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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横秦岭家何在 ——商於之路与唐代逐臣

尚永亮 发布时间:2020-03-31 07:19:00来源: 《光明日报》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个“云横秦岭”,一个“雪拥蓝关”,展示了商於之路的艰险及其与唐代逐臣的紧密关联。

  秦岭,乃“天下之大阻”,“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读史方舆纪要》卷52),是由长安入商於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路途中最为险阻的一段。秦岭东段北麓为蓝田山,一名玉山,又名覆车山。入山往蓝田关方向,地势逐渐变高变陡,这由王维“郢路云端迥”(《游化感寺》)、白居易“路在秋云里”(《初出蓝田路作》)的诗句,即可知其山高路险之状;而据杜甫“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九日蓝田崔氏庄》),更可见其海拔落差之大,无怪乎韩愈有“云横秦岭”之叹。

  商於之路自古为长安至东南的交通要道,其“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足而轻重分焉”(《读史方舆纪要》卷54)。唐代承平二百余年,战争较少,商於道遂从军事要道转变为商旅要道,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唐前期此道狭小难行,张九龄谓之“小道使多,驿马先少”(《荆州谢上表》),故流量不大,现存诗文也不多。到了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地位跃升,由此南行者日增;加之安史乱后李希烈阻兵江淮,汴路受阻,商於路遂成为南行的主要通道。其全程一千一百多里,有驿站二十余座,经行路线大致如下:东出长安,经长乐驿、灞桥驿,东南越横岭至蓝田驿;沿途经桓公驿、蓝桥驿至蓝田关;再东南行,逾七盘岭入商州界,经四皓驿、洛源驿至商洛县,又经棣华驿、桃花驿、层峰驿达武关;出武关第一驿为青云驿,由此过阳城驿入内乡县,经商於驿折而南行,过临湍驿、冠军驿而后至邓州、襄阳(参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秦岭仇池区》)。在这条路上,蓝田驿、蓝田关、武关最为著名,故又称“蓝武驿道”。至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朝廷敕文明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卷61)这条路遂升格为仅次于大路驿的“次路驿”,即全唐第二驿道。

  较之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商於之路虽艰险崎岖,却方便近捷,省日省时,故唐人奉使、贬谪、赴考、游历等多取道此途,用李涉《题武关》的话说,便是“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然而,若论及在行役中的生命磨难、人生体悟和诗作量的丰盛,则不得不首推贬谪诗人。在《全唐诗》中,现存与商於路有关的诗作近300首,可确定为贬谪诗者即达98首,占整体的三分之一;其中,白居易、元稹、韩愈、杜牧、吴融等人作品最多,他们不少人因贬迁而反复经过此路。元稹元和五年贬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贬江州、长庆二年出刺杭州,均取商於一途,所谓“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顶》),即是明证;韩愈贞元十九年贬阳山、元和十四年贬潮州,亦皆取道此途,若将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经过;而柳宗元、刘禹锡于元和十年春被召还京时经由此道已无疑义,至于他们永贞元年被贬出都的详情,虽记述不多,但从残存史料推论,取道商於之路的可能性也最大(参看尚永亮《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从他们的经历中,能看到贬谪文人在商於路途所遇到的重重难关,由此体味其沉重苦涩的人生况味。

  作为贬谪文人所要面对的第一重“难关”,是路途险峻带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此路狭窄艰险,山高水深,时有猛兽出没,充满困难和危险,所谓“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李商隐《商於新开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有唐一代曾数次整修此道,但其险阻状况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所开新路“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册府元龟》卷697)。尤其是蓝田关往武关一段,“水涉七八曲,山登千万重”(孟郊《远愁曲》)、“商岭莓苔滑,石坂上下频”(孟郊《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最为文人所苦。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云:“浔阳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在崎岖六百里的蓝、武路段,诗人仅行“七十里”就已“人烦马蹄阻”了,可见攀登山路之艰难。如遇上恶劣天气,则更令人寸步难行。韩愈贞元十九年被贬阳山时适逢冬季,气候恶劣,“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答张彻》),即当时实况。他在《南山诗》中回忆说:“初从蓝田入,顾盻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蒙瞀。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本已难走的山路,因寒冬结冰,愈发地冻路滑;加上大雪纷飞,视线受阻,看不清路况,只好撩起衣服,推着马往上爬,稍不留意便会大摔一跤。如此险恶的经历,即使再次回忆也怵目惊心。

