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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珠峰50年

李堕 发布时间:2018-01-03 19:44:00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新西兰人埃德蒙德·希拉里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终于站到了珠穆朗玛的顶端。他们举起悬挂着联合国、英国和尼泊尔国旗的冰镐互相留影,然后在雪地上挖了两个小洞,分别放进了一个小十字架和一包巧克力。在山顶上他们一共呆了15分钟,这个简短的仪式最终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经典——人类脚步终于踏上地球之巅——8848.13米处。

7年之后,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5分,中国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也达到了这高度。“我们从下午7点连夜走到第二天清晨4点25分。”现在已经68岁高龄的王富洲向记者回忆道,“贡布对我说,王富洲,不能再走了,再走出国了。”王富洲撕了一张纸,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贡布带着石膏做的毛主席像和国旗,“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我们也想做一个,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只好带个石膏的。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里面还有毛线手套。贡布最后拣了9块石头,回来送了毛主席,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中国登协秘书长于良璞说,当年中国登山队从拉萨来到珠峰脚下花了一个月时间,后面还有一个警卫排跟着。出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只能骑马。王富洲说,他们在马背上骑了24天,以至于他一看到马,脚就开始抽筋。而现在,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需要两天半的车程,尽管700多公里路程有80%是简易公路。当汽车翻过觉悟拉山口时,就可以望到远处5座连绵的雪峰:珠穆朗玛、章子峰、卓奥友、希夏邦马和马卡鲁,其中像金字塔一样巍峨的就是珠穆朗玛。“现在来珠峰太容易了,路已经很好走了,我当年第一次来珠峰的时候,感觉有半条命在路上就没了,车走着走着就会掉下去。”搜狐公司的赵牧1988年曾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双跨珠峰”。

珠穆朗玛离人类越来越近了。

在最初的30年中,总共只有158人有幸登顶,死亡49人。而现在,仅2002年登顶的人数就达到了159人。很多人还记忆犹新:现任登协副主席李致新1988年登顶,是第222个分享这一荣誉的人;而过了14年后到2002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1655,其中90%都是非专业运动员。尤其是在最近5年内,每年登顶人数都达到了3位数:1998年120人,1999年116人,2000年147人,2001年182人,2002年159人。今年5月,中国西藏的北麓大本营就有28个团队,500多人蓄势待发。

作为这次中国搜狐登山队的后勤总指挥于良璞,已经是第14次来珠峰了。“以前登山是国家任务,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1960年为了中尼划界问题,中国登山队的沙盘在谈判桌上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登山是为了展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现在是自由登山。”

转折发生在1988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双跨珠峰的活动中,“当时西藏登山队有位叫帕孜力的运动员,到7028营地时,因为头痛难忍自己下来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赵牧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一次,当时中国登协主席曾曙生谈的更多的是马洛里的“个人登山理念”——“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问我们征服了什么?一个也没有。而再早以前更多的是动员大会,是宣誓;这种想法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登山队9次攀登珠峰,只有今年这一次全部由业余运动员组成。”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大本营对记者说。张朝阳、王石是公司的董事长,刘福永是大连圣亚户外俱乐部的负责人,李伟文、梁群夫妇是深圳大学的教师,陈俊池是中国联通海口公司的工程师,张梁是银行职员,周行康是汉臣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刘健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记者在于良璞的帐篷里遇到了香港登山家钟健民,七大洲的最高峰目前只差珠峰登顶,这是他第三次来珠峰,前两次无功而返。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在这里,不是体力问题,是头脑意志,我玩够了就走了。”于良璞接过话来说,“山老在那儿放着,它又不会跑。”

