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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长征”近 30 年为十余万红军将士“安家”

发布时间:2022-08-02 16:34:00来源: 四川日报

  原标题:“碑林长征”近 30 年为十余万红军将士“安家”

  巴中南龛风景区,沿山脚道路缓缓往上攀登,不多久便能看到一座风格庄重沉稳的黑、灰、红三色大门,上书“将帅碑林”四个大字。

  这座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系1993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2005年正式落成,旨在纪念和缅怀红四方面军红军将士的丰功伟绩。走进其中,郁郁葱葱的草木间,掩映着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纪念单碑长廊、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等十四大碑区,共嵌碑4580余块,刻写红军英名13.8万人。

  提起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张崇鱼是注定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位土生土长的巴中人,在50多岁行将退休的年纪踏上“长征”,近30年来奔走于全国各地,搜集红军将士名录、资料、遗物,在南龛山上“树碑立传”,打造出一个共同的“家”。近日,记者跟随张崇鱼的脚步,在巴中、成都两地探访其“碑林长征”的不凡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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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史料树碑立传,让红军精神世代传承

  几年前,张崇鱼随子女移居成都,住进新南门附近一个小区。房子不大,装修陈设十分简朴,不过其中一个房间却是他的“专属”,里面摆满了各种文献、资料、著作等。不仅如此,已经84岁的张崇鱼还时常往返于成都、巴中两地,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建设尽心竭力,用各种方式弘扬红军事迹。

  这条路,张崇鱼已经走了近30年,然而其缘起还得继续往前追溯。

  1938年,张崇鱼出生于巴中,这里地处此前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他的亲属和邻居中,参加红军的就有几十人。“耳濡目染,红军的故事陪伴着我的童年时代,而英勇的红军,自然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张崇鱼读中学时,学校请来一位老红军讲党课。老红军一边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一边掀开上衣,10多道足足3指宽的伤疤深深震撼了他。

  “英雄在我心中的形象具体了起来:原来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常人的悲欢离合。但为了革命,他们舍弃了太多太多。”从那以后,红军成了张崇鱼青年时代前行的榜样,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73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后来,张崇鱼一直在巴中基层工作。1992年,为筹备庆祝红军入川6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巴中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委主任的张崇鱼搜集、阅读了大量红军文献资料。“我对红四方面军在巴中的相关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特别是看到巴中子弟先后有12万人参加红军,4.8万人英勇牺牲,我心里触动很大。”

  “他们,就是这段历史里的丰碑。”纪念活动当晚,张崇鱼睡不着觉,红军故事、红军精神汇聚成洪流,激荡着他的心灵。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当年红军将士为了后人的幸福生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作为生长在川陕苏区的一名共产党员,他要把史料收集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让红军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碑林”的概念,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张崇鱼认为以此纪念革命先驱,能更长久、更深入,而且还有新意。“的确,相比碑刻,著书更简单,人力物力消耗都更小,但书很容易腐坏和遗失。”在张崇鱼看来,红军代表了一种永不过时的精神力量,碑林这种既能长期保存,又能有效承载的形式,是最合适的选择。

  这也源于过往成功经验的支撑。此前,张崇鱼征集过2000余幅中外书法作品,在巴中阴灵山刻立书碑1300多块,建成了当时全国第四大书法碑林。

  然而,张崇鱼刚提出自己的想法,各种质疑就扑面而来。家人劝他,快退休的人了,最好“安全着陆”,不要再兴师动众;有人给他泼冷水,说这么浩大的工程,简直是“愚公移山”;还有人嘲讽张崇鱼,怀疑他是为了骗钱游山玩水。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看着渐渐远去的历史、老去的红军,我明白不能再等了。”张崇鱼希望在巴中给他们“安个家”,让老区人民永远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临近退休的他,再度踏上“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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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0年行走超80万公里,为16.8万将士留名

  1993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巴中建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建设初期,建设资金短缺,一个“四没有”的局面摆在张崇鱼面前:没有专人、没有专款、没有专门办公室、没有专属电话。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钱,工地材料短缺,张崇鱼就利用个人关系四处去借。当地水泥厂负责人一开始拒绝赊欠,要求“一手交钱一手发货”,张崇鱼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后来终于打动了对方,答应免费资助10吨水泥,解了燃眉之急。张崇鱼开玩笑道,此后,一个“厚脸皮”的瘦老头开始在各个材料商之间穿梭游说,成了碑林建设中的一道风景。

  同时,张崇鱼等人开始为“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搜集红四方面军资料。最初他们就像大海捞针一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收获却很少。

