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5月28日电（池梦蕊）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自5月18日《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已有近4万名参观者慕名来欣赏公园里的“老物件儿”。据统计，5月18日至26日（5月20日、27日周一闭馆），共8天。展览参观人数39871人，讲解70场次，服务近3000人。

　　不少公园的“铁粉儿”对景山、北海、陶然亭等的花草树木如数家珍，而通过此次名园文物展，可以近距离欣赏到颐和园“清宫第一榻”之称的紫檀嵌珐琅云龙纹七屏式罗汉床、华士胡博绘慈禧油画像、北海公园阅古楼石刻拓片、天坛公园五色瓷祭器，以及公园历史图片、历史门票等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在参观中，从园林与北京城市格局，园林及水利、水系的关系，园林与公共文化生活等新的角度，见证不同历史时期的都城风貌，更深入地了解北京园林的历史文化、敬天尊祖的古老文化、中华礼乐文化、名人书法文化。

　　据了解，展览共汇集北京古典名园文物近200件以及数十件档案资料品，向广大观众全面展示北京古典名园蕴含的悠久历史、杰出的艺术价值和多元的功能，以及在新时代北京城发展建设中承担的政治、文化及生态等载体功能，充分阐释北京公园在弘扬优秀文化遗产与建设生态文明事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观众可以通过率先领略公园十大“文物重器”的前世今生，一起穿越古典名园的春夏秋冬。

　　言之以礼，必不离器。《园说》展览精选了天坛公园馆藏的祭祀礼器、乐器等文物精品，希望通过展品所折射出的礼乐文化内涵，让更多的观众体悟到中国古代先民敬天尊祖的古老文化和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

　　【五色祭器】

　　在展厅中央有五组独立展柜，展出的文物是来自于天坛公园的五色瓷祭器和铜祭器。这些祭器用来盛放祭品和祭酒。

　　清帝退位以后，坛庙祭祀制度被废除，部分坛庙文物后来交由坛庙管理事务所集中管理。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坛庙管理事务所改组为天坛管理处，部分清代列入国家祀典的坛庙祭器，由天坛统一管理。

　　北京的“九坛八庙”是皇朝祭祀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反映了中国古人敬天法祖的传统思想观念，其中天坛在坛庙礼制建筑中等级最高，天坛冬至祭天大典也是清代祭祀礼制大祀之首。

　　祭器的造型最早来自于远古先民的日常餐具。最初，只有石头、木头、竹子等质地。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完备，祭器的造型质地开始趋于精美和多样化。

　　按照古制要求，祭器必须严格遵循“礼神者必象其类”的原则，按照祭祀对象和等级的不同一一对应相应的颜色。展厅里的蓝色、黄色、红色、月白色的祭器就分别是用来祭祀天、地、日、月，这是中国古人的习惯将思想理念的内核通过实物外化的典型代表。外化形式多种多样，礼器的颜色、形状，建筑的形状规制、色彩等等，蓝色象天、黄色象地、红色象日、月白象月，圆形象天象日也象月、方形象地等等。天圆地方也是思想内核外化的典型表现。

　　【铜鎏金编钟】

　　在展览的第四单元《百年公园旧貌新颜》部分，有一枚来自天坛的明代铜鎏金编钟，因为身世坎坷给人印象最深。

　　编钟为明代造，铜质鎏金，是演奏中和韶乐的主乐器。编钟一组16枚，但是天坛目前仅存此一枚。1900年“庚子事变”中，天坛斋宫、神乐署、库房内的陈设、器件大部分遗失，乾隆朝精铸器件全部部被八国联军掠走，这枚编钟被一名叫道格拉斯的英军少校带到了印度，作为战利品存放在军官俱乐部里。1994年，在编钟被掠走近百年之际，印度陆军参谋长乔希上将来华访问，向我国交还了这枚编钟。印度军方为安全护送这枚珍贵的编钟回家，还特意按照中国样式，制作了一只精美的木盒，在底座上记录了这枚流失海外编钟的经历。国家文物局为此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编钟做了鉴定，确认这枚编钟为明代所制，形态完美，工艺精湛，鎏金匀称，为国内罕见，标定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移交天坛保管。

