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农奴制，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中世纪，想到那个被捆绑在火刑架上，被活活烧死的科学家布鲁诺，想到贩奴，想到美国的南北战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说起农奴制，与它最相关联的词，必定是“黑暗”。因此，西方民众、史学家、媒体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都是深恶痛绝和彻底否定的。

然而，对于延续到1959年的西藏封建农奴制，我们却常常听到不同的声调。首先，是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比如，1983年3月10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说：“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它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其次，是西方的某些势力，近些年来也每每随声附和，跟着唱起赞歌。

难道，旧西藏的农奴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农奴制度，甚至可与极乐世界媲美？

我们并不讳言，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有他的发言权的，因为，他确实亲历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不过，像他这样，光是他的家族就拥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奴，而他自己，作为高居西藏封建农奴制这个金字塔巅的最大农奴主，其感受自然不同于广大农奴。

一根草绳的命价

旧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意思是发布命令的机关，是1751 年由乾隆皇帝敕命创建的。清朝规定：噶厦由四名噶伦组成，一僧三俗( 僧人噶伦由达赖喇嘛亲自向清朝推荐)，地位平等，均为三品官，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藏政。噶厦之下，在达赖喇嘛系统内有译仓和孜康两个机构，译仓负责噶厦公文政令，孜康负责审计。

保障这个制度运行的法律依据，是两部法典，即《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

《十六法典》是1618 年西藏藏巴汗时期编集的，因其共有十六条律文，故称《十六法典》。《十三法典》是五世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将《十六法典》进行增删和调整后编成的。两部法典都严格区分等级贵贱，把人划分为三等九级：“人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指西藏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等，中等人是指一般僧俗官员及商人等，下等人是指广大农奴和奴隶，其中铁匠、屠夫和劳动妇女则被认为是下等下级人。

根据等级划分，两部法典从法律上授予农奴主以特权，规定保护农奴主的生命财产和不受法律的制裁，并公开确认封建农奴主的暴行合法。按照法典精神，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旨意，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不能反抗，如果反抗，就要被处以挖眼、抽筋、割舌、剁手直至溺死、屠杀等刑罚。如重罪肉刑律规定，对严重损害领主声誉、秘密武装、平民反上等直接威胁统治阶层利益的行为，都要处以挖眼、抽筋等肉刑。相反，农奴主们则可以随意处置农奴。农奴，特别是其中的一种称为“朗生（即家养的）的，可以被主人随意地转让赠送，如有位叫米玛卓玛的，11 岁就被拉鲁送给敏吉康萨，远离家乡，后来敏吉康萨又把她送给另外的主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中，保存了一封一个贵族写给另一贵族的信，上面讲到，“我打牌输给你五个农奴还有五只羊”等等，可见，在这些贵族眼中，农奴完全和动物一样。至于体罚，对于农奴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索朗绕登是旧西藏大贵族桑颇家的佣人，后来参加电影《农奴》和话剧《不准出生的人》的演出，担任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团长，成为新西藏第一代艺术家。他小的时候，“少爷骑在我的背上，我跑来跑去，反正我是一个马、牲口，那是经常有的事。而且少爷上学的时候，有时候考试了，他们考试不及格，然后不是打这个少爷，而是打我们，打我们的脸，有一个这么长、这么粗的竹子，中间切开以后分下来，打在我们的脸上。打了以后脸上出血，后来慢慢有个洞，喝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水都能流下来，我是经历过的。” 最为离奇的是，根据法典，有些人的命，仅值一根草绳。

《十三法典》第七条为“杀人命价律”，即关于责令蓄谋杀人已遂的凶手赔偿命价的法律。命价即用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赔偿。命价数额依被害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分为不同的等级：“人分上中下，上上者命价极贵。……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根。”

