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物 考 古

　　青藏高原考古已愈来愈引起藏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而西藏西部又因其在古代西藏所处的特殊地位更引起研究者的瞩目，因此，有关西藏阿里考古工作情况的两篇文章（中国文物研究所情报中心副主任侯石柱的《近年来西藏西部考古工作收获》、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霍巍的《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考古的新发现》）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反应。

　　霍巍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皮央与东嘎两村所发现的一批重要的佛教石窟遗迹，概述了这批石窟遗迹的发现情况、分布范围及其文化内涵：它一方面填补了我国佛教石窟艺术在西藏地区的空白，为西藏西部佛教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为12至14世纪古格王朝历史、宗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有关古格王朝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并不多，且有不少的疑点，考古材料的出现（如残存的藏文题记），为印证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我们揭示出西藏西部在整个亚洲古文明之链中所占踞的十分显著的地位。阿里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与中亚、南亚两大佛教流行区域的交点上；而皮央—东嘎洞窟壁画的绘制方法、风格特点以及人物与动物的特征等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与中亚、南亚佛教艺术的密切关系。而其洞窟的开凿方式与我国新疆、敦煌等地相同，表明它与我国其它地方的佛教石窟遗迹存在一定联系。

　　宗 教 研 究

　　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一直是藏学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但藏传佛教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涉及佛教传播史、寺院、高僧大德，也包括教派、教义、佛教典籍、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以至藏传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因此尽管研究藏传佛教者不在少数，而研究者的关注点却不尽相同。这同样反映在宗教组的研讨中。在与会学者提交的有关宗教方面的论文中，既有对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藏族〉的《论十世班禅的爱国主义思想》）、寺院、教派、教义（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蒲文成研究员的《宁玛派大圆满法概说》）、艺术、佛典及其版本（中国藏学出版社副编审周华〈藏族〉的《简论藏文〈大藏经〉的各种版本及〈丹珠尔〉对勘本》）、目录的研究，也有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黄颢的《关于清代金瓶掣签制度》）、教育（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曹自强研究员的《中国藏传佛教教育现状》）、现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罗润苍研究员的《新时期的藏传佛教》）以及西藏的宗教信仰（埃莱娜·罗宾逊〈Elaine M.Robson〉的《西藏的宗教及其他信仰》）的研究，侧重不一，各有所长。其中一些论文提出了新材料、新观点。

　　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明信对《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工布查布藏译本《汉地佛教源流》的优缺点进行评议。他指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将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进行对勘、比较，把汉文经论在藏文里有无情况加以著录，可谓功德无量。清乾隆年间的翻译名家工布查布将其译成藏文，并提出不少他自己的见解。这均有利于研究者对汉藏文大藏经进行文献目录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缺点，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未将同本异译的几种经集中在一起，并有一些前后相违之处，特别是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所记蕃本有无与蕃本《丹噶目录》和现存藏文大藏经目录逐条核查后，出入很大。

　　珀东·乔来朗杰(１３７６—１４５１）是１５世纪西藏佛学家和大学者，但很少为学术界所知，为此，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克珠群佩副教授在《珀东·乔来朗杰与珀东派》一文中指出：珀东·乔来朗杰因与觉囊·乔来朗杰名字相同，经历相似，时代相近，常被人张冠李戴或混为一人。这值得引起藏文史籍译注者和研究者们的注意。如《土观宗派源流》中有关桑定寺方面的内容因引用有误，把多吉帕姆系统的教派归属问题引向误区，而关于珀东·乔来朗杰和觉囊·乔来朗杰方面的译注有误，使两者混淆不清。更需指出的是，珀东派一直在流传，而且始终保持着融各教派为一体的独特宗风，但因《土观宗派源流》珀东派部分译文不确，而且有的学者把多吉帕姆系统的羊卓桑定寺与香巴噶举的娘麦桑定寺混为一谈，使人误认为珀东派早已销声匿迹。

　　美国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Leonard W.J.Van Der Kuijp）主要利用藏文文献讨论了仁达瓦的生平及那个时代的两次佛教改革（《仁达瓦及其遗著》）。作者认为藏传佛教有两次改革，都是在仁达瓦时期，同时也就仁达瓦与多布巴、宗喀巴的关系、仁达瓦和宗喀巴的教派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瑞士的阿迷海勒（Army Heller）根据敦煌藏文文献和西藏的艺术作品探讨了西藏的大日如来崇拜现象（《西藏的大日如来崇拜〈750—1200年〉》）。作者结合敦煌文献分析了青海玉树贝勒沟口、列库沟、扎拉姆的大日如来造像和西藏昌都察雅丹玛扎的大日如来摩崖雕像，并考察了西藏西部石窟、寺庙中的大日如来坛城，认为750至1200年间青藏高原上盛行大日如来崇拜现象。

