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牙含章自少年时代与藏族宗教、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特殊的涉藏经历和在西藏的工作实践，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修养，为他以后的藏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并完成了《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等藏学力作。

　　牙含章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为了缅怀牙含章先生，激励后学，推进我国现代藏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着重对牙含章先生的涉藏经历和藏学贡献作一个介绍和分析。

　　一、特殊的涉藏经历

　　牙含章成为一代著名的藏学家，与其特殊的涉藏经历具有密切关系。出生于甘肃河州的牙含章，1928年在拉卜楞寺出家为僧，度过了近三年“阿卡”生活。1937年又以秘书和翻译身份，跟随赴藏求法的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抵达拉萨哲蚌寺，开始深入学习藏文典籍，调研西藏社会、文化。次年奔赴圣地延安，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功底。1951年12月，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并亲自护送十世班禅返藏。抵藏后，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牙含章上述涉藏经历和工作经验，无疑影响了他后来的藏学研究。

　　（一） 拉卜楞寺的三年“阿卡”生活

　　牙含章，汉族，1916年10月出生于甘肃河州宁河堡（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村。父亲牙善卿是一位教员，母亲康氏务农。牙含章童年时在父亲任教的和政县龙泉书院读书,后因其父应聘到导河县(今临夏市)凤林学堂任教习,他即随父转到河州城内凤林书院读书。

　　1928年5月，俗称“尕司令”的甘肃回族青年军官马仲英（1908-1937）因不满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治, 趁家乡民众反抗河州镇守使赵席聘( 国民军第十七师师长) 之机,在河州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河湟事变”。但是这场因国民军与西北社会的矛盾而起的斗争却很快演变成一场河湟地区回汉民族仇杀的惨剧，生灵涂炭。牙含章之父、当时在凤林学堂教书的牙善卿，兼任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师爷，经常奔走于凉州、河州之间。马廷勷四弟、国民军刘郁芬部旅长马廷贤率部倒戈，投向马仲英，并任“黑虎吸冯军”副司令。牙善卿考虑到自己在马廷勷部的特殊身份，预感事变会殃及自身和儿子，便托其把兄弟、导河县石佛寺主持杨喇嘛，由杨喇嘛安排牙含章到拉卜楞寺当“阿卡”（安多藏语，僧人的昵称）隐藏下来。牙含章从此和其他僧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学藏语、习藏文、诵藏经。不久，牙含章之父牙善卿被国民军杀害，其母及大姐也患病去世。“河湟事变”平息后，在拉卜楞寺当了三年“阿卡”的牙含章回到家乡后，才知道家庭的巨大变故，痛悲不已，遂带妹妹到父亲生前在河州城内购置的房院居住。不久，牙含章进入兰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1933年毕业。

　　显然，年值少年的牙含章遁入“空门”的初衷不是为了一心修佛，而是为了避乱。但拉卜楞寺的三年“阿卡”生活，不仅使他初识藏文、藏经，从此他也与藏传佛教、藏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随同五世嘉木样活佛入藏

　　1936年，为了生计，牙含章经朋友介绍，在拉卜楞地区保安司令黄正清处谋到一份文书的差事。由于公务不多，牙含章便拜拉卜楞寺的老喇嘛为师学习藏文，并对该寺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这为牙含章以后“翻译藏文著作，研究藏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5月，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要去西藏拉萨三大寺学经，需要通晓藏、汉文的秘书，经黄正清推荐，牙含章作为嘉木样活佛的汉文秘书及翻译随行。他们从拉卜楞寺出发，经青海及藏北草原向拉萨进发。当年11月到达拉萨。途中，他向前来朝拜的农牧民了解藏族各地风情和历史，受益匪浅。到拉萨后，牙含章随同嘉木样活佛住在号称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果莽扎仓。寺内丰富的藏书给好学的牙含章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广闻博览，除对寺内佛教藏文古籍努力学习外，对西藏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民俗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这为他以后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1938年4月，牙含章从拉萨经印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第一所高等院校——延安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前身）正式成立，其下设研究部，研究部内设立了蒙、回、藏三个研究室，牙含章负责藏民文化研究室，编写了《藏族问题研究》等书稿。1942年，牙含章在延安根据在拉卜楞、赴藏沿途和在拉萨收集、调查的资料，写成约20万字的《青藏调查记》一书。此书可谓是牙含章从事藏学研究的第一本专业著述，可惜的是该书稿于1946年由延安解放出版社排出清样准备出版时，延安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原稿和排好的字盘毁于战火。

　　在弱冠之年随同嘉木样活佛进藏，可谓是牙含章一次难得的深入藏区的机会，他通过在沿途藏区的体察以及在拉萨的调研活动，不仅开拓了视野，对青藏地区的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撰写完成了其第一本藏学调研成果。毫无疑问，牙含章的这段经历为他以后进入民族研究尤其是藏学研究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护送十世班禅入藏

