采取预防性措施猎捕野猪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综合裁量。

　　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形成“捕捞、猎捕-收购-贩卖”的利益链条。司法实践中，不仅要惩治前端的非法捕捞、猎捕环节，也要惩治后续的销赃环节。基于此，《解释》明确，收购、贩卖非法捕捞的水产品或者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解释》还明确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读1

　　定罪量刑不唯数量改以价值为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表示，《2000年动物犯罪解释》《2014年走私犯罪解释》均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关案件的处理难以适应新出现的复杂情况。《解释》考虑到不同野生动物存在较大差异，改以价值作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基本定罪量刑标准，更好实现罪刑均衡。

　　如《解释》第二条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价值二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又如，《解释》第八条规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以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一)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二)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五万元以上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这里的“价值”不仅仅包括市场价值，而主要是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的珍贵、濒危程度，生态价值和市场价值等综合评估确定的价值。作此调整后，对于价值较小的野生动物不再是“一只入罪”，而是以价值为基准综合考量，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解读2

　　农民为保护农作物而猎捕野猪应综合裁量

　　“需要强调的是，司法实践中要善于运用综合裁量规则，敢于行使起诉和审判裁量权，妥当处理相关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介绍，例如，以往司法实践中常用“两禁”作为入罪标准，即“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即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是，上述情形下捕获的水产品数量差异较大，有的有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有的则只有几斤、价值只有几十元，而且是初犯，一律入罪，恐失之过严。

　　基于此，《解释》专门规定，符合“两禁”标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根据渔获物的数量、价值和捕捞方法、工具等情节，认为对水生生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综合考虑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表示，这一规定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可以综合考虑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渔具的功率强度、渔获物中幼鱼比例等情节综合评判行为对渔业资源的具体危害，实现对案件的妥当处理。对于捕捞水产品数量较少、价值较小，但对水产资源破坏较大的，也应当定罪处罚；对于捕捞水产品数量较少、价值较小，且对水产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不予刑事追究。

　　又如，随着野生动物数量增加，野生动物致害情况不时发生，甚至出现伤人事件。有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作物不被侵害而采取预防性措施猎捕野猪，对于此类案件，就应当实事求是、综合裁量。

　　解读3

　　买卖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宠物或不作犯罪处理

　　《解释》规定，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1)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2)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在刑事追究上，不宜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同等对待。一方面，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也属于野生动物资源，应当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和野外种群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管理，一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野生动物保护，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原文：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解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目前共有三批30种动物被列入相应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原文：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解读：从实践来看，有些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时间长、技术成熟，对相关案件的刑事追究更加应当慎之又慎。例如，据媒体报道，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费氏牡丹鹦鹉被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