　　美国哈佛大学刘国威则引用噶举派帕摩竹巴（１１１０—１１７０）关于“菩萨戒二十颂”注释及其后来藏传佛教其他各家的注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在藏传佛教戒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之“菩萨戒二十颂”（《二十菩萨戒之研究》）。

　　语 言 文 字

　　参加语言组讨论的学者共10余人，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看，藏语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深度上已从单纯的描写语言学向结构语言学、类型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发展；在广度上则涉及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的探讨，把藏语放在一个更宽的视野里研究，同时对藏语的研究还涉及到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的《藏语在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民间谚语、运用等方面内容。另外，藏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所体现，如俄罗斯莫斯科语言大学埃莱娜·波达波娃（Elena Potapova）的《藏族音乐名词：藏文乐器命名的主要原则》涉及音乐艺术。

　　就研究方向而言，书面藏语、藏语方言的研究仍占相当的比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的周季文教授和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长野泰彦教授（Yasuhiko Nagano）分别对书面藏语的动词、助词进行了探讨。

　　周季文的《论藏语动词》认为藏语的句子实际上是受动词制约的，因此只有弄清各类动词的特征，才会了解藏语句子中的种种制约关系。文章在对书面藏语的动词分成18小类的基础上，讨论了各类动词的形态变化、功能及其对各种句子成分的制约关系。长野泰彦教授在《再论书面藏语中具格助词—Kyis的功能》中认为藏语具格助词除用于及物施事者之外，还可表示其他格，-Kyis具有作格—施事特性，这一认识对探讨藏缅语小品词（藏语中称格助词）的最初形态有一定的帮助。

　　西南民族学院阿旺措成教授、西北民族学院藏语系的华侃教授则分别对嘉戎话、果洛话进行分析。阿旺措成教授认为嘉戎话是藏语的一种特殊方言，它保留了较多的古藏语的读法和古藏语词法，因而它对研究古藏语的益处显而易见。他在《试论嘉戎藏话中的古藏语》中对比了嘉戎话、通用藏语、古藏语的部分基本词汇，并以敦煌藏文文献及苯教典籍为佐证，说明嘉戎话中至今还保留着不少藏语古音词汇、古藏文词汇（如嘉戎藏区的人名、地名以及民歌、民谣等）。华侃教授则选择了少有人注意的藏语安多方言的牧区土语果洛话作为研究对象。他在《藏语果洛话中的结构助词》中，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甘德、久治、达日、班玛５个点的语料为基础，探讨了果洛话的结构助词的4个特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坦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西藏现代化建设》。胡坦教授在此文中强调了创制藏语现代科技术语的必要性，认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而现代科技的传播又离不开语言这个媒介。藏语作为西藏人民的主要通用语言，应无可推卸地要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在藏语中如何创制大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词术语问题。

　　作者指出：藏语现有的科技术语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其原则是充分利用藏语固有的构词成分和规则参照汉语或国际通用语术语的内部形式创制而成。目前，藏语已创制了大批科技术语，但同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比，差距仍然很大；此外现有术语中一物多名、一词多义、误译错译现象也亟需规范。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权威机构，为没有的专业术语制定术语，对已有的术语进行审定规范，逐步同汉语和国际通用语的科技术词标准接轨。关于创制藏语现代科技术语的必要性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文 化、 艺术

　　藏族文化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论题，吸引了不少学者从宏观到微观等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宏观方面的如《论藏文化精神》（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教授丹珠昂奔）、《藏族思辨文化探微》（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士宏〈藏族〉）《藏族雪域文化的凝聚与兼容》（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杨盛龙），微观方面的有《工布及工布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姚兆麟）、《西藏石刻文化探微》（西藏大学讲师张虎生），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藏族文化的特点。爱立克·摩登森（Rric D.Mortensen，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则选取鸟卜这一题目，探讨了藏族文化对其周边民族的影响(《喜马拉雅东部地区鸟卜研究》) 。

