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00年前，为了和俄国争夺地缘政治优势，为了将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为此，西藏人民进行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抵抗。由于当时清中央政府的软弱以及敌我力量的悬殊，使这场不对称的战争让西藏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江孜抗英保卫战失败后，英国在西藏进一步策划“西藏独立”的一系列活动，在西藏上层统治中培植亲英势力。从此，在西藏开始了长期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殷鉴不远，在冷战后的新的国际形势下，西藏地区在西方国家古老的地缘政治中心和新的能源地缘中心中的战略地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增强。本文试图从全球视角审视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背景，以此来评析江孜保卫战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我国西藏可能面临的潜在危险因素作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地缘政治；抗英；意义

　　［中国图书分类号］D6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3－008－07

　　一、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看英国侵略西藏的背景

　　争夺地缘政治优势，遏制沙皇俄国进一步向东扩张，掠夺具有战略价值的资源，这一概念支配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中亚战略思想，成为英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主要原因。

　　（一）西藏地区在英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地位

　　西方的地缘战略学常使用这样一个警句：“由于对地理战略的无知，给国家利益造成的代价是难以估算的。”地缘政治学说是国际政治学说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地缘战略是利用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国家利益的方略。在地缘政治学说中，最有名的论点之一就是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的“世界岛”论。麦金德的“陆权论”认为，在世界各大洲中，欧亚大陆被喻称“世界岛”，而中亚是其“心脏地带”。谁能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他的所谓地球的“心脏地带”，大致包括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起，向南延伸沿中国东北平原、蒙古高原、克什米尔高原、西藏高原、伊朗高原，向西延伸至中东高原，以迄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的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这一块地域之所以称为“世界心脏地带”，主要是由于这块横跨欧亚的大平原位于地球上诸大陆的中心地带。麦金德试图创立这种新地理学的19世纪后期，英帝国正是一个生气勃勃地经营于世界霸权的殖民主义世界帝国。可以说，地缘战略在20世纪支配了大部分国家及英国的战略走向。诚如一位英国人早在1904年所说的：“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政治家还只在几个棋格子里走棋子儿，而棋盘上的余部都空闲着。但是现在，世界业已成为一个星罗棋布的棋盘，政治家的每个行动，都要考虑一下棋盘上所有的棋格。”西藏高原被认为是“心脏地带”中的一部分，自然会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早在160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从事商业剥削。1757年，英国打败印度孟加拉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英国在长达数世纪的地理扩张和资本扩张过程中，把许多亚非拉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是直接的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他们仍然把地缘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英国地缘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逐步蚕食或逐层建立安全缓冲区，为保卫新建立的缓冲地带而在缓冲地带的外围进一步开辟更安全的缓冲地带。英国按其从印度北侵的既定方针，1835年从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从此，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了立足之地；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以后，又悄悄侵占了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1849年，英国征服了印度全境，印度就成为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其向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1860年，英军进攻锡金，并于1861年囚禁了锡金王，强迫其签订英锡条约，占领了锡金的许多土地。英国即以锡金为入侵西藏的跳板，在锡金境内大举修路，步步北上，显其3个地缘政治意图：1、使西藏成为印度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地。2、并通过西藏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3、达到“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的战略意图。由于对印度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食品篮”的高度重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的战略家们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两个同心圆是指，内圆：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从这一地缘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必须从印度向北入侵喜马拉雅诸山国，进而对西藏进行侵略。1860年，英国同尼泊尔签订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864年，英军进攻不丹，1865年强迫战败的不丹与之签订条约，强占不丹的大片土地。英国在侵占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廓尔喀（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三个小国后，便准备开展侵略西藏的活动。用英印总督寇松的话说，“世界最高的那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地图上是片空白，这是令人不能允许的。”

　　除以上地缘政治战略考虑外，掠夺西藏丰富的羊毛、皮革和矿产资源，倾销印度茶叶和工业品，也是英国刻意要达到的目的。1885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英国印度事务部关于陈说印藏通商节略，大谈印藏之利：“印度、西藏两处，宜于往来贸易通商者，此乃中英两国国家之益也”；“西藏所产羊毛绒等运至欧洲可获大利，而中国货物由海运至印，经大吉岭入藏，也较由广州陆路至拉萨便宜多矣”。为此，“其第一件应办之事，系由印度总督派一使臣至拉萨，其使臣须奉中国大皇帝谕允，并与中国驻扎西藏大臣交好，恳其代通友谊于达赖喇嘛处，并协同中国驻扎西藏大臣与拉萨大员讲明使臣此来专为通商起见，欲使贸易兴旺，地方丰盛，去其一切疑惑之心”。①