很多登山队在出发前都要请绒布寺的喇嘛举行“煨桑”仪式:一种类似松柏的枝叶点燃后,升起白色的桑烟,登山者饮尽碗中青稞酒,将酥油茶供奉于祭台之上,然后齐齐地将青稞撒向空中,发出“唆 ”的呼喊声,以祈求山神佑护。在出发前,登山队员还会三三两两地去珠峰墓地,那是东侧的一块小土台,基座是几块鹅卵石,墓碑不过是一块页岩,但从这里可以直接仰望珠穆朗玛,绒布冰川的融水从下面流过。

今天,攀登珠峰仍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和随时献身的可能,但前进的驱动力已不再是国家意志,更多地来自个人的激情、光荣与梦想。

风扫连营

大风是从5月4日凌晨4点左右刮起的。

记者赶到大本营,是在这一天的中午时分,明晃晃的阳光下一片狼藉,乱石滩上散落着钢丝床、睡袋、铁杆子。中央电视台的小吴正在地上拣东西,他昨夜起床死死抱住帐篷中间的柱子,但帐篷还是在一阵强风后颓然而倒。这个晚上大本营一共有六顶被掀翻,而大风还在继续。

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今年60岁,是大本营后勤总指挥,德高望重,人称“于老板”。他身材高大,双眼布满血丝,他说自己上山一个月都没洗过脸了。于老板站在帐篷外,望着远处珠峰顶端的旗云说:“山上的风要有12级左右,大本营阵风8到9级。”所谓“旗云”是珠峰顶端一条云带,像一面挂在山顶的旗子,“由于珠峰地区常年刮西风,所以‘旗云’绝大部分是自西向东飘动”。旗云是判断登山天气的风向标,如果旗云是向下垂的,高空西风风速在每秒17米以上,不宜在7000米以上登山。如果旗云是上升的,则风速不超过15米每秒,当天还可以在7000米以上活动。但一天后会有高空西风槽来临,随即大面积降雪,在两三天内不宜在7000米以上活动。最好的天气是没有旗云的日子,如果顶峰出现像豆荚一样的弧状高积云,也适合在高海拔登山。

“无风、无风三级风。”于老板对记者说,“珠峰地带不可能没有风,山上是冰川,山谷受日照,冷热不均,风就会从山上吹到山谷的大本营。对北侧登山来说,温度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是风,如果是气温20摄氏度,刮5级风,你所感受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冬天不登山是因为风大,夏天不登是因为雪多。登山季一般选择在春秋,而春又比秋好,尤其是四五月份,春夏转换之际,气流相对稳定,雨雪少,风力不是很强,而且越爬越热。”作为一般的规律,早上天气好,下午开始变坏,以下午两点为分界线。

下午4点左右,登协户外运动部副主任张志坚从北京发来天气预报,说这场12级大风会持续到5月8日左右。据于老板介绍,中国搜狐登山队的气象资料有3个来源,每两天一次的中央气象台预告,每四到五天从国外团队获得的格林威治天气预报和瑞士天气预报,“但这些预报都是中长期的,反映未来趋势,最主要的还是要靠登山者的经验。”

当晚记者睡在军用帐篷里,就仿佛躺在风箱中,支帐篷的铁杆撞在行军床上,当当作响。帐篷像一个风雨飘摇的小船,随时都有可能倾覆。于老板说山谷中的风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所以帐篷被四面撕扯着,所有的缝隙都灌进了风。5月5日早上起来睡袋上一层厚厚的土。这个晚上又有4顶帐篷惨遭不幸,到下午时一阵强风又将炊事帐篷拉倒,里面餐桌翻倒,锅碗瓢盆撒了一地,当天的晚饭不得不推迟半小时。

倒塌最多的是30平方米左右的军用帐篷,里面可以摆六七张床,主要是因为表面积大兜风。抢修帐篷成为大本营当务之急。于老板身先士卒,用铁镐刨土,立住铁杆,其他人重新打入铁钉,用大石头压住,帐篷支起来后,裙边也需要用石头压,但大本营的巨石已经不够了,只得派人从远处山坡上把大石头扣出来,抱着30多公斤的石头走上50多米。重新立起一顶帐篷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而让人沮丧的是风越来越大,后面加固的帐篷往往是刚干完就又被吹漏了,如此往复了几个回合之后,就有人灰了心——“这不穷折腾嘛”。于老板一听登时来了火:“谁再说丧气话就立即下山去!”

