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北京德国医院医护人员合影，后排左起为狄博尔、克礼和汉霍特格林。德国联邦档案馆资料图片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是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最主要的综合性医院之一，1945年10月由著名医学家吴洁先生奉命接收，后改组为市立北平医院，即今北京医院的前身。关于该医院的历史，目前的中文著述主要有两部分：严欣久女士的《吴洁与北平医院》，发表在2006年1月的《传记文学》上；吴新生为其父吴洁所作的传记《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的第8章“在重重阻力下接收德国医院”披露了接收前后的大量细节。本文作者在国外发现了一批与之有关的德文档案类材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自传，及其子女的访谈记录等。这些曾在民国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医护人员，称得上是时局变迁的见证者，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应该具备“补阙”的史料价值。换个视角，以小见大，对完整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也有帮助。

　　北京德国医院的创建、发展与接管

　　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世界帝国”的野心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由于大多不会英语，求医问诊成了难题。因此，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1890年，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日占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由于德、日、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不过，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此后的接收过程，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10月13日，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对方“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对方亦“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把上交来的财物、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一把钳子、一卷纱布，都要登记造册”，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扩大了医院的规模，“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使其“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但是，上任还不到1个月，吴洁就遭遇了一起“通天”的告状事件：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以“北平外侨团”的名义，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还就医师、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如“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等等。

　　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1945年10月15日，“主事者的外甥”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吴新生在书里说，当时吴洁“已离开北平多年，对北平已很不熟悉……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药学讲习所毕业、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所以，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她还说，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了20名医生，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值得玩味的是，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