　　（二）英国和沙皇俄国对西藏的争夺

　　随着西方各国实力分布的变化、地缘重心的变化，以及战略通道作用的强化等，列强的战争地理分布特点也出现从欧洲大陆到欧亚大陆，再从欧亚大陆到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相应变化。沙皇俄国与英国开始争夺在西藏的特权。

　　1876年，当《中英烟台条约》签定、英国要求清政府准许英国派员进入西藏探路时，俄国也开始觊觎我国新疆，企图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屡次派员去西藏“探险”，这使英国侵略西藏有所顾忌，不敢大举行动。此时沙皇俄国的扩张正无情地添满了中亚这片广旷的空白地带。英国的军事战略家作出推论：俄国只是限于其实力，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威胁，远不如英国严重和直接，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政治上的笼络。这一推论为英国在亚洲以俄国的威胁来推行侵略政策找到借口。英国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执行了亲俄拒英的外交政策，俄国间谍德尔智在拉萨散布佛教的乐土在俄国，沙皇本人就是佛的转世等谣言以拉近拉萨和俄国的距离；英国认为沙俄以每天大约50平方英里的速度向东挺进，对西藏、进而对印度怀有种种的企图；英国担心自己在南亚的利益受到俄国人的损害。1898年冬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认为，“如果我们在西藏无所作为，不到10年俄国就会试图建立一个保护国。无论如何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还不会构成一种军事危险，但将是一种政治危险，对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则会构成一种实际危险的结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前进，阻止西藏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寇松还声称，于1902年收到一些报告称：“中国政府看到参政的人十分软弱，而且不是那么积极主动，因此它把西藏移交给俄国，请求它的帮助……沙俄帝国现在已接受了西藏并帮助太后……俄国人掌握着西藏所有的矿井，它能够修筑铁路等等……俄国人获准在西藏建立边界贸易站，修筑铁路”。②几天后，寇松得到伦敦的电报，也声称：“驻北京的公使阁下报告说，俄中银行已经事先筹划好在报界散布谣言。如果俄国答应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那么，中国在西藏的利益可以转让给俄国”。③英国十分顾虑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俄国总参谋部像寇松一样把西藏看作是两个进行扩张的帝国之间至关重要的缓冲地带的东部一侧。由于两个大国都认为这个缓冲地应该是自己特有的领地。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俄国深信，一个友好的已被自己控制的西藏是俄国在锡金及帕米尔主权之必要保障的话，那么寇松也同样可以肯定西藏对大英帝国的反应对保护喜马拉雅属国是必然的。这些属地被视为保护印度本土的堡垒”。④为了压服西藏地方当局，排除沙俄控制西藏的可能，寇松认为，需派遣一个英国官员和卫队长期驻扎拉萨，能够使英国实现支配西藏的目的，以此保护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利益。英国窥视西藏已久，阴谋百出，居心叵测，西藏情势岌岌可危。

　　伦敦的巴尔福内阁批准了冠松的建议，同意进军西藏。当时英国的政策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认为中国越来越没有能力控制西藏，这就有必要由英国来填补这一政治真空，这说明了英国实际上不认为西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第二，英国也正确地判断了俄国不可能对印度构成军事威胁。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势及漫长的供应线，俄国对西藏和印度的入侵是不可能的，但是俄国的势力及影响可能危及英国的权力、威望和利益。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力顾及西藏，英国趁机派军队侵入西藏。在得到伦敦的批准后的3个月里，寇松与荣赫鹏便组成侵略西藏的远征军，名义上是由一支军事护卫队护送的“纯粹的商务使团”，其正式名称是“西藏边境使团”，为“动用军队来抗击西藏人阻止使团前进的任何抵抗”，这个所谓的使团配备了重型武器马克辛机枪、轻型火炮及现代化的恩菲尔德步枪等武器。⑤英军入侵西藏，清朝外务部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制止英国武装部队在西藏境内的活动，但每次都毫无结果。

　　1903年7月，英帝国主义再一次派出以荣赫鹏率领的一支千人大军，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开始了对西藏地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12月12日，英军偷越了则利拉山口；13日进驻仁进岗；21日占领帕里。1904年1月，英军又相继占领了堆拉、戈吾等地。矛头直指江孜，一场以江孜人民为主的西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了。