　　在艺术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关注的是藏传佛教艺术，而此次提交的有关论文中更多地探讨了藏族的表演艺术。

　　柯林·马克瑞斯（Colin Mackerras，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藏族表演艺术所面临的情况也不例外。他在８０—９０年代对中国藏区的几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论述了藏族表演艺术特别是戏剧、民谣和舞蹈的有关形式，并分析了它们在强大的、正步入现代化国家这种环境中的生存发展状况（《藏族表演艺术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文章认为藏族的表演艺术中传统色彩仍然非常浓厚，实际上９０年代藏族文化的传统色彩要比中国其他民族的任何传统文化更加浓厚。文中也指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对立不可避免，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必将削弱藏族文化中的传统性，藏族文化很有可能发展为有着更多现代性特征的一种文化。但藏族文化的传统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藏族艺术不会消亡，因为藏族热爱他们的艺术。

　　理查德·斯特贝格（Richard Strassber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教授）的研究题目是《藏汉表演流派的比较》。他指出，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汉文化对传统及现代藏族戏剧的影响，但是直到近期，研究中国戏剧的学者才开始考虑到研究藏族戏剧对了解汉族戏剧所起的作用。本文从仪轨戏剧、历史发展、大小戏（指藏戏）、世界戏剧环境四个方面对各种藏族和汉族的表演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张亚莎讲师探讨了西藏早期美术与于阗艺术的关系问题（《吐蕃与于阗关系考——从西藏早期美术现象看吐蕃与于阗的文化交流》）。她通过对吐蕃时期及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一些美术作品的分析考证，认为于阗佛教美术样式对早期藏族美术样式的形成有明显的作用。日本佛教大学的小野田俊藏教授（Shunzo Onoda）则介绍了中外学者特别是日、俄学者本世纪以来至今对藏文量度造像文献的研究情况，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藏文量度造像文献研究概述》）。

　　藏学研究离不开藏学文献的出版与收藏，而及时了解藏学资料、文献的有关出版信息，更是研究者们热切期盼的一件事情。与会学者不仅提供了北京和海外有关藏文文献的收藏情况，还就目前出版的藏学文献所反映的藏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如北京图书馆谢淑婧的《从〈中国藏学书目〉看藏学事业的发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阿华（藏族）介绍了《北京地区藏文典籍分布概况与分编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苏珊·梅英海特（Susan Meiheit）则概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藏文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藏文文献简介》）。据她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藏文文献迄今已达7700卷，其中约5200卷是通过图书馆的新德里区域文献部（New Delhi Field Office）收集的。在这些文献中，有些属珍藏品，如木刻版的藏文大藏经（德格版的甘珠尔、那塘版的丹珠尔、卓尼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1900年至1928年间分别从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约瑟普·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处得到的约300部木刻版和手抄本藏文文献。最后，作者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对藏文文献的保护、有关藏文文献目录的编目情况，并介绍藏文文献目录已制成光盘，可在互联网上查寻到。

　　有关文献出版的文章还有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旺久（藏族）的《略论藏族传统印刷及现代出版事业》等。

　　此次藏学讨论会还涉及法律（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巴桑罗布的《依法治藏与改善人权状况》、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何峰副研究员的《〈番例〉探析》）、教育(如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研究所译审旦增晋美的《西藏双语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的《西藏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杨恩洪的《果洛的神山与〈格萨尔王传〉》等）、地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武振华的《论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音译转写》）、藏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罗秉芬副教授《藏医最古老的诊断法——敦煌古藏文医学长卷研究之一》）等方面的内容。

　　1997北京藏学讨论会是一次具有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会议。它的召开，不仅是对近年来中外藏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同时也是中外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探讨新的合作途径的一次机会。讨论会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会议研讨气氛热烈，不仅反映了中外藏学研究的基本水平，也起到了宣传西藏、扩大中国藏学界的国际影响等作用。

　　会议期间，不仅组织专家学者收看了十余部有关西藏的电视片，还举办了藏学图书展销，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对外出版集团等单位展出了近年出版的藏、汉、英、德、法等文种的8000余种的藏学书籍。我国藏学研究成果在论文、音像、图书等方面的展示，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会后，部分海外学者还到西藏、青海和山西的五台山等地进行学术考察。他们亲眼目睹了西藏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加深了对藏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的认识与了解。

　　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规模与学术成果给予热情肯定，认为达到了预期目标。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将会对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原载《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