　　颐和园送展了70余件展品，其中4件文物堪称本次展览中的精品，深受观众喜爱。

　　【兽面纹三牺尊】园说“最古老”的文物

　　位于第三单元起始位置的兽面纹三牺尊，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为商代时期青铜祭祀用礼器，体型硕大，是本次展览中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文物。其器物表面以兽面纹为主要纹饰，突出于底面，形成浮雕形式，主纹以外的空间刻满精细的几何形底纹，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起着对主纹的烘托作用；在主纹较宽大的部分又有阴刻下去的线作为形体刻画的补充，使得整件器物层次分明，异常华丽，这种多层次的装饰被称为“三层花”工艺。据清代史料记载，这件兽面纹三牺尊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摆放颐和园排云殿二宫门前的露陈墩上使用的，充分彰显出皇家的威严。

　　【青玉乾隆御题云龙纹瓮】园说“最大”的玉雕文物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最大的单体玉雕文物，在清代为祭祀酒器。这件青玉云龙文瓮为一整块巨大的青玉，随形雕制而成，内堂呈现出海棠形，外壁浮雕海水云龙纹饰，内底琢刻隶书乾隆皇帝诗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铜镀金画珐琅匣式座钟】园说“唯一”一件外国制作的文物

　　唯一一件由外国制作的钟表文物。这件座钟为十八世纪英国所造，在乾隆时期收入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座钟上部呈三角形，前后两面绘贵妇头像，下部呈方形，装嵌内容不同的彩画，其绘画手法及题材富有浓郁的欧洲风情。此钟被称为匣式也正是因为其内部另有乾坤。座钟可以由正面圆形玻璃按钮打开，周围有诸多格子，藏在平面之下，存有香水瓶、镊子、小刀、剪子、勺等小工具，可见此匣式钟即有钟表报时的功能，也兼有梳妆匣的功能，设计极为巧妙。

　　【缂丝无量寿尊佛像图轴】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古代缂丝作品

　　本次展览中体量最大的展品，长宽达到近7.5米和4.5米，是国内现存同类文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缂丝文物。缂丝工艺是中国独有的古老制造技艺，由于工艺复杂，通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幅无量寿尊佛像是乾隆皇帝为其母祝寿所织造。无量寿的意思便是寿无量。在上方正中的位置是蝙蝠形状的祥云，寓意福气吉祥。在祥云周边是八位姿态各异的天仙，捧有供果。中间的三尊佛分别是燃灯佛，释迦摩尼佛和弥勒佛，下方是释迦摩尼佛的两位弟子迦叶和阿难以及十八罗汉。整幅缂丝画工精细，颜色艳丽，并且有乾隆皇帝的五方印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本次展出为这幅巨大的缂丝图第一次对公众展出。

　　【寿皇殿宝坊匾芯】“失踪”六十年的首次亮相

　　北京应该是国内牌楼最多的城市,牌楼又称宝坊,但建在中轴线上的皇家等级牌楼少之又少。景山公园寿皇殿宝坊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是景山山北的第一组建筑，也是北京皇城内仅存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三面宝坊，为四柱三间九楼式宝坊，每个宝坊正反面均有牌匾，宝坊原匾额均为乾隆皇帝亲自题写，其文字多出自《诗经》、《尚书》，借以阐述寿皇殿的深刻文化内涵。1947年，因宝坊日渐倾斜，有倒塌之势，便对这三座宝坊进行修缮，按照原制式修复，用木质替换了原有的石质匾芯，但没有任何档案记录被替换的匾芯如何处理，原来的石匾芯就这么不知所踪了。直到2009年公园在清理库房时，意外的发现了三块石质匾芯，经比对文字内容，发现与寿皇殿前宝坊上匾芯内容基本一致，并刻有“乾隆御笔之宝”印章，确为寿皇殿宝坊匾芯原件，至此，“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寿皇殿宝坊匾芯终于重见天日。

　　此次参展的为南侧宝坊石匾芯，位居中轴线正中，牌坊前额刻有“显承无斁（yì） ”, 后刻有“昭格惟馨”。“显承无斁 ”意为显扬继承（先祖）没有厌弃,“昭格惟馨”意为（继承之心）昭示天下才能传播深远，寿皇殿宝坊建于乾隆执政鼎盛时期，石匾上的御题也显示了敬天法祖的乾隆皇帝继承发扬先祖大业，开创清朝繁荣盛世决心。在三山五园中，既有颐和园的辉煌壮美，也有静宜园的灵动别致。