　　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亚东被英国人强行辟为商埠，并开设英国商务代理处，海关、商检一应大权均由英人掌握。这些规定实际上宣告西藏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至此，英国人的势力正式进入西藏，俄国人被排除在外，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势力和影响从那时起被英国人开始削弱。英国人在西藏驻军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二、英国直接侵略西藏的后果评析

　　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军事手段恣意欺凌中国西藏地方，又以政治手段笼络和培植了西藏上层的亲英势力，发明了旨在分裂中国的“西藏独立”论。这个“西藏独立”论，使得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朝廷穷于应付，也给尔后的中国政府带来了灾难。

　　（一）英国的入侵与“西藏独立”论的产生

　　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西藏独立”论，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入侵中国西藏的英国是始作俑者。英国按其既定的地缘战略目标进一步向我国西藏推进时，面临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的清廷，由于日趋腐败衰落而在西藏的影响下降，使得其某些政令特别是错误的政令在西藏行不通；另一方面，具有强烈仇英思想的西藏地方当局，在他们不愿同英国打交道时，仍然要英国去同自己的中央朝廷打交道。其结果由清廷同英国政府谈判，达成损害国家利益、西藏利益的协议（如1890年、1893年条约），西藏地方却拒不遵行，使英国不能达到其预定的侵略目的。看清了这种状况的英国，遂产生了撇开清廷直接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想法。这就是英国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开端。为此，由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于1899年、1900年和1901年3次直接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促其遵行1890年和1893年条约，企图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单独谈判，但均被达赖喇嘛拒收退回，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

　　1901年6月，印度总督寇松提出了将西藏变成”缓冲国”的计划，因而，竭力排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改变以往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立场，实施其西藏政策。⑥寇松指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种虚构，一种政治上的装模作样”。1902年5月26日，帮助清廷办理中英交涉的英国驻亚东税务司巴尔致函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安成称：“窃探印度政府此次进兵之由，因前藏宪升（按：指升泰）所订约章，藏人不能谨守，华政府置诸不顾，彼此推诿，殊非所宜，故有不愿与华员办理之意”。巴尔还转述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几条意见：

　　1、印政府因见华官无权，不能整治西藏，拟与有权之藏官重订约章，以后华官无治理西藏之权。

　　2、西藏政府倘不派员与之商议，彼竟乘机入藏代为治理。

　　3、恐俄国亦由北方进兵，南印北俄，两面夹攻，强令西藏为自主，与高丽同等。

　　4、贵大臣须速与达赖喇嘛商议，简派干员，给予全权，随同华官办理，勿使藏官联络洋人，私订密约。

　　这几条非常清楚地道出了英国欲使中国“无治理西藏之权”，欲“令西藏为自主”，将西藏变成与高丽（朝鲜）一样的独立国的企图。

　　英国内阁为了缓和与俄法的矛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与俄国达成妥协，1907年8月31日，英、俄帝国在约翰内斯堡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该协定的第11条说：“为了符合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已承认原则，除非通过中国政府，大不列颠英国和俄罗斯不寻求与西藏的谈判。”这是在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这个“宗主权”是国外势力强压给西藏的。帝国主义靠直接军事侵略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之后，就变换手法，开始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

　　（二）培植亲英势力，从而在西藏地区开始了长期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发动两次侵略战争后，英国看到仅靠武力不能征服西藏，遂改变策略，转而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培植亲英势力，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在十三世达赖出走期间，英国首先是大力拉拢九世班禅。1905年，在英国胁迫下，九世班禅遂于10月12日启程赴印。清廷当即向驻藏大臣指出：“印政府乘达赖喇嘛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当时正在印度准备入藏的清朝钦差大臣张荫棠向朝廷奏称：“探闻印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今藏不能不图自治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可见，英国拉班禅赴印，是与其制造“西藏独立”密切关联的。

