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星级”司法所的进阶之路
调解纠纷现场。金玥彤 摄
司法所所长公保才让(右)了解普法情况。咸文静 摄
家住久治县索乎日麻乡尖木村的牧民扎某曾借给仁某1万元。还款时限已到,可仁某一拖再拖不肯归还。去年年初的一天,多次索要未果的扎某一怒之下动手打了仁某。最后矛盾加深,对方要求赔付医疗费,于是扎某找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帮忙调解。
调解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双方在化解债务纠纷问题上达成共识。最终两人握手言和,扎某成功要回欠款,有效防范了“民转刑”的风险。
去年夏天,章达村发生一起家庭婚姻纠纷。华某和依某这对夫妻结婚12年,生有一男一女,二人因家庭琐事吵架闹离婚。双方父母和亲戚多次劝说未果,无奈之下请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帮忙调解,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此纠纷调解申请后,组织双方了解详细情况。
得知这二人并不存在原则性矛盾、尚有感情基础后,为挽救婚姻,调解员打出“感情牌”,从两个小孩成长环境出发,劝导两人多看对方长处,学会相互体谅。同时打出“法律牌”,讲解《民法典》中关于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希望华某和依某夫妻二人慎重对待婚姻,不要因一时冲动作出离婚的决定。经过调解员的耐心教育和劝导,这起家庭婚姻纠纷得到成功调处,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记者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索乎日麻司法所听到的这两起案例,在日常生活中也颇具代表性。
众所周知,在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体系中,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参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成员单位,处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第一线。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婚姻纠纷,不管是突然发生还是历史遗留,这两起矛盾纠纷得以妥善解决的背后,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问:如何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的作用?
建起一支队伍
今年34岁的公保才让是久治县索乎日麻司法所的所长。2021年4月从县政府办到此任职。
“我刚到乡上时,司法所只有一间办公室,所长由副乡长兼职,负责各村的司法工作。”公保才让的到来让索乎日麻乡有了一名专职的司法所所长,也拉开了这项工作规范化的序幕。
“在上级司法局的关心和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实施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扩大和改造办公场所,按照《司法所外观标识规范化标准》要求,对办公室外观标识和各功能室进行规范统一,设有公共法律服务站、调解室等,办公区域面积达180平方米。同时,配齐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实现了标识明显,制度设置规范,办公环境整洁,完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标准化司法所建设。”
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直面矛盾的基层,也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人民调解组织。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五星级司法所的打造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另一项短板也大踏步地补了上来。
索乎日麻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格日加今年40多岁,虽然当村干部的时间只有13年,但从早年间在村上当兽医开始,他就跟着当时的村干部接触调解工作。
“在全县五乡一镇中,我们乡地处中心地带,东邻智青松多镇,南连白玉乡,西接哇尔依乡、哇赛乡,北靠门堂乡。人口多、商户多、流动人口多。从这些角度来看,发生矛盾纠纷的几率比较大。”格日加的记忆中,当年老乡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矛盾纠纷时有发生,靠着村干部和有威望的长辈的调解,最后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从18岁“入行”到如今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调解员,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格日加打开了话匣子。
“以前没有村或乡一级的调解委员会,发生矛盾纠纷由村、乡干部或村上有名望的老人出面解决。如今各村和乡一级都有了调解委员会,有了专职的司法所所长和调解员。就拿我们村来说,全村370户1560多人,左邻右舍吵个架、夫妻之间拌个嘴,都有专门的人去介入、调解。”
格日加的话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据了解,除司法所配齐了所长、司法助理和司法干事,索乎日麻乡也加强了人民调解的力量。以党建为引领,采取专兼结合原则,优化和充实乡、村两级人民调解队伍。推选出了一批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威望高能力强的人民调解员,实现人民调解网络全覆盖。
数据显示,如今,索乎日麻乡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5个,其中乡调解委员会1个、村调解委员会4个,全乡共有人民调解员15人,其中专职调解员有4人,做到每个调委会最少有3名调解员。
按照公保才让的话说,目前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各方参与、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进一步筑牢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这也就更能充分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作用。
二问:如何筑好“第一道防线”?