　　护送十世班禅入藏，是牙含章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涉藏经历。1951年5 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该协议的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于是, 护送班禅大师安全返藏就成了当务之急。这既关系到该协议的顺利执行,也事关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贯彻落实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等重大原则问题。中央决定由西北部队护送当时驻锡在青海塔尔寺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其全部随行人员返藏。于是，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既精通藏文、熟悉藏族生活风俗, 又与藏族上层人士有过交往的牙含章被选调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 负责护送班禅大师进藏事宜。实际上，筹备十世班禅返藏一事从1951年初就开始了。当年1月，牙含章随同西北局统战部长汪峰、范明进京，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起商议有关事宜，随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工作指示。6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牙含章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委员。12月，西南局中共西藏工委与西北局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实行统一后，牙含章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而在此前，范明、慕生忠等带领先遣队已先期入藏，护送班禅返藏的重任和驻班禅行辕代表处的工作全部落在了牙含章的肩上。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 1951年12月19日,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堪布厅会议厅官员和眷属400余人, 与牙含章率领的2000余名班禅护送部队一起, 自青海塔尔寺启程入藏。经4个月的长途跋涉, 途经唐古拉山，终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同日，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实现了30余年来的首次历史性会见。6月23 日，牙含章又护送班禅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满完成了护送班禅返藏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牙含章仍留驻日喀则，帮助筹建中共日喀则分工委机构，协助班禅堪布会议厅处理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圆满完成了各项善后事宜, 从而赢得了班禅大师和当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敬重。他还帮助中共西藏工委建立了日喀则分工委, 先后担任了西藏工委委员、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等职，直到1958 年因患病离开西藏，调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毋庸置疑，牙含章护送班禅大师进藏过程中，对班禅、达赖活佛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资料储备，也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撰写《班禅额尔德尼传》、《达赖喇嘛传》助益良多。

　　二、牙含章先生的藏学成就

　　牙含章先生的藏学成果颇丰，其主要成就表现在《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和《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三部书上。

　　《达赖喇嘛传》是牙含章先生从事藏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共26万余字。该书是他在西藏担任西藏工委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写成，时间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夏。该书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西藏和平解放不久，代理藏王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极力主张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由于形势需要，组织上希望牙含章撰写一部正确阐述西藏历史的书，用于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谣言，用于西藏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牙含章受命后，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并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1956年，中央统战部作为“内部读物”刊印了数百本，供中央和有关部门参考。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社会上对此书的需求大增，周恩来总理指示胡乔木推荐给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63年 6 月才由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若干本内部发行。

　　1967年，流亡境外的西藏旧贵族夏格巴•旺秋德丹出版了《西藏政治史》一书，该书肆意歪曲西藏地方政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散布“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在国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为了驳斥夏格巴的荒谬言论，还原历史真相，上世纪80年代初集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为了用历史事实驳斥夏格巴的反动言论，年近古稀的牙含章先生重新修订《达赖喇嘛传》，增写6万余字，改写10万余字，198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随后藏、蒙、英、德等译本陆续在国内外出版。从此，此书被国内外藏学界所熟知、称道，并成为现代藏学研究的基础性读物。

　　牙含章先生编著的《达赖喇嘛传》是新中国现代藏学史上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虽然此书以藏族喜闻乐见的“南木特”人物传记形式，但它实际上是一部以历代达赖喇嘛事迹为主线，研究西藏历史、尤其是西藏近现代史的学术著作。该书虽然是写达赖喇嘛世系，但没有受历代达赖的世系的限制，而上溯到元代，这显然超出了达赖世系的时间范围。由于此书的主要资料来自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因此，作者也沿用了藏族人物传记体“那木特”体裁，并将书名起为《达赖喇嘛传》。实际上，这种撰写方法也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一种成功的方法。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介绍了自元朝以来近700年间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组织的概貌，阐述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及其关系，对认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辖属关系以及粉碎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有着重要作用。牙含章先生在书中依据大量史实, 证明西藏在元朝时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受元朝皇帝所设的宣政院直接管辖，明确指出从元代开始，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的祖国大家庭，这一观点至今为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影响深远。

　　此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参考和利用了大量的藏、汉文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历代《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等藏文资料；二是清代关于西藏的满汉档案资料（驻藏大臣的奏牍资料等）；三是《元史》《明史》《清史》等汉文史籍中关于西藏的资料；四是外国人（主要是英人）关于“西藏问题”的著述。在搜集与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不仅亲力亲为，同时与精通藏文、英文的学者积极合作。牙含章在撰写初稿过程中，杨公素、王明清先生为他搜集和翻译整理了不少英文和藏文资料。1984年公开出版之前的修订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的姚兆麟、黄灏、郭冠忠、陈乃文、吴碧云等同志在搜集和翻译资料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

　　由于《达拉喇嘛传》的学术和资料价值，该书在2005年进行的第一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评选中获得汉文专著类一等奖。