　　英国拉拢班禅收效不大，遂转向拉拢达赖系统的人员。趁十三世达赖出走后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动荡之机，英国通过其驻江孜、亚东的商务委员，同达赖系统的部分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从馈赠礼品、施以小恩小惠等经济拉拢入手，又从亚东、江孜一线正在发展的通商贸易中，给他们以经商的便利和实惠，使他们将英国当成发家致富的经济靠山，把他们培植成为英国的代理人。英国成功地拉拢了以夏扎班觉多吉为代表的一小批上层人士。这就是西藏地方最初的亲英势力。后来这些人在帮助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英国同时也加紧了对十三世达赖的拉拢。经过长期的笼络，使十三世达赖逐渐产生亲英思想。十三世达赖于1907年底在西安向前来拜见他的西藏官员面示：可将亲英派噶伦夏扎班觉多吉、强钦阿旺白桑、雪康次丹旺秋三人安排为伦钦职务，地位在噶伦之上，协助摄政甘丹赤巴主持藏政。起用这三个亲英分子，是十三世达赖反英思想开始软化的一个表现。

　　1908年11月，带着对朝廷的失望心情而归的十三世达赖，离京返藏。伦钦强钦阿旺白桑专程从拉萨到北京迎接达赖喇嘛。临行前，达赖派员向英国驻华公使辞行说：此来已恢复其与中国悠久的关系，兼得向英国政府代表面陈悃款，确信此后只要藏方能够确守条约，则藏印之间必可保持友谊。达赖想与英国修好的情绪，在这番表白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英国拉拢达赖开始取得成果。英方认为：“此实达赖入京以来最有价值之成就。”1909年藏历11月6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北郊的普布觉禅房时，夏扎、强钦、雪康三人前往献完哈达后，达赖喇嘛正式任命他们为伦钦，执掌政务大权。以夏扎为代表的第一批上层亲英势力，开始入主西藏地方政权。

　　1910年2月下旬，在英国人的诱使和协助下，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并请英保护并反对清廷，这对于英国来说，正中下怀。虽然英国当时正忙于同俄国一道对付新崛起的德国，并受1907年英俄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条款的制约，因而表面上未给予十三世达赖任何允诺，甚至声称英国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等等，但是英国在私下里表现出的热情很高。英国首先安排达赖喇嘛游览印度各地，然后安排他在大吉岭住下，并无偿为达赖喇嘛提供住房，赠送生活必需品。英国的“西藏通”柏尔，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常客。达赖喇嘛在大吉岭建立了噶厦，与境内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对西藏的政务进行某种程度的遥控。因此，英国就近利用十三世达赖和大吉岭噶厦，策划“西藏独立”，争取西藏地方脱离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取得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英国在成功地拉拢十三世达赖居住于印度进行“西藏独立”活动以后，乘势在西藏上层人士中进一步实行笼络。这一时期，他们培植出一批重要的亲英人物，如夏扎班觉多吉、达桑占堆、赤门诺布旺杰等，这些西藏地方的“买办”人物，将达赖一步步推向与祖国进行全面斗争的境地，以利他们凭借达赖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实现“西藏独立”。他们投靠英国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具体目标是，先“将西藏的外交事务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由他们自己掌管（西藏）内部事务。”这是英国盼望已久的，成为后来英国得以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的政治基础。

　　（三）英国侵略者给西藏带来了洗劫和灾难

　　入藏英军到处抢掠牛马羊群、粮食、饲料和柴草，洗劫寺内珍藏的镀金佛像千余尊、大批缎绣佛像、《甘珠尔》大藏经等贵重文物和金、银、铜器等，抢掠文物和书籍难以胜数。荣赫鹏坦白承认，凡在西藏“遇有番（藏）属牛马，本大臣饬令拉牵，以资运用”。据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记载，侵略者在康巴（马）宗抢掠藏民牦牛200头，羊50只。在帕里、江孜等地，打开仓库，抢去粮食、弹药等数以百吨计。他们洗劫了每一座寺院，把“成袋的胜利品，通过山间小径，陆续不断地运往印度”。其中仅由威德尔和麦克唐纳二人掠夺的珍宝“件数之多，便有400多骡子才能驮运。里边包括有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书籍、神像、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图书、器皿等物”。有些珍品至今还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英国侵略军在西藏各地抢劫的财物数量之多，仅据麦克唐纳本人所著《旅藏二十年》一书披露，就可看出端倪。该书称：“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别职务，被派到加尔各答，担任分类编订图书及珍贵物品目录工作。这些东西，就是我同威德尔大佐在西藏搜集的，其中大部分瓷器，送给精于鉴别搜集家克钦纳爵士……所有这些贵重艺术品，原来藏在印度博物馆，而且我也在里边担任工作，以后便把它分别存到英国博物院、印度博物院、保得利图书馆和印度公署图书馆。当我在那地方编制目录时，寇松爵士同赖明堂爵士常来参观数次。寇松爵士时为印度总督，他自己选择了几件东西，送到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厅保存。”

