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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团长”们自述:从开团到送达 每一刻神经都是紧绷的

发布时间:2022-04-13 14:03:00来源: 北京青年报

  疫情下的上海“团长”们自述

  从开团到送达 每一刻神经都是紧绷的

  4月9日,上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6例,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连续三天超过2万,自疫情暴发以来染疫人数已超过15万。

  上海因疫情封控之后,采购生活物资成了大问题,“社区团购”的民间互助方式随之出现。一次成功的团购,离不开一名优秀“团长”的带领,在微博上出现了“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话题。

  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上海“团长”,他们讲述了这些天各自的经历。在此之前,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如今都是志愿承担起这个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团长”,需要找到稳定的进货渠道,善于组织沟通,同时也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面对随之而来的误解指责。“团长”们还成了当下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看到了更多普通人的困境与求助。

  “如果是父母,我心都要碎了”

  讲述人:小虎,商用公寓租户

  4月8日那天,我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开始和商家接洽,叫骑手接货,在地图上不停盯着骑手的轨迹,生怕有什么闪失。早晨7点半,电话响了,我几乎是从二楼冲下去的,为了楼里团购的这两箱20件三鲜馄饨,我几乎搭上了一整天时间。

  我住在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旁的一栋商用公寓楼里,租户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年龄跨度大,有的房间还是上下铺的群租房,站在门口都能听到里面的吵闹声。公寓里只有一个公共厨房,一些中年租户经常会用,年轻人平时大多靠公司食堂和外卖解决吃饭问题,屋里连调味料和厨具都没有。

  封控以后,上海的抢菜平台几乎瘫痪了,我像很多人一样,定了早晨5点多的闹钟,到点开始抢菜,但从来没有抢到过。公寓管理员曾经联系了一批盒饭,30元一份,但供应了三天就被叫停了,而且一餐30元的价格,对于打工者来说也有些贵。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速食的渴求变成刚需。一筐土豆对于没有做饭需求的年轻人的价值或许抵不上一些方便面、馄饨。我自己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就成了我们公寓的“团长”。

  4月7日,我通过朋友进入了一些可以供应菜品的群,有人在群里问“有没有要馄饨的”,我加了这人的微信,但他一直对“多少份起送”“一份多少钱”“地址在哪里”的问题很躲闪,最后才跟我说,他可以直接联系商家,但需要200元的配送费。

  我挺懊恼的,自己多费了半天口舌找到的“供货商”却是没有货源的中介。于是,我又开始在公寓群里和大家沟通“200元配送费”的问题,要依次跟每个想买馄饨的人都沟通到。

  我当“团长”的过程中,沟通成本越来越大。群里用“接龙”的方式报名,一些年纪大的人不懂接龙是什么,还是在群里单独写明自己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一一核对并重新排序。新入群的人越来越多,新人看不到以前发布的群消息,有些人不备注自己的楼号和数量,也需要我逐个去沟通。

  钱款也需要我先行垫付。面对陌生的微信用户,我挺怕被骗钱的,一直不敢线上付款,总想找到可以货到付款的商家渠道。最后我还是先自己垫付了900元货款给商家,然后才发起了群收款。

  听朋友说,骑手也很难找,于是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开始约骑手。我自己房间里的冰箱很小,早上馄饨到了以后,我需要快速把馄饨分配出去。开始不断有人敲门,我不停地开关门、核对身份、交递货物,像是一个小卖店的店长。

  这个过程中,有个50多岁黑瘦的大叔来找我,说是111号的住户,来取货。按我的登记,这个门牌号已经把馄饨拿走了,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来“浑水摸鱼”的,就语气挺急地对他说:“不是取过了吗,怎么还取?”大叔又问我,“那有多的吗?可不可以卖我一袋?我不会用微信支付。”听我说了“你拿了别人就没了”的否定回答后,他转身走了。

  全部把馄饨发完,已经是上午10点了,送走所有人以后,我还是总想起那个50多岁的大叔。我不确定他是真的想“浑水摸鱼”,还是和同住的人在沟通上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努力帮到身边的人。我爸妈也是这个年纪的人,如果换做是他们在上海,我在外地,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恐怕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一次做“团长”,我感觉特别累,但如果有下次的话,我宁愿自己团多一点、多贴一些钱,也要尽量多囤货,要提前考虑到那些信息不灵通的中老年人。

  “用爱发电却被说吃回扣,我也很委屈”

  讲述人:莉娅,互联网公司白领

  清明节以后,我加了十多个团购群,已经快记不清每个群的群主是谁,买了什么东西,付没付钱,货到没到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同小区的姐姐找到我,她有渠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组织开团,希望我能帮帮忙。我就接过了她的蔬菜瓜果礼包团,这位姐姐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外卖平台的蔬果供应商,有稳定的供应渠道,到现在,我已经成功成团三次了。

