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阿里高原的象泉河上游噶尔县门士乡境内，有一座著名的苯教寺院古鲁甲寺，它的全称也叫做“穹隆古鲁甲寺”（Khyung-lugn-gur-gyam），是西藏阿里地区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苯教寺院，素来享有盛名。2006年的一天，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传来，当一辆载重汽车从寺院跟前经过时，把寺前的公路给压塌了，无意中暴露出一座深埋在地下的古墓葬，从墓中出土了一批古代织物和其他文物，被寺中僧人悉数挖出并收藏于该寺。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感到兴奋，也感到遗憾，兴奋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西部首次出土的古代织物，遗憾的是，我和我的考古队员们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考古调查工作，却没有遇上这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在脑海里不止一遍地想象着：这批古代丝织会是什么模样？它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信息？

阿里出土的丝绸。

　　终于，在2009年10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副书记程越先生受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金书波先生委托，给笔者赠送一本新出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第9期），上面刊载有金书记在阿里实地考察后撰写的《寻找象雄古都穹隆银城》，在这篇文章的附图中笔者第一次看到由金书波先生拍摄的一幅在西藏西部出土的古代丝织物的照片下面所附的说明文字：“这是2006年，在噶尔县门士乡古如加木寺的大门外发现的古墓葬中出土的丝织物，上面有虎、羊、鸟等对称的图案和‘王’、‘侯’等小篆字，鸟的身上也有‘王’字”。同期刊载的另一张照片为一个木盘上承托着的四件陶器，其说明文字为：“图为门土乡古如加木寺门外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我从这里得知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第一，这座出土丝织物的古墓葬确切的发现地点是在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噶尔县境内的“古如加木寺”门前；第二，与丝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木器等其他随葬器物。

　　根据这几张珍贵的照片，我用广大镜细心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察，这幅丝织物以藏青色和橙黄色双色呈现图案，其构图似可分为三层结构：最下一层为波浪形的曲波纹，类似西方建筑物中的拱形柱廊，每组波浪纹当中各有一对相向而立的对鸟，对鸟身下脚踩着植物纹样，下面有“山”字形的纹样相衬托，波纹中有四蒂纹显现；第二层为如意树构成几何形的空间，在其间布置以双龙、双凤、双羊等，双龙仅具头部，与两两相从的双同与双羊头向相反；第三层也为如意树相间隔形成的几何形空间，树之两侧各有一相背而立的狮子，狮子狮口大张，带有三重短羽的双翼，鬃毛上扬。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每组动物纹饰的空白处，都有四个篆体的汉字，金书记已经正确的释读出它们中有“王”、“侯”两字，我在这个基础上细心观察，发现这些汉字实际上是四个一组，可以释读为“王侯羊王”四字。为了确保释读无误，我还用放大后的照片专门请教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专家鼓裕商教授，得到他的肯定，认为我的释读确凿无误。

王侯羊王。

　　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也引起了我无数的联想。首先，这方织物是什么年代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比对了大量过去在西域和青海出土的同类织物材料。发现和阿里新出土的这方织物在构图和纹饰上最为相近的织物标本在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当上曾有发现。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基地曾出土有一方藏青地禽兽纹锦（编号为72TAM177：48－1），是在靛青色底上以酱红、土黄、灰兰色三色显花，图案是以四神和如意树中夹以各种野兽、禽鸟组成，构图方式与阿里出土的这方丝织物有相似之处。日本学者坂本和子认为，这种装饰图案汲取了汉锦的风格但更为复杂化，可以考虑其就是吐鲁文书中所记载的“古魏锦”之类。新疆吐蕃出土的这件织物由于它出土时是穿在墓中男性死者身上的锦袍，墓中伴出有刻写有汉字的石墓表，其中有明确纪年“大凉承平十三年”，因此考古学家们根据出土的石墓表和木令等考证死者下葬时间即为公元455年。由此推测，这件织物的年代下限最晚也不会超过455年。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丝绸文物。其中在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对鸟纹锦采用小花为联纽，形成对波纹骨架排列，各骨架内均填以对鸟纹，对鸟的造型风格与阿里新出土的这件丝织品上的对鸟纹相似，对鸟双脚下也踏着植物纹样（编号为M1：S36）青海的考古工作者们将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这件对鸟纹绵的年代大致比定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期这一范围内。这就是说，阿里新发现的这方织物的年代，最晚也不会晚于公元7世纪初期，而最早则可能早到公元四五世纪的北朝时期。

新疆出土的丝绸局部。

　　如果这个年代推测没有问题，又将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初叶，西藏西部正是强大的象雄王国统治时期，在汉文文献当中，把象雄记载为“羊同”，这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帝国直到唐贞观末年以后才被兴起的吐蕃王国所兼并。值得注意的是，羊同王侯曾不远千里向唐王朝遣使朝贡，并助得到唐朝皇帝的嘉赏，《唐会要》卷九十九“大羊同”条下载：“（大羊同）占观五年（631）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641）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隟地”。既然唐初的西藏西部主要被羊同（象雄）所控，在阿里出土的这幅带有“王侯羊王”汉字的织物，年代又正值羊同为吐蕃吞灭之前的强盛时期，所以，这有没有可能是一方来自汉地唐王朝的赏赐之物呢？织物上所称的“羊王”又是不明是指羊同的部落联盟首领而言呢？因为既然“羊同”是汉地对西藏西部“象雄”的称谓，那么我们将“羊王”理解为“羊同之王”似乎也并无不可。