　　战争期间被杀害的西藏人民至少有4000人以上，藏族人民由于战争而“家破人亡，不知凡几”，“白骨遍野，十室九空”。侵略者的这一桩桩罪行，这一笔笔血债，西藏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抗英保卫战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对霸权的争夺是世界性的，反帝反殖民运动也是世界性的。1904年西藏人民的抗英保卫战与1882年埃及军民抵抗英军、朝鲜人民反日斗争，以及1905年和1907年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一道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民运动的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外国入侵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抗英保卫战显示了西藏人民捍卫祖国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誓死保卫家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用船舰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加快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步伐。英国殖民者在攫取西藏部分政治、经济特权后，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其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武装入侵和分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制造“宗主权”的论点：1888年发动侵藏战争；1901年6月印度总督寇松提出了将西藏变成“缓冲国”的计划，因而，竭力排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改变以往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的立场，实施其西藏政策。英印总督寇松还数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将信原封退回，表示未经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与任何外国交往，多次挫败了英国企图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寻求与西藏地方单独谈判的阴谋。

　　当英国再次发动侵藏战争，公然对中国的主权进行挑衅时，尽管朝廷软弱，西藏地方为捍卫国家主权，保卫神圣领土作了英勇的抵抗，进而使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乔治·汉密尔顿于1903年2月27日给印度总督寇松回信中认识到：“如果争执只是印度与西藏之间的事，则阁下所主张派遣武装使团赴拉萨，于必要时使用武力，并在当地设常驻官员的办法，无疑是应该极力主张的”。“然而，英王政府不能把问题看成是只是关系印度和西藏，近年来，在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的地位已大有改变，因此，在对于仍然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的地方采取行动时，不能不考虑那些已经变更的情况”。“一旦我们约定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这一类措施就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⑦“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英国使团遇到反抗，一些问题就会产生，这些问题，不能当作仅仅是关联印度和西藏的地方问题，而必须从国际的角度，作为关联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的问题来加以考虑”。因此，英王政府的结论是，“施行阁下所主张的那些非常容易在西藏事务中导致危局的步骤，时机尚未成熟”。⑧致使英国内阁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英国奉行维护中国完整的政策，谈判所达到的目的是确保西藏在中国的主权之下成为英俄之间的一个隔离地带。直至1914年3月9日时，麦克马洪也不得不表示：“他贯穿始终的愿望是确定一项协议，将作为中国完整性的一个部分的西藏的完整性记录在案，同时确保与他的政府有着密切条约关系的西藏的安全”⑨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然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许多侵略利益及特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对那些妄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者是一个打击，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其次，抗英保卫战反映了西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在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实施的一次最无耻、最野蛮的曲美新古大屠杀后，藏军仍然顽强抵抗，甚至徒手扑向敌人，展开殊死的博斗，谱写了一曲西藏人民为正义而战的正气歌；英军在向江孜进发途中，沿途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拦击敌人，焚烧军火、粮食，封锁消息，破坏交通，他们用长刀、梭镖、棍棒等协同藏军阻击敌人；杂昌阻击战使敌人闻风丧胆，那位叫坎德勒的随军记者在其《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几十个人会奋起猛攻你……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一部分农民会为保卫一个村庄而全体战死，像古罗马的爱国者那样”；在乃宁大血战中，西藏英军遭到了驻乃宁寺守军的坚决抵抗。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江孜保卫战中，西藏军民打退疯狂的敌人之后，群情激奋，凡冒烟的民户都出了人，全民出动和藏军一起，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地道从白居寺可直通宗山和强扎洞，从街巷的屋舍到宗的南头都连接起来，白居寺的制高点上设有炮台一座，台枪一杆，并建立了值班哨制度，寺内僧人全体列队待战。当荣赫鹏指着远处的江孜城堡，对他率领的3000多英军士兵们说：”攻下这座不堪一击的城堡，拉萨神秘的大门就将对大英帝国敞开了”时，英勇顽强的西藏军民自备粮食和马匹，拿起他们陈旧落后的武器，甚至手无寸铁地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略者，使英军在2个月之久的时间内陷入被动。毫不动摇的藏军还在夜里下山袭击英军。山上被断了水，他们便在晚上用绳子将人吊下去取水塘里的污水喝，甚至以尿止渴。在这种艰苦的处境下，始终没有一个人动摇。甚至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仍然坚持战斗，用石头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经过3天的鏖战，藏军一部分从北面冲下山，一部分来不及突围的战士就和敌人徒手搏斗，最后全部跳崖殉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江孜失陷后，西藏地方政府中投降派抬头，西藏地方政府被迫下令藏族军民停止抵抗，使英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拉萨。但藏族军民仍然坚持斗争，拉萨市民不卖粮食和货物给侵略军，不少藏民手持大刀、长矛、匕首出没于拉萨城郊，继续打击英军，使侵略军不得安宁。