  幸运的是,当时达州有一位研究党史的专家,出版了一部《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录了2000多位老红军的任职情况。张崇鱼等人以此为桥梁,开始尝试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建立联系。“我拿出了仅有的800元存款,向全国发出了3000多封信函,阐述了我们建设将帅碑林的想法和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陆陆续续收到老红军或家属的回信,并通过多次信件来往逐渐建立起联系和信任。

  以此为基础,张崇鱼等人怀揣神圣的使命感,开始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红军遗物。1993年,他们外出寻访的第一站是达州,此后又前往武汉、长沙、福州和广州,拜访了几位将军和20多位老红军,绕了一大圈回到巴中。

  为了节省开支,张崇鱼等人总是坐火车硬座,甚至在目的地城市住几块钱一天的地下室,饿了就买点烤红薯对付,“每一分钱都掰开来花”。

  对他们而言,除了身体上的苦和累,还得应付数不清的误会。

  寻访的几十年间,张崇鱼曾被当成骗子、被小偷划破胸口、遭遇车祸、在路上生病甚至病危……老伴无数次心痛得掉眼泪:“老爷子,莫折腾了,命都快没了,还找个啥。”然而在张崇鱼看来,在信仰的支撑下,旅途的“苦”远远比不上成果的“甜”。

  截至目前,张崇鱼等人已经寻访全国31个省份,总计出行170多次,行程超过80万公里,拜访了1000多家单位和6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搜集到16.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掌握红四方面军史料两亿字以上。此外,还搜集了20000多张照片,12000多件相关纪念物品,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超过3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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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耄耋之年不言老“碑林长征”依然在路上

  2005年7月15日,占地120余亩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在巴中城郊南龛山顶正式落成。现场,张崇鱼热泪盈眶:“为了修建碑林,从未好好陪伴家人,家就像一个旅馆;和亲戚朋友见面开口都是借钱,大家感情逐渐变得疏远……”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在他看来,这一切付出又是那么值得。“这一座座丰碑,让红军的英魂得以在此长眠安息,让这段鲜红的历史和红军的精神被后人铭记。”2005年11月,川陕苏区将帅碑林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今,这里已建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纪念单碑长廊、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等十四大碑区,共嵌碑4580余块,刻写红军名录13.8万人,成为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

  建设、寻访过程中获得的帮助,张崇鱼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位老红军捐赠建设资金后,担心受骗,和老伴一起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巴中。“看到气势如虹的碑林和我们简陋的工作环境,这位老红军感动了,又捐赠了1000元。”

  此外,老红军的家人们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位通江籍老红军之子,专程从西安到巴中捐赠了10万元现金,修建将帅碑林大门;上海一位98岁的老红军夫人捐资10万元,为将帅碑林建起“锦鲤池”。“我们收到的不仅仅是资助,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这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张崇鱼说。

  这一过程也不乏“意外收获”。通江籍老红军女战士刘汉润当年随西路军征战负伤,便留在了当地,后来在甘肃景泰县工作。由于离开时还很年幼,她既想不起老家具体在哪里,也不知家中还有什么亲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张崇鱼在寻访中得知后专程赶去拜访,为其介绍家乡近况,并找到了她在巴中的亲人。2009年,在张崇鱼等人的帮助下,时年92岁的刘汉润回到巴中与亲人团聚,并在家乡暂住了半个月。2020年10月23日,张崇鱼将自己几十年搜集的5147件物品,无偿捐赠给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和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其中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名家为碑林亲撰的丹青墨宝,以及红军将士的手迹、印章、手模和部分红色史书史料。

  为了完成与老红军们的约定,张崇鱼的脚步还未停歇。1993年8月,他在大连拜访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时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陶万荣时,对方提出百年之后将遗物捐赠到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去年6月底,陶万荣之子阮晓浒联系到张崇鱼,发来一份母亲的遗物清单:手写个人履历表一份2页、战争年代军大衣1件、缴获日军柳条包1个……为了完成老红军的遗愿,他亲赴大连接收这些遗物。

  不久前,又有一位90多岁的老红军遗孀从大连来电,希望将丈夫的勋章等物品亲手交给张崇鱼。“有人问我,身上为什么还有这股劲?我这样告诉他们:民族复兴国人盼,新的长征路在前。巴山蜀水风云涌,开创伟业莫怕难。耄耋之年要奋斗,红军精神世代传!”他说,不管吃多大的苦,今生都要始终守护好红军英灵。

  主角名片

  张崇鱼,1938年7月出生于四川巴中,中共党员,现任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名誉馆长。2019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21年,先后入选“中国好人榜”,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92年至今,先后出行170多次,行程80余万公里,拜访上千个单位、6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搜集到16.8万余名红军战士英名,掌握红四方面军史料两亿字以上。带头建成中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此外,还搜集了20000多张照片,12000多件相关纪念物品,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超过300件。(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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