双面裸身铜人像。

　　这方古织物的出土，还让我联想到几年前我和我的考古队员们在古鲁甲寺附近发现的一座古城堡遗址——穹隆·俄卡尔（Khyung.lugn.dngul.mkhar）。

　　古鲁甲寺是西藏西部迄今为止唯一得以保存下来的苯教寺院，现存的寺院建筑虽为新建，但在寺院后面的山岭上遗有若干洞窟遗址，寺中苯教高僧至今仍在窟中修行，并自称此窟系苯教先师所建，年代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西藏的早期苯教是佛教传入吐蕃之前的本土宗教之一，而西藏西部的象雄在藏文文献中则多认为是苯教的发源地之一。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认为：“苯教传说中本身就含有暗示其最著名的大师及其教理的编纂者们各自出身地的内容，如勃律（吉尔吉特）及其附近地区的象雄”。古鲁甲寺被视为象雄时期的苯教祖寺，其渊源如此久远，地位也非同一般。

　　从丝织物和随葬品出土情况来看，现今古鲁甲寺寺址所在地原应为古代的墓葬区，建寺肯定是后来晚近之事，早期寺院遗址很可能是在其附近地区。2004年，曾在古鲁甲寺西面和南面的山谷中考古调查发现一处大型的城堡式的遗址，当地藏族群众和古鲁甲寺僧人称其为“穹隆·俄卡尔（Khyung.lugn.dngul.mkhar）”，或“穹隆·卡尔东（Khyung.lugn.mkhar.bdong）”，并认为它在藏语中就是“穹隆银城”。也有学者将这个遗址按照地名命名为卡尔东遗址，又因遗址所在地有三条河流相汇合，所以也有学者将它命名为“曲松多遗址”。

　　这座规模巨大的遗址中不仅发现有石砌的房屋建筑遗址、祭坛、通向山下的暗道、石块与土砖混合砌成的城墙，还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杵、铁三角、铁甲片、铁箭簇、羊距骨等大量遗物，在石祭坛中出土了一件双面裸身铜人像（编号为04KLAS66），造型奇异，五官粗犷，面容狰狞，明显属于非佛教系统的造像，我曾经推测它很可能与早期苯教造像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湿婆教系统神像风格的影响。

　　在这处古城堡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批等级不同的墓葬群，从墓葬的规模上划分，当中既有规模巨大的大型积石墓，也有形制较小的积石墓葬。其中尤其以编号为M2的一座积石墓体量最为宏大，该墓全部采用天然砾石人工垒砌，砾石之间可能采用泥土作为粘合，大体上可分为石基础及墓丘两个部分。石基础形制呈长方形，长62米，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梯形。在石基础之上再垒砌墓丘，因早年盗掘破坏严重，墓丘已基本不存，并形成向下的巨大盗坑。编号为M1的另一座积石墓体积次于M2，但也基本上可以归入大型积石墓。此墓平面形制呈梯形，顶边长28米，底边长24米，两腰分别长31和31.5米。垒砌方式与M2相同，也采用天然砾石层层收分叠砌成墓葬基础，其上再砌墓丘，墓丘现亦被盗掘破坏，形成4个巨大的盗坑。墓葬现残存高度约2—5米。如此规模的大型墓葬，在西藏腹心地带均属吐蕃王陵和贵族等级的墓葬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类推，这些大型石丘墓的等级也应当属于王陵和贵族级别。另外，在遗址内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小型积石墓和石板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遗址的南部，成群分布，多呈东南一西北方向排列，墓葬多为边长1.3×1.5米，采用砾石砌出边框，其残存于地表部分的石框基本与地表平齐。这些迹象都足以表明墓地的使用年代久远，并且经过周密规划布局，很可能按照不同等级划分茔区。

古鲁甲寺西南面山谷中的古城堡遗址。

　　在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古鲁甲寺的僧人和当地藏族群众都坚信这一带是古代象雄国都“穹隆银城”所在地，而从地名上来看，无论是“穹隆古鲁甲”（Khyung.lugn.gur.gyam）还是“穹隆·俄卡尔（Khyung.lugn.dngul.mkhar）”的确在藏文中都具有“穹隆银城”、“穹隆城堡”的含义在内，这究竟只是一种民间的口碑传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目前虽然我们还无法做出最终判断，但从所谓“穹隆银城”或“穹隆城堡”在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大体位置上来看，却是大致无误的。

　　最后，还有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这方来自汉地的织物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传到西藏西部的？从这方织物伴出的其他随葬器物来看，陶器的形制和承托陶器的木盘与新疆、敦煌一带魏唐墓中所出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加之两地在地理位置上相对接近，所以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可能性较大。从历史上看，吐蕃人也时常从西域一带获得唐代的丝织物品。另一种可能性，则不排除是通过吐蕃腹心地带然后向西传到西藏西部。唐代初年由于唐蕃关系友好亲善，在高原上开辟出通向印度和西域的两条新道，一条是从吐蕃西南的吉隆一带进入尼婆罗（今尼泊尔），再入北天竺，而另一条就的从吐蕃进入到西藏西部地区，再从克什米尔印度河上游一带进入到北天竺。唐初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记载的求法僧人玄照去印度求法，就有可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幅带有汉字的汉地织物传入到西藏西部的路线，究竟是由汉地的使者、求法高僧，还是由吐蕃的使节、商队将他带到这里来的，目前我们还缺乏其它的材料来佐证说明，但是，它作为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其意义已经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