　　【引水石渠】

　　《日下旧闻考》中曾记载“西山泉脉随地涌现”。香山公园静宜园时期，山林间的泉水为整座园林增添了许多灵动的诗意，同时也解决了城区，特别是昆明湖扩挖后对水的需求。引水石渠修建于1773年，分为两条，一条从卧佛寺樱桃沟引水，另一条由香山碧云寺水泉院引水，后由池内引而东行，入静明园。这块引水石槽是香山引水系统的一部分，每块水槽短的约80厘米，长的近3米，由下槽和上盖组成，起水道作用。

　　随着引水石渠被挖掘出来，使得今天的我们看到一条完整的古人理水的脉络。香山引水工程后对京西园林、寺观的造景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没有这些泉水，就没有京西海淀一带三山五园与私家园林密布如林、互相照应的“借景”效果，北京的文明史就要局部改写，北京也就少了那么多光彩夺目的故事与诗篇。可以说，是香山引水工程成就了三山五园的辉煌壮丽。通过一段引水石渠，我们看到了古人在理水、用水方面的智慧，也展现出中国园林对周边环境的关照与利用。

　　【梁启超 《浏阳二烈遗念之二》】历史变革的见证

　　在北海公园的北岸，苍松翠柏中有一组鲜为人知的建筑群——北海快雪堂建筑群。该建筑群初为澄观堂、浴兰轩两进院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为保存传自明代的一套珍贵书法石刻，亲命在浴兰轩后增修楠木殿宇快雪堂及两侧游廊，将石刻镶嵌在两廊内壁上，并亲自题写了《快雪堂记》镶于廊内。民国年间，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为纪念讨袁护国运动的著名将领蔡锷（字松坡）将军，向民国政府提出倡议，经总统黎元洪批准，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全院拨作“松坡图书馆”第一馆（西城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一月四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任馆长。图书馆成立后，许多著名人士曾来此活动，其中有孙中山、黄兴、徐世昌、曹锟、胡适、熊希龄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等。

　　快雪堂不仅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收藏有梁启超先生珍贵的艺术作品，其中《浏阳二烈遗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浏阳二烈遗念》作品中的“浏阳二烈”特指两位维新志士。1900年，在江南重镇铜陵县大通镇,爆发了唐才常组织,秦力山具体指挥的自立军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自立军反清武装起义计划中唯一举事的一次起义,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中国近代史中却有其特殊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唐才常被捕就义。蔡锷将军曾听过唐先生的课，视谭嗣同、唐才常为偶像，得知唐才常死后，蔡锷大恸，写诗纪念：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唐”指的就是唐才常，“谭”指的是谭嗣同，谭唐两位先生都是湖南浏阳人。

　　《浏阳二烈遗念》作品底图为谭嗣同就义前所藏。梁启超先生得之后，在上题写了奠文，既是对蔡锷将军的纪念，也是对唐谭两位烈士的纪念。

　　《浏阳二烈遗念》的年代并不久远，但是它本身的年代与文字内容，恰恰处于中国近现代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一阶段，无数革命家、志士为了改变中国、强盛中国而奋斗、探索，甚至为之献出宝贵的生命。作为一级文物，《浏阳二烈遗念》成为北海公园园藏珍品。

　　【乾隆版大藏经】佛教经典的总集

　　北京植物园选送清代大藏经和明代大藏经各一函作为参展文物。《乾隆版大藏经》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简称《乾隆藏》，又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名《龙藏》，泛称《清藏》。它以明《北藏》、《南藏》为底本，又出于政治目的增入明清著名僧人语录、杂著，撤出《出三藏记集》等重要典籍。印成后，乾隆帝还再三下令撤毁其中“违禁”的内容。因此，它比明刻诸藏更具有时代特征。实际收录元、明、清三代高僧大师的经、律、论、杂著等共1665种。

　　《乾隆版大藏经》的编刊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历时6年完成。初印104部，颁赐各地禅院。此后至民国年间，又陆续刷印了数十部，共印行150余部。

　　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自宋至清，木刻汉文大藏各代频出，唯有《龙藏》经版保存至今，其印本完整者亦极鲜见，因此，它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

　　展览时间：2019年5月18日-2019年10月7日

　　开馆时间：09:00-17:00(16: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展览地点：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A厅

　　展览类型：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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