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西藏是一个梦想的地方。2013年我受组织选派援藏，使我有机会与长期在藏的干部职工、与世代生活于此的藏族群众亲密接触，并真切地体悟和认知到“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深刻意义。

　　2014年过完春节假期，我再次回到西藏。受高原反应影响，接连几天，我一直处于生病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填写完当天的工作日志后准备回家。走出单位大门大约100米时，突然感到心脏阵阵发紧、疼痛，我定了定神，抬眼看到对面有同事走来，我连忙向他摆手，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的处境。在同事的帮助下，我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在接受胸部CT、心电监护、血气分析等一系列检查，由心内科和胸内科医生会诊后，我被转入住院部高山科。躺到病床上时，已是深夜十二点。

　　在医院的这些天，我的病房来来去去换了四个病友，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病友是“藏二代”，从父辈开始就在建设西藏，她在西藏出生，在西藏工作。看到我身体虚弱，她总是让她的丈夫帮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丈夫是个北方汉子，言语不多，偶尔问两句“小妹，你好点没”“喝点水吧”之类的，大姐倒是个健谈的人，白天陪我说些家常的话，出院后晚上还会给我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她对我的关心照顾，总是让人感到“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客”的相逢在异乡的温存，毫无“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人”的惆怅。得知大姐的孩子在我们老家的内地西藏班上学，在后来大姐的一次“探班”中，我让家人亲自到机场为她接机。

　　第二个病友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妈妈，她30岁左右，有一个2岁左右的儿子。她的阿妈每天早上带着小孩和病友的妹妹、丈夫一同来陪她，一边喝着自带的酥油茶，一边聊着天，下午输完液后一家人一同回家，很是热闹。老阿妈藏装上褐色的“邦典”（围裙）穿插着一道道黑与白的宽线条和无数条金丝银线，使“邦典”显得绚丽大方，她斜坐在病床边，眼神总是默默留意着我的水杯，每当我喝完水后，她就弯腰提起放在脚旁的暖水瓶，蹒跚着来给我倒水，手比划着，意思是不让我起身，嘴里说着“qia dong，qia dong”，意思是“喝茶，喝茶”。老阿妈看我时，总是流露出怜悯的眼神，这是慈母的爱。在这里，非语言交流成了跨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我们通过手势、面部表情、眼神来传递信息、表达情感。

　　第三个病友是四川人，也是“藏二代”，我称呼她为“川姐”，“川姐”在教育系统工作，今年刚从那曲市调入拉萨市工作。在西藏，那曲生存条件更为艰苦，红细胞增多症、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高血压等一系列的高原病长期困扰着她，以致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不过还有一年她就可以退休回四川老家了。我把单位送来的水果拿给“川姐”吃，她的丈夫很高兴，对我也挺关照，我称呼她的丈夫为“川哥”，“川哥”会在我喝水时帮我倒水、出去时帮我开门、输液时帮我调点滴的快慢、吃饭时总是多买一份给我，我身体好些时就会陪“川姐”说话，白天“川哥”不在时，我和“川姐”相互照应，下午他们就回家了。我出院那天，是“川哥”“川姐”送我回宿舍的，生命中有一种相遇是擦肩而过的温暖。

　　第四个病友是一位50多岁的藏族阿佳，记得她住院那天，恰逢是我情绪最激动的一天。长时间的疼痛和生病的委屈让我的情绪变得不受控制，我从开始的抽泣逐渐变得泪如雨下。哭也是会消耗体能的，这样哭了一会儿我就感觉到全身乏力虚弱。旁边的阿佳让她的儿子帮我盖上被子，把装了热水的饮料瓶放在我的怀中，让这股暖流温暖着我的身体。阿佳输完液临走时，对我说：“你，必须要吃饭，这样身体才能好。不要哭，要坚强，藏族女人都是不哭的。”阿佳的话给了我温暖，更给了我力量。

　　出院那天，我将单位送来的两箱牛奶和营养品都分发给了病区的病友，穿过每一个病房，送上我真挚的祝福，看到了一张张陌生而淳朴的笑容，这是我在病房里的一次特殊而又难忘的经历。

　　在援藏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中，我感恩遇见到的那些温暖的人。即使是寒风凛冽的冬日，依然能感受到春风拂面的温暖；即使在伤心迷茫之时，他们如花灿烂的笑容和友好的关爱，足以温润我的心房，使我笑逐颜开。我告诫自己，要努力适应和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挑战，但每一次遇到困难和挑战，我总是深深被“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着、鞭策着，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我亲身学习和实践着“老西藏精神”。

　　在这段故事里，我因病而结识了这四位病友，性格迥异但都同样热心温暖的他们，一下打开了我的心门，让我顿感高原阳光的温暖和高原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