已经从前进营地赶回来的杨险峰说,从6500米到大本营一路都随处可见被吹翻到山谷里去的帐篷,花花绿绿的,而且,原本建在5500米的一号营地,已经不见了。

下撤的欢乐时光

与此同时,登山队员也开始从高处下撤。

登山队员分为A、B两组,A组由副总指挥尼玛次仁带领,队员有刘福永、梁群、李伟文、陈俊池;B组由攀登队长罗申带领,队员包括王石、刘健和张梁。A、B每组都是11人,除队员外,其余为夏尔巴的高山协作人员。张朝阳目的不在登顶,就和队长王勇峰驻守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ABC),周行康作为队长助理也留守ABC。

按照训练计划,在4月底两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都达到了7500米的营地,随后下撤至大本营休息三天。5月初进行第二次行军,计划达到8000米高度。从大本营(5200米)到前进营(6500米)走两天时间,在前进营休息一天,再接下的两天内达到C4营地(7028米)、C5营地(7790米)。两队之间保持一天行程距离。

第二次行军中,A组运气较好,赶在大风前达到了7790米,然后顺利下撤;B组只冲到了7500米,在5月4日傍晚回到大本营。由于张朝阳的目标是7000米,5月5日在队长王勇峰的陪同下顶着风上到了6666米,在晚间下撤到了大本营。10年前的5月5日是王勇峰登顶珠峰的日子,大家预备着给王队长庆祝一下,然而直到晚上10点,王勇峰才一头冲进帐篷。

王勇峰向记者介绍,由于是业余运动员,选择的还是比较稳妥的传统路线:北坳——东北山脊——顶峰,“这条线路上有三大难点:一是6600米到7028米的北坳,高差400米,平均坡度50度,陡壁上有万年积雪,明暗裂缝纵横交错,经常发生冰雪崩。二是从7000米到7800,这段路沿着山脊走,是西北向的大风口,风力在六级以上。三是在8700米处,有一个8米高陡90度的岩壁,被称作第二台阶。1960年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是踩着刘连满的肩膀过去的。1975年中国队自己带了金属梯,立在那里,一直用到今天。”

登珠峰并不在王石的计划之内,他本来是要登8300米的卓奥友,“去年中央电视台和王队长找我谈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设想,建议改变登卓奥友为登珠穆朗玛峰,我考虑再三同意了,目标设在8300米。但今年初央视退出合作,而王队长又坚持继续,于是我帮助筹措资金,也就有了搜狐公司、蒙西、亚力德等赞助商的介入,我想没有后面央视的‘大炮筒’,就把目标定到了登顶。”王石说如果这次登顶成功,按计划他会在2004年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然后去航海。攀登队长罗申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力保王石登顶。和王石同组下撤的刘健是《华西都市报》记者,此前他曾和王石攀登过乞力马扎罗和麦金利。在队里,刘健被称作“蒙古大夫”,因为王勇峰在前进营地感冒,是刘健给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刘告诉记者,因为他1979年当过空降防化兵,所以掌握基本的抢险护理技能。

回到大本营后,大风仍在继续,帐篷都有倒塌的危险。于老板让罗申带队员下到距大本营49公里的扎西宗乡,住“班巴珠峰旅馆”避“风头”。队员们在旅馆边上的“成都饭馆”开伙,由于超出了接待能力,老板不得不跑到边上的武警部队去买了一担青菜半扇猪肉。队员索性自己下厨,每人做拿手菜,甚至由北方人罗申和刘福永给大家包了猪肉白菜馅饺子。