两重天的日常生活

朋措扎西是出生于青海藏区的藏族，曾经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担任翻译，1951年他随中央代表张经武进藏。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震惊。他说，“我们那个地方也很苦，因为原来在旧社会，有军阀马步芳，在他的统治之下，生活是相当苦的。但是到西藏去一看，那差距就大了。那儿都是又黑又小的房子，窗户就是一个洞。每一个小房子里面，准是有一大堆草，跟麻袋片什么都有。我记得我有一次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西藏农奴们的生活状况与朋措扎西家乡光是生活上的差距，就让这位当年二十六七岁的青海藏民感到难以接受。

这种制度下的农奴主阶层则过着奢华的生活。有些在拉萨的农奴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从拉萨往西，车行300多公里后，有一个如今已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江孜帕拉庄园。上世纪50年代，当时西藏最杰出的四大藏族摄影师之一的扎西旺堆，曾专门到这里拍摄纪录片。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起当年的景象，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到帕拉庄园拍电影的时候，帕拉汪秋夫妇已经去了印度，庄园的管家拿着两皮口袋的钥匙，把一个一个门帮我们打开，让我们进去拍摄。庄园就是庄园啊，太富有了！光酒和吃的就装满了一间屋子。洋酒、威士忌、人头马等等，非常多。穿的呢，有绸缎的，有氆氇的，有牛绒的，光皮制的衣裳就有90多件，皮子的种类，各种各样，猞猁皮，狐狸皮，羔羊皮，豹皮，水貂皮，有些皮子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说是非常珍贵，我们也不知道。”

1949年2月22日，从青海来的拉木登珠在布达拉宫里登上历世达赖的宝座，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丹增嘉措”，也就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按照清朝定下的惯例，噶厦封给他的家人好几个庄园，让他的家族成为贵族。他个人，则在各方面享受到一个中世纪式的至高无上人物的最周到的服务。仅以他喝的酸奶为例，据他的厨师长噶玛曲央说，“厨房里我们有18名工作人员，两位森扎热噶，级别最低，他们俩的工作是负责准备达赖喇嘛的酸奶，不论达赖吃不吃酸奶，必须天天供应。为了供做酸奶米饭的酸奶，或各种仪式上用的酸奶，还有达赖用的牛奶，共养了30头杂交奶牛。”

而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庄园里，农奴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

色新村是距离拉萨72公里的一个漂亮村庄，原来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庄园。现在这里的孩子们有温暖的家，有幸福的童年，无忧无虑。然而一些老年人还保留着童年恐怖的记忆。几十年前，色新村的一部分农奴因为痛苦不堪发生了集体逃亡。当时还是少年的卓玛玉珍和他的弟弟群培也加入了这个行动。

姐姐卓玛玉珍说，“在旧社会，色新的人过着非人的生活。”这时，弟弟群培抢过话头，“让我们色新的人，晚上也要干很多的活，除了半夜可以睡一点，晚上劳动到很晚，早上早早地起来，领主跟在后面监督干活，所以人人都非常劳累，常常躺在地上就睡着。饭也吃不下去，”姐姐：“没糌粑吃，这样苦，劳动稍有怠慢，还要挨石头棍棒打，……后来实在受不了啦，不仅干活，还吃不上饭，所以忍受不了就逃走啦。”

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女探险家、藏学家、东方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一生曾3次到过西藏，她曾经化装成藏族，与她的养子云丹喇嘛一起，对四川、青海和西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口头文学考察。1951-1952年，她将这次化装之行写成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1953年出版。在第三章《渴望新生活的农奴》中，满怀悲怜地总结了西藏农奴们的生活：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的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主人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对于逃亡的农奴，色新庄园的主人们并不止于鞭打或者罚金，他们发出通告，命令截杀。当年的逃奴群培回忆，“我们没有走以前，很多人就已经跑了，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忍受不了，无论如何我们留在这儿没法活下去，我们会死在石头棍棒底下。他们说佛父尧西（十四世达赖之父被封为尧西公）的人懒惰，逃跑了，这些人太不像话，这些人你们可以杀了，只要留下这些人的头和手就行，在18个县以内，我们的主人已经发出通知，跑不了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