  然而,苦难并未止于此。对贬谪文人来说,在漫长的驿道上,“无家”之感和遥想荒远异域所形成的恐畏、惶惑时时侵蚀着他们的心灵,这是更甚于高山险路的精神折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世界,生命宛如一片随处飘荡的浮萍,不知何以为家,何处是家,此行何时生还,能否生还。诸如“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表现的都是这样一种饱含“分离焦虑”的心态。韩愈有诗云:“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食曲河驿》)飞鸟尚能归巢,自己却负罪远行,两相比照,不胜悲哀!除了文人自己要星夜兼程外,他们的家属也常常需要随行。如白居易贬江州,其妻儿即相继踏上征途:“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发商州》)、“亲故寻回驾,妻孥未出关”(《宿阳城驿对月》)。韩愈贬潮州,同样携家眷上路。据事后回忆,他被贬时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于严诏,仍不得稍事逗留,以尽为父之责,在无比悲凉中与家人“苍黄分散”。而韩愈刚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师,踏上冰天雪路。这时,在京城的旧家已不存在,眼下家人又处于颠沛流离的旅途上,这对负有全家重责的韩愈来说,怎能不五内俱伤?眼望秦岭云横,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泣血之问?但痛苦还未结束,由于“我既南行,家亦随遣”,其十二岁的爱女不得不带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祭女挐女文》),终于在距离长安约450里的层峰驿死去。“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过其墓留题驿梁》),种种变故给这位年逾半百的诗人带来了锥心刺骨的痛楚,其所遭受的精神摧残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在这条艰险的驿道上,不仅埋葬着韩愈的爱女,还铺满了贬谪文人的累累白骨。唐代文人在贬途中被赐死的事件时有发生,性命朝不保夕。据史书记载,商於道上死亡的“高发地段”集中在蓝田驿:开元十二年(724),太子少保、驸马都尉王守一“贬为泽州别驾,至蓝田,赐死”;二十四年(736),周子谅“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二十五年(737),“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长流瀼州,至蓝田驿赐死”;宝应元年(762),“襄州刺史裴茙长流费州,赐死于蓝田驿”;大和九年(835),翰林学士顾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光化三年(900),“平章事、监修国史王抟贬崖州司户,寻赐死于蓝田驿”(《旧唐书》卷8、卷103、卷9、卷11,《新唐书》卷179,《旧唐书》卷20)。蓝田驿外,还有些人被赐死于商州以及商於之路的延长线如公安、武昌等地。可以说,在整个贬途,死亡都如影随形,与逐臣相伴。“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吴融《宿青云驿》)、“山下驿尘南窜路,不知冠盖几人回”(许浑《题四皓庙》)。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不能不让人如履薄冰,心生极大的恐惧。可以说,在这条路上,书写着贬谪文人的生命沉沦,见证着政治高压的无比严酷,更凝聚着一种悲凄惨烈的文化内涵。白居易诗说得深刻:“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化结为精灵!”(《和〈思归乐〉》)无数南行逐臣的贬迁路途由此开始,其人生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为无家而悲痛,为前途而担忧,为生死而恐惧,种种忧愤郁结于心,日积月累竟化结成令人恐畏的“精灵”!而这种积聚着无数“迁客”生命沉沦史的文化气氛,使得每一位后来者一踏上此途,便不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惶恐和刻骨的凄怆。就此而言,这条唐人被贬东南地域所经行的第一通道,乃是一条“充满迁客血泪的贬谪之道”(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它为唐诗之路染上了一抹沉重的底色。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甘晓雯,系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责编: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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