风停后,他们将冲击顶峰。“出发的时间订在5月11日,可能会有一周的好天气,一切顺利的话5月17、18日登顶。”王勇峰说。

“豪华登山团”

队员下山后,大本营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大本营脑袋不疼的是西瓜。”攀登队长罗申说。大本营建在绒布寺上方7公里的山谷地带,海拔5200米,抬头就可以看到金字塔般的珠穆朗玛。由于喜马拉雅曾是一片大海,所以这里满地都是鹅卵石,一条细小的冰川从山坡滑下,为营地提供了水源。由于海拔高,初来者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大多头痛晚上失眠。从大本营到绒布寺的路程也就是最基础的适应性训练。

珠峰中国联络官格桑次仁告诉记者,目前有28个国内外团队驻扎在北坡,总共有500多人。中国队的营地有大大小小30余顶帐篷,其中两间厨房,一间提供汉餐另一间提供藏餐。由于大本营和北京存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晚上9点半才会天黑,所以开饭时间也较晚,早饭10点,午饭1点半,晚饭7点。伙食都是家常菜,还可以吃到炸酱面。进入5月,大本营夜间的气温仍会下降到零下5到10摄氏度,登协给每个人配备的都是1500克的睡袋,可御零下20摄氏度严寒。无风无雨的日子,大本营的气温在午后可达20多度,隔壁营地的英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会光着膀子晒太阳。

每到登山季,营地周围都会聚集起成群的“黄嘴山鸦”,拣食剩饭剩菜,他们可以一直跟到8000米以上的营地。登山队还从拉萨带来了两条黄狗,打发寂寞的时光,还给他们取了名字,大的叫“王勇峰”,小的叫“罗申”。珠峰的环保一直是个大问题,这次清华紫光捐赠了四个环保厕所,粪便由珠峰管理局每周统一清运。但由于人员过多,这四个厕所后来只对女士开放,男士仍旧要在野外解决问题。上来时间长的队员告诉记者:“不仅高山适应重要,调节‘屎差’也是个大事,最好能在中午时分解决问题。”大本营下面500米左右的路口,开了几家藏式茶馆,还可以代洗衣服,两元一件。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路口还立了一个中国邮政的报刊亭,服务时间早上10点到1点半,下午3点到6点。由于报刊亭没有地基,记者第一天上山时它就被大风吹倒,中间曾被扶起过一次,记者离开时它仍旧倒在地上。邮递员罗布多结是个藏族小伙,就住在茶馆边的帐篷里,有事要去那里找。罗布多结告诉记者,珠峰邮政点是2001年设立的,隶属定日县邮局,每年4月到6月营业,帮助登山者寄送邮件和明信片,每天多时可以发100多封。盖一个珠峰的纪念戳可以收入两元钱,罗布每个月的工资有200元。记者在那里购买邮寄明信片共花了95元,而整个定日县邮局一天的营业额就在200元左右。

大本营最现代化的服务,要算手机漫游、GPRS上网和彩信服务。记者在一间帐篷里采访了西藏移动通信公司网络部副主任尼玛次仁。据尼玛介绍,为了实现珠峰的通话和数据传输,他们联合了西门子公司和中国卫通公司,“4月9日我们从拉萨开出了9米长14吨重的移动应急通信车,此前我们探过路,发现有5个急弯很难通过,但最后还是开进来了。但这辆价值600万元的沃尔沃重型车的避震器还是坏了。”卫通公司在大本营立起了直径2.4米的天线,手机信号通过通信车和卫星天线传输到亚太2R卫星上,再传回上海的接收站,进入西门子系统交换机,“所以从大本营打出的电话,发出的彩信都相当于上海漫游。”西门子公司的傅剑皓告诉记者。由于大本营是乱石滩地,导电不好,他们就挖了一个深和直径都是1米的大坑填入土和盐巴,再埋入地线。通信公司在大本营只有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所以手机只有在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间能打通。“其实这样的频繁开关机对我们的设备损伤较大,我估计为了这次活动移动公司的投入超过了1000万元,而目前每天的话务量在1000分钟左右,算下来收入1600元。”傅剑皓说,“但能够在8848.13米的顶峰打通手机,发出彩信,对公司的意义至关重大。”