  我住在金沙江路的一个老小区,小区有100多户人,居民人数不算少,500人的居民群都建了两个。从6日开始,我就在小区群里发布平台提供的蔬菜情况,让大家接龙报名,然后我制作表格,统计楼号和付款情况。我平时做的是互联网运营工作,这也算发挥了工作上的做表技能。

  那天货物半夜才到,我和四个志愿者一直忙分发,忙到凌晨3点。结果第二天起来,就看到小区群里有人说:“现在物资已经逐渐开放了,电视里也在说,快递员上岗了会越来越好的,大家干吗这么着急,团购的东西这么贵,团长又有回扣。”

  那段时间菜确实很贵,有些萝卜已经到了20元一根,配送也很贵,附近买个药要掏280元的配送费。但我组织的团购,供应商是80元5斤的生活必需蔬菜,价格已经比前几天便宜了很多。看到群里这样的发言,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大部分“团长”本来就是“用爱发电”了,联系供应商、统计表格、分发,哪个不需要精力,我所有的付款聊天记录都会公开在群里,居然还有人说我们吃回扣。

  后来,还有人在群里说,“团长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要有做好服务的觉悟。”看见这种话,我也很无奈,我不是什么无私的人,也是因为自己吃不到东西才做的“团长”,当然了,更多的还是感动,每次团购成功以后,只要群里有一个人道谢,后面会带出来一串“谢谢团长”的信息。

  在这轮疫情里,我看到过很多温暖也看到过脆弱。小区里经常会出现以物换物的现象,有人也会无偿捐助,我家的门禁没电了,4楼的住户把自己家闹钟的电池抠下来装了上去;我的小猫生病被送到宠物医院,医生怕被隔离在家里,干脆住在了医院。

  前几天,小区里来了一辆救护车,随后小区群里出现了一对夫妇的道歉: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抱歉,小孩只是急病发作,不是阳性,大家别担心。

  我真是觉得又心疼又无奈,小孩子有急症本来就很危险,还说“只是”,肯定是怕别人说什么,现在大家的关系还真是微妙。

  “眼下的情况,要把菜放到不能再放了才敢吃”

  讲述人:康虾球,自由职业者

  我和好朋友都住在虹桥机场附近的一栋长租公寓里,公寓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疫情刚暴发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像我们这种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的年轻人怎么办。

  3月30日前是浦西买菜倒计时,我和朋友连续3天去采购,各种大小超市基本都已经空了,跑了4家超市加一起也只买到了一些预制菜和速食,最后一站去了著名的熟食一条街嘉荟市场,终于买到了蔬菜和水果,当时土豆已经卖到10块钱一斤了。

  顺便提一句,当时菜市场需要绿码才能进,所以有不少老人聚在入口进不去,疫情两年多了,依然有老人不会搞健康码甚至没有健康码,可想而知,不会线上采购的他们在封闭前买菜有多难。

  清明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囤的货可能还够,团购的需求不大。但是清明过后,很多人都着急了,几乎是见团就跟。公寓封控一开始,街道给的通知是非居民区暂时没有物资,等通知。经过公寓争取和大家各种渠道积极反映需求,街道陆续提供了4次物资,共计自嗨锅3盒、方便面5袋、八宝粥6罐、麦片1袋,但这些确实不太够。

  我们公寓原本说5日要解封,清明节过去了也没什么动静。我的好朋友好像是我们公寓第一个“团长”,她牵头,我们一起找团购渠道,分头行动,我俩就这样都成了公寓几个女“团长”中的一员。

  我们公寓的租户大多都是互联网大厂的人,每天坐在窗台边办公的时候,都能听到隔壁的电话在谈着各种合作、项目,像是置身在一个封闭版的星巴克。因为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年轻人,组团的时候省了不少麻烦。可能也正是因为邻居是这样一群人,组团的时候省了不少麻烦,填线上表格、接龙、拉群,所有人都驾轻就熟,完全不需要指导。

  “团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加“抢东西”,尤其好多平台的团购都是上架秒光,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前置团,先团、然后付钱,接下来等着发货。

  我朋友做成的第一单团非常困难,连续两天每天都起早贪黑,有太多信息要问、太多问题要回,除了“在哪儿填、到哪儿领、蔬菜包里具体都有啥”这种重复的问题,还要一直跟进,生怕下一秒团购信息失效,所以要在群里一遍又一遍地喊人团购,盯着看自己的团组团成功了没有,一旦满足起送份数,第一时间联系商家配送。