　　《班禅额尔德尼传》可谓是《达赖喇嘛传》的姊妹篇。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牙含章先生撰写《达赖喇嘛传》时就有撰写《班禅额尔德尼传》的计划，并在完成《达赖喇嘛传》的初稿后，就着手撰写该书。但遗憾的是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此项工作暂时搁置起来。牙含章遂将整理的相关资料移交给中共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文革”期间又移交至西藏档案馆。1984年 9 月《达赖喇嘛传》正式出版后，中共中央指示牙含章尽快完成《班禅额尔德尼传》撰写并出版。牙含章致信阴法唐、张向明等西藏领导同志，经他们同意后将这批史料转交给自己，并借阅了中央民族学院吴丰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柳升祺等人珍藏的汉文手抄本史料，于1985年 7 月完成了28万字《班禅额尔德尼传》书稿撰写任务，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11月以多种文字公开出版。

　　该书撰写体例、编排方式与《达赖喇嘛传》基本相同，采用藏族传统的“南木特”（传记）体裁，以历代班禅的事迹为经，以西藏历史为纬，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藏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其中反帝爱国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是贯彻本书的主脉。该书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并行的两个转世系统，二者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当，互无隶属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他们均隶属于清朝皇帝派驻西藏的驻藏大臣, 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西藏历史事实的。另外，正如作者所言，此书的一些内容可谓是《达赖喇嘛传》一书的一个补充，“凡是在《达赖喇嘛传》中没有来得及写进去的问题，现在正好乘编写《班禅额尔德尼传》的机会，以弥补这些空白”。

　　除以上两书外，牙含章先生整理出版了一部自己的藏学论文集，即《西藏历史的新篇章》，全书7万余字，1979年 7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本书选编的 7 篇论文，除作为“代序”的《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一文写于1979年1月外，其余6篇均为牙含章在西藏进行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时期撰写。该书运用大量确凿史料，论证了西藏人民推翻黑暗、野蛮和残酷的农奴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当时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对反华势力进行了有力批驳和反击，出版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结语

　　总之，牙含章先生自少年时代与藏族宗教、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特殊的涉藏工作经历，以及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修养，为他以后的藏学研究事业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将一生中的很多精力投入到了藏学研究事业中，其中《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是牙含章先生藏学研究的代表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利用大量藏汉文原始资料完成的两部学术力作。两书以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国政府行政管辖以来的历史为经，以达赖、班禅两个世系的主要活动为纬，织成了一幅西藏近七百年历史的画卷。牙含章先生将达赖和班禅两个世系放在当时重大历史背景下加以论述，正确评价了达赖、班禅的历史活动和作用，准确反映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而将西藏历史尤其是西藏近现代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附：牙含章先生年谱简编

　　1916年10月，生于甘肃省和政县买家集乡牙家嘴村的一个汉族农民家庭。

　　1928年夏,“河湟事变”爆发，在甘肃拉卜楞寺出家为僧。

　　1931年，还俗，进入兰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

　　1933年，从兰州省立第五中学初毕业，回河州（今甘肃临夏）居住。

　　1935年，为躲避马家军阀兵役，在拉卜楞寺暂住避难。

　　1936年，任拉卜楞地区保安司令黄正清的秘书，工作之余在拉卜楞寺学习藏文。

　　1937年5月，随同嘉木样活佛至西藏拉萨朝佛。11月抵达拉萨后住进哲蚌寺, 随侍嘉木样之余，调查西藏寺院和拉萨工商业。

　　1938年7月，从拉萨经印度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陕北公学总校学习。同年10月入党。

　　1939年2月，从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班毕业，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至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下属的民族问题研究室回回问题研究组工作。

　　1940年初，化名马尔沙，参与“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兼任陕北公学民族部语文教师。

　　1941年4月，与李维汉、刘春合作编著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延安出版。5月，调至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先后任少数民族研究室副主任、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兼藏民班班主任。

　　1942年，完成约20万字的《青藏调查记》一书。

　　1946年3月，调入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任对外宣传组组长兼《陇东报》编辑。10月，在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建立了“陇右人民游击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8月，先后任临洮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临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0年4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1月，随汪锋、范明等赴北京向中央统战部汇报进藏准备情况，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2月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率领护送班禅队伍2000余人从西宁启程进藏。

　　1952年4月，护送班禅平安抵达拉萨。6月护送班禅至日喀则扎什伦布寺。12月返回拉萨，担任西藏工委委员、工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1953年5月，《达赖喇嘛传》脱稿，报送中央统战部审查。

　　1957年12月，患鼻癌离藏赴沪治疗。

　　1958年1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1959年7月，在《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论宗教信仰自由》一文。

　　1962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一文。

　　1963年6月，《达赖喇嘛传》由三联书店编印内部发行本。

　　1964年7月，论文汇编《无神论和宗教问题》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1964年，调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任蒙古研究室主任。

　　1975年，下放到石家庄水泵厂监督劳动，至1979年。

　　1978年，被“平反”后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79年7月，《西藏历史的新篇章》（论文汇编）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8月从内蒙古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1980年，个人文集《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1981年4月，撰写的《陇右地下斗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1983年7月，修订完成《达赖喇嘛传》。当年冬，因年龄原因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顾问。

　　1984年9月，《达赖喇嘛传》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5年，离休。

　　1987年11月，《班禅额尔德尼传》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12月19日，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