“现在大本营可以吃上烤面包,可以用微波炉,可以用饮水机喝矿泉水。”中国登山协会经营开发部主任杨世涛对记者说,“这是一个豪华登山团。”杨目前的办公地点在拉萨的喜马拉雅饭店,负责上山的所有物资供应。“不要看就几个人登顶,登山是集体项目,也是昂贵的运动,这次活动的后勤预算为180万~220万元,其中食品费用是45~75万元,山上来来去去150号人,吃盐就要吃3箱120公斤。”杨世涛说,“我们从北京开出4辆卡车,把必需品运到营地,现在西藏条件好了,很多物品都可以在当地采购。1988年双跨珠峰的时候,从北京出发了46辆卡车,车上的每件东西我都摸过,总共花了2000万元。”

即使如此,西藏与内地相比仍有许多不便。杨世涛曾经为托运一个箱子忙活了一天,“中央电视台转播要用一个西藏体育局的珠峰模型,托运时打成了长1.75米、宽1.5米、高1.4米的箱子,飞机的舱门是可以进,但发现营业部没有能运送的叉车。然后去拉萨别的单位借叉车,但随后又发现机场没有足够大的地秤可以称重,于是又去借地秤。我们往山上运油,但拉萨没有新的油桶,我们自己刷了一批旧油桶。登山队刚上山时需要一些竹竿插旗子,但是拉萨没有竹子,最后只能用铁杆。往往在内地很简单的事情,在西藏就要多想一些”。

夏尔巴人

就在队员们饺子下锅的时候,一次紧急会议在于老板的帐篷里召开,参加者包括王勇峰和副指挥尼玛次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重建营地,补充给养。事实上,为了几个人的登顶,一个月来大本营已经赶了250头次的牦牛上山。这次中国登山队一共雇佣了18名夏尔巴人和24名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做高山协作,负责修路、运输、生火做饭。尼玛次仁告诉记者,所有攀登珠峰的队伍曾经开过两次会议,最后由中国队、瑞士队、罗塞尔队出人力和装备,其他小队出钱共同修路。4月13日他开始带着协作人员上山,目前已经铺好了前进营地(6500米)到突击营地(8300米)的路线绳。5月13日以前还要开一次协调会,商讨8300米以上的修路问题。目前中国队在6500米储备了40瓶氧气,7790米营地储备了30瓶氧气,8300米的突击营储备了40~50瓶氧气。

王石说他的背包不足10公斤,里面只装着水、食品和防寒衣物。登山队连炉子都不用带,牦牛将物资运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剩下的就全靠夏尔巴人了,协作人员的负重量在25公斤左右。夏尔巴人是藏族的一支,日本登山家重广恒夫1988年在珠峰脚下曾当着中国记者的面赞美夏尔巴人:“他们活跃在喜马拉雅山脉,就像在家中后院散步一样。”

夏尔巴人从山上下来后,坐在大本营晒太阳,他们大都穿着“MOUNTAIN HARDWEAR”或者“THE NORTH FACE”,这些装备都是他们的雇主——各国登山者——送的。吃苦耐劳是他们的秉性,喝过一碗酥油茶后,就开始投入抢修帐篷的劳作。他们中有一位叫扎西次仁的夏尔巴人,曾8次登上珠峰。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扎西次仁是这样说的:“我肯定不是最好的,有个叫阿布的夏尔巴同胞还创造了12次珠峰登顶的纪录,他今年在珠峰南坡。我肯定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好的之一。”夏尔巴人生性乐观,在大本营有自己的食堂,菜谱也很独特:“旗开得胜饭”就是咖喱牛肉饭,“礼花盛开汤”就是素菜汤。一个登山季每个夏尔巴人可以得到4000美元的报酬。