制定一项制度
家住索乎日麻村二社的却知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六口的生活来源除了畜牧业之外,还依靠采挖虫草。
2021年,却知加入了村上的调解委员会,原本平淡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
“前两天我们刚调解完一起婚姻纠纷。女方是本村人,男方是哇赛乡国钦村人,两人结婚后一直跟女方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男方提出离婚的想法,女方并不同意。经过我们的了解,主要是因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看到双方还有继续过日子的感情基础,却知几个人先后五次前去调解,最终让这对年轻的夫妻重归于好。
对于调解的经过,却知仅用“前后五次”一句带过,但在提到这些年调解工作的变化时,格日加提到的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这项工作的不易。
“不管是法治宣传还是纠纷调解,我们这里地广人稀,骑摩托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骑马、步行,有时候早上出发,到点上天都黑了。”以格日加为例,按照每个月参与调解纠纷二至三起、一起耗时三到五天来计算,抛开别的不谈,油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不算这些账,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就要全力以赴。”
“难是难,但通过自己的工作让矛盾双方握手言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话虽如此,但久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局长方万虎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县的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在法治实践、维护稳定、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现,人民调解队伍向执业规范化、专业化转型的客观需求越来越强烈。”
正如方万虎所说的那样,任何矛盾纠纷的化解,说到底都是人民调解员与当事双方直面解释、说服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人民调解员不断付出,光靠热爱和情怀去做这项工作,长期以往是不现实、不公平的。
为了充分调动全县各行政村、社区人民调解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人民调解和“三调(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联动”工作,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当地实际,2021年,久治县出台了一则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管理办法。
“‘以案定补’是指用于全县各乡镇各行政村、社区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民间纠纷的一种激励性补贴资金。”据方万虎介绍,该补贴资金按调解纠纷的数量质量、纠纷的难易程度、社会影响及调解规范化程度实行“以案定补”。由多名调解员共同成功调解一件民间纠纷的,按一件标准计算;跨乡镇的调解纠纷由纠纷发生地或区域乡镇制作调解卷宗按一件计算。
“以案定补”资金由久治县财政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县级财力和人民调解员办案情况逐年调整。管理办法对一般纠纷、疑难纠纷、重大纠纷等从多个方面进行分类,就普遍情况而言,按照规定,调解成功后,每起案件能够得到600元至2000元的补助。
除了给予调解员一些经济补贴,久治县也将人民调解员培训班作为提升人民调解员理论水平和业务素养的主要途径之一。去年,除了各乡司法所组织的培训外,全县76名人民调解员全部参加了县上组织的培训。
“从培训后的情况来看,大家反响良好,都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充电。我们也希望打造一支热爱人民调解、精通法律知识、具有专业技能、依法调解能力、善用现代方法的人民调解队伍。”方万虎说。
三问:如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发挥一种优势
基层是社会治安稳定的基础,也是平安创建的重点所在。对于了解久治县基层社会治理特点的人来说,“十户长”制一定不会陌生。
“十户长”制是久治县根据就近连片、方便工作的原则,按一定居住户数量划分为若干户区,并在每一户区中推选一户家庭的一名主要家庭成员作为“户长”,协助村社“两委”班子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当好“组织的好帮手,政策的宣传员,群众的解难人”。一般来说,“十户长”由村“两委”班子成员、社长、村警等担任,实行一岗多责。
近年来,在“十户长”经验推广中,久治县不断探索基层治理矛盾纠纷调处新措施,大力推行“十户长”制,在掌握基层群众信息、密切干群关系、提高村民自治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方面,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打造‘基层调解+十户联防’久治版枫桥经验要求,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十户长’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全乡119名‘十户长’生活在群众中,能够密切掌握群众的动态,及时发现矛盾纠纷隐患的优势,引导他们承担矛盾调解、信息排查的任务,积极践行‘十户联防+人民调解’,加强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力度,坚持每季度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公保才让说。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去年夏天,经过排查发现,索乎日麻乡扎拉村牧民南某与勒某两家草山使用界限争议引发的纠纷有反弹现象。考虑到该纠纷年代久远,影响面广,乡党委政府第一时间成立调解工作小组。
组织双方深入沟通、协调县自然资源部门审核两家草山使用权、前往现场划清两家草山界限……最终,经过调解工作小组长时间的沟通协调、法治教育,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握手言和。
“我们组织动员人民调解员以及‘十户长’深入村社牧户,全面加强排查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债务纠纷以及草山纠纷等基层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2022 年,共排查矛盾纠纷 342 人次,排查出矛盾纠纷 33起,成功调解 33起,调解成功率达 100%。”公保才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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