  成团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拿到团品,我们成团但是没有送到的情况占多数。一开始,供应商那边很难联系,必须不停打电话。因为一会儿不联系他,他可能就把你漏掉了,而且他们的电话很难打通,打几十个电话才打通一次。中间还可能受到物流、政策等各种原因的影响,等到配送开始了,“团长”又要随时跟进配送到哪儿了,从开团到送达,每一刻神经都是紧绷的。

  记得脱口秀演员庞博曾说:“真正的生活必需品,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不然每天都会有人在菜摊面前虔诚地祈祷,今天让我抽个蒜吧,仨礼拜没吃蒜了。”

  这种看似戏谑的话,现在照进了现实,迄今为止,我已经收到过两次盲盒了。第一次是蔬菜盲盒。蔬菜包99块钱一包,菜很少,品质非常差。娃娃菜是烂的,上面都已经有那种糜烂的汁液了,我只能掐掉实在不能吃的部分,洗一洗,然后晾干保存起来吃。青椒一共是四个,两个都是坏的。剩下的土豆和西红柿,我收到的还比较好,其他住户有很多反映土豆发芽了,西红柿烂掉了。那能怎么办呢,非常时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因为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另一次是水果盲盒,我做“团长”,不能确定平台下一次会上架什么水果,不过我们小区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就可以。我们做表格的时候直接就告诉大家,不确定到时候会有什么水果上架,有信息通知,我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本来我们没希望团到了,因为还没成团水果盲盒就下架了,幸运的是,半小时后我们捡了个漏,搞到一团西梅。

  8日中午,我的邻居知道我们没有菜了,送了我一盒五花肉、绿叶菜和一点香菇。但是那些绿叶菜也不太好了,不能再放了。我就把这些绿叶菜分门别类全都烫了,烫好之后放凉,再拿保鲜袋装好放在冰箱的冷冻区,过两天吃泡面的时候,至少能拌个菜。我把不能放的西红柿也都炒了,跟洋葱一起装在饭盒里冷冻保存。

  看着冰箱里不多的自制“预制菜”和自制“干菜”,我突然有些心酸,眼下的情况,要把菜放到不能再放了才敢吃。

  “我们有一份怎么当好团长的SOP”

  讲述人:Double,文化产业公司职员

  我们公司部门里面已经出现好几个“团长”了,为了方便做“团长”,公司部门会议也挪到了晚上。每次开完部门会,大家还会分享自己做“团长”的经验和渠道。

  我住的社区在长宁区新华街道,是一个高层公寓,一共22层,每层20户。3月27日的时候我已经居家办公两周了,下楼取快递发现小区大门被封了,问了物业才知道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

  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封控前团购的食物已经快见底了,每餐计算着吃也只够再吃三天,一下被一种“能否吃到饭”的恐惧笼罩了。我几乎是见团就跟,价钱贵也跟,因为不知道成团了会不会爆单、仓库是不是配送。

  因为想吃面包,我在小区一个叫珺姐的邻居鼓励下,做起了面包团的“团长”,这才发现,我们小区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团购体系,像个“小公司”似的在运转。

  小区里有个专门的“团购志愿者群”,里面有人负责发动人脉搜寻供货商信息,有人做起各个品类的“团长”,有鸡蛋“团长”、牛奶“团长”、蔬菜“团长”等,到现在已经组织过20次团购,有5个“团长”了。

  每次货物到了小区门口物业消杀完以后,珺姐会在小区群里张罗配送的事,看谁家贡献个小推车,有没有几个男生来送一下货。包括住在小区里的外国居民,也都加入了团购,有个日本小哥甚至通过自己的渠道团购到了咖啡豆。

  对于小区里的老人,我们会有专门的服务。老年人使用手机不是太熟练,只需要在群里说下需求,就有一对一的年轻人帮他们填单子、垫付、送货上门。

  每天晚上,“团长”群里还要开会总结一下“团长”们今天的工作,有专人负责写SOP(流程指引),这样能保证团购体系更加流畅地运行。总结的团购流程也会发给新的“团长”看。

  在这份SOP上,写着该在群内如何介绍产品、价格、收费、满足份数,怎样联系供货商、怎样联系配送。还有专门的“客服”负责答疑。因为“团长”要统计、制表、调配这些比较细致的活,大多是女孩子负责,帮助配送的志愿者大都是年轻的男生。

  目前我负责的面包群,份数已经到了70人,虽然还存在着面包到底能不能送来的担心,但更多的还是第一次做“团长”的兴奋。

  空下来的时候,我会观察周围的楼层和周围的邻居。我看到对面楼上,穿睡衣的女生总在阳台上跑步,听见邻居的歌单从《粉红色的回忆》变成了邓丽君,还发现大楼的物资群有人用面膜换了火锅底料。

  这几天我还注意到,小区的树一天比一天绿,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晚,感觉上海的春天已经到了。

  文/本报记者 李晶晶

(责编: 陈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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