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是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学校校长就是尼玛次仁。23岁的阿旺和记者闲谈中说,他去年就曾帮助瑞士队登顶珠峰,而且是从7900米直接登顶,在一天内就撤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他语调自然而平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记者问他是否得到了登顶证书,他说他根本不需要那个。尼玛校长介绍说,学员大都来自定日、聂拉木和吉隆三个县,喜马拉雅山脉也主要分布在这三个县境内,不收学费吃住全免,每月还有100元的零花钱,学员毕业后进入西藏体育局的“圣山探险公司”充当高山协作。记者了解,他们平时的工资每月600元,上山后每天的补贴40元。每天晚上,最热闹的就是学员的帐篷,弹着藏琴,边歌边舞。

珠峰联络官格桑次仁是老运动员贡布的儿子,他告诉记者,每个登山队都雇佣了数量不等的牦牛和牦牛工,一个牦牛工可以赶三头牛。牦牛和工人主要来自山下的扎西宗乡和八松乡。“牦牛的价格去年是25元一天,今年涨到了30元,工人也是30元一天,一头牛春天负重不超过50斤,秋天不超过80斤。”格桑次仁说,“现在登山季还没有结束,经我手送到牧民手中的钱就有60多万元了。”

“世界惟一”的困境

实力强劲的西藏登山队并没有出现在登山队伍中,而往往在历次登珠峰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冲在最前面的。西藏队的大部分队员都去尼泊尔攀登马卡鲁,这是他们10年内攀登全部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的倒数第三颗棋子。“西藏登山队是目前中国甚至世界惟一的职业登山队。”西藏登山队党委书记尹逊平说。

记者在拉萨一座静谧的藏式小院中拜访了1960年登顶珠峰的贡布老人。老人和记者聊着家常,但却不愿回忆当年登顶的情况,老人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艰难的回忆会使他心力交瘁。尹逊平说,别人的心室都是一大一小,藏队队员的却是一样大,“常年的高山生活留下很多后遗症,我们这里5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力都非常差。”然而与身体的损伤相比,这支英雄团队的生存则是更严重的问题。1993年西藏登山队启动“14座”的项目,“目前还剩两座半,正在攀登的马卡鲁、乔戈里和迦舒布鲁姆I峰,目前登山用的2000万经费都是西藏体育局出的。”尹逊平说,“那么‘14座’以后呢?西藏登山队凭什么生存?只有转向业余登山了。”

这支世界惟一的专业登山队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登山队的住址在西藏体校内,登山也是西藏的传统强项,但是体校却没有登山专业,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队伍老化严重,最大的队长桑珠52岁,最小的是一位刚转业来的战士26岁,大部分都在三四十岁,“工资最高的只有3000多元,很多家属来自农村没有工作,孩子教育跟不上,读书只能花钱买,待遇不高招不来人才,没有一个是学摄影、摄像的。我们的队员去做高山向导,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出生入死挣7000元钱,但这钱还不是他的,要拿到队里重新分配。虽然这十年来我们没有出一起伤亡事故,但总是通过8000米以上的高度培养一名队员和向导,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目前西藏登山队经费主要来自自治区体育局,从2001年开始西藏队开始运作“登山节”,每年选一两座6000米左右的山峰,为国内山友提供攀登服务收取一定费用,目前教练5000到7000元,登顶会有1200元奖金,副教练4000元,每天补助50元,比尼泊尔的报价要低很多。

40年来,西藏登山队有29人登上过珠穆朗玛峰,228人次登上8000米以上高度,次仁多吉在珠峰停留了99分钟。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英雄,但英雄的苦恼却是难以为外人道。“从英雄到人梯的转变是艰难的”,尹逊平说。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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