　　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失败了，江孜军民在反抗外敌侵略中所表现的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慨和热爱乡土、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倍受全国各族人民的歌颂和传扬，为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将永垂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史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保卫边疆的壮丽诗篇，他们的英勇壮举将永驻祖国人们的心中！

　　再次，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计划和进军时间表，消耗了敌人远远预计不到的人力和物力

　　据英方记载，他们在1903年进军时的军费预算总共不过153万英磅，但到1904年战争结束时实际消耗的军费已达1000万英磅。⑩从以上记载可见藏族人民的勇敢顽强真是打出了威风。

　　屈辱的历史虽早已随时光的飞逝而化为尘埃，但在人类已高度“文明”、经济已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仍充斥着用不文明的战争打败和肢解着发展中国家。如前所述，地缘战略在20世纪支配了大部分国家及英国的战略走向。在冷战后，地缘政治中心又与能源中心合二为一，仍然支配着当今世界大国的战略趋向，西藏地区在西方及紧邻国家中有着更加特殊的战略地位。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将从东西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环视摆在我们眼前的这盘国际“大棋局”，我们应注意到，西方亚太战略部署将在南亚封口。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促成大国分裂和制造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及战略资源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中东和中亚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这又使得麦金德的欧亚中心学说有了双重的即地缘中心与能源中心合二为一的意义。40年代，英国促成印度分裂；90年代，西方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自从中亚五国的出现并把俄国边界向北推移之后，在中东和中亚周围已没有比中国更有潜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具体说就是分裂中国西藏地区，很可能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所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符合西方永久控制世界地缘和能源中心的战略利益，这与印度在中印间建立西藏缓冲区的政治图谋正好合拍。

　　冷战结束后，中亚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出现。俄南下印度洋的努力将面临着比冷战时更大的困难，这使克什米尔地区在西方遏制俄国战略中的作用下降了。二是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成为独立的一极。西方现代外交的战略考虑是保证对国际能源重要产区（当然首先是中东和中亚地区）和地缘中心地带的绝对垄断和控制。为此，在中东、中亚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像西藏这样的隔离带，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这样，在冷战后的西方地缘战略中，克什米尔问题将逐渐让位于西藏问题，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回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这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载的一篇题为《如何对付中国》的文章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不想下大赌注，就应捡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躲避。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当提出当前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11］一些大国和地区组织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对印度的核试验采取绥靖态度，这对我国西藏地区的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西方遏华势力正在用迁回策略向西藏逼近，而这恰巧与印度分离西藏的图谋相合拍，这两股势力将把西藏这一中国国防安全的“底线”进一步推向“前线”。且不说西藏的存在使中国有了非常广阔的地缘战略纵深，仅就其丰富的水资源来说，在中国东部地区水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藏地区安全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应以我国西藏问题为着眼点，以我国西部安全为思考主体，放眼在地缘、安全、宗教、民族、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与西藏相关性极强的南亚的广大地区，应对实践中的新挑战。我们应更加关注上述关键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新特征和战略前景，客观地评价西藏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预测大国和我国西藏外围地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的现实基本走势以及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不确定影响，根据我们的判断，而把握未来的政治走向，为国家的对外、对内政策提供依据，服务于我国长远的国家安全利益。［责任编辑　仓决卓玛］

注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第1095页。

②③⑤［英］彼得·霍普柯克：《闯入西藏屋脊的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④［美］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⑥⑦《汉密尔顿信函》（Hamilton Papers），寇松致汉密尔顿，1901年6月11日。

⑧《英国议会关于西藏文件》,1904年，第1920帙，第185页。

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即《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专辑》，1985年。

⑩《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11］转引自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作者简介］赵萍，女，藏族，副教授，现任职于西藏自治区党校，主要从事印度外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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