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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创新之路

叶雪音 发布时间:2018-10-29 09:45:00来源: 西藏商报


图为1972年叶雪音(左二)与预科老师讨论学员教材的编写工作。

1948年4月,我读高中时,因为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老师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厦门大学后,继续在学习的同时,做党组织交给的工作。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我在厦大报名参军,直接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为入朝随军翻译做准备。

1951年5月,为了处理西藏的涉外问题,外交部开始筹建西藏外事处。在人员方面,外交部直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我与另外5名男同学到西藏外事处工作。同时,调西南外事处杨公素处长担任西藏外事处处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随十八军进藏,1951年从甘孜出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艰难行军,于11月27日抵达拉萨。依据当时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开荒生产,争取蔬菜自给,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学习藏语文。

随后,我因分娩回到厦门。1957年7月休完产假,我和老伴谢均安返回西藏时,在西安恰逢汤化陶副校长在筹建西藏公学。他曾担任西藏工委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我们就认识。他向我们讲述了建校原因、目的后,说你们一个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一个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在学校工作能更好地发挥特长。我们心想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当年放弃学习心爱的植物学,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后,又服从组织安排到西藏外事处工作。

西藏工委对筹备西藏公学十条指示的第六条是“学制6年;前三年以学文化为主,藏汉文并重,并学算术、政治常识,后三年加重政治比例,分科学专业”。1960年10月为了满足西藏建设的紧迫需要,学校要求用四年左右时间将汉藏双文盲的翻身农牧民子女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小水平,以便转入专业学习。当时我们自十八军的干部、中央民族学院和其它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预科组成了20人的汉语教研组。教研组根据上述要求,计划通过四年的教学工作达到如下水平:能听懂汉语讲授的专业课,能用汉语与汉族同学交流;识汉字二千左右(内地小学六年毕业识字标准2450个汉字);能书写一般的应用文。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自编教材,在教学上采用实物教学,如在教室内陈列注汉语拼音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劳动工具、食物,让学生看实物,我们教学实物名称。

我在中学和大学先后学习过英语和德语,在西藏工作期间在藏干校学过一年藏文,这样的语言学习经历培养了我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的意识。为了提高教学效益,我们对藏汉语进行了对比,找出主要差异,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例如,汉语有唇齿音f,有降升曲折调√,有量词,藏语没有;汉语动词在主语之后,藏语动词在宾语之后,所以学生会说“我饭吃了”,“他笔三有”;藏文是拼音文字,而汉字是形声字,形旁与全字意义有关,声旁与全字读音有关,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识字和写字要记形旁和声旁,但是藏族学生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写字看一笔写一笔,结果不是多一横就是少一撇,字的构架不对;而且,汉语中有些字含有多种意义,学生在短期内很难掌握。

根据上述调查对比发现,我们决定打破常规教学环节和步骤,重新制定教学程序,自编教材。我们将教学分解为五个步骤:1.学汉语拼音;2.用汉语拼音学日常生活用语;3.学基字(构成汉字的形旁声旁);4.学句型;5.学短文。

我们的学生聪明好学,为早日成材,他们天未亮就起床在路灯下读书,为尽快建设新西藏,连入睡前数分钟也不放过,晚上躺在床上以腹为纸,以手为笔练习写字。

我们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称为“四同”。“四同”,让我们师生情同兄弟姐妹。在“同吃”中,我们教学生餐具名称、食物名称,学生讲述打酥油茶过程,在劳动中教劳动工具、操作动作,学生讲述收割青稞情景。中间休息或讲短小故事或唱歌。晚上睡前洗脚,八人围成一圈。用汉语讲述当天的学习,所见所闻的事。

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西藏民院创建了品牌,也得到了学界专家同行的肯定。如今我已年过九旬,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感慨万分,我常常为自己没有能够做出像样的成绩和漂亮的科研成果感到自责和遗憾,与父亲的期望和自己当年的梦想相距甚远。但是,正是我们汉语教研组这些来自十八军和重点大学的热血青年牺牲自我,奉献时间精力,在读拼音教基字,枯燥重复的操练中消磨了个人的理想抱负,在“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浸泡式陪练中创造语言环境,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在没有外语院校的视听设备的简陋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作者简介】叶雪音,福建省漳州市人。1951年元月在厦门大学学习时,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德语。1951年,调入西藏外事处工作,1957年7月到西藏公学工作。曾担任汉语文教师,教研组长。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3年9月离休。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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