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新闻令人五味杂陈。几名外地残疾人在河北武安一广场私自举行收费商业表演，因私自铺设的电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保安几次进行劝离无果并遭辱骂、殴打，一保安被击中头部晕倒，一保安在劝阻过程中眼部受伤。

或许，在人们的固有印象里，被视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在类似事件中总是被同情的对象，受指责的是保安。但在本次事件中，双方角色互换。当然，舆论场上对于角色互换的真伪尚有争论，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其实，诸如此类弱势群体的“强势行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就有媒体报道“乞讨者拦车要钱，给钱才放行”“手持残疾人证的人拽起并怒骂坐在爱心座位的女子，尽管车辆后排有空位”“女子来例假未让座遭老人殴打”。似乎“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不再“弱势”。

照顾老幼病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标准。可现如今，“老”有欺诈讹人，“幼”有校园暴力，“病”有恶性医闹，“残”又这般胡闹。这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性原因，那就是：个别“弱势群体”将他人的照顾当做了突破底线、甚至为所欲为的依仗。

他们的逻辑可以这样揣摩：我们是弱势群体，可以无条件得到政府、社会和他人的照顾。在他们看来，有请问就得给回应，有要求就得满足，甚至是无理任性的行为也得被包容和允许，即使破坏了“规矩”。

遗憾的是，似乎我们的“规矩”暗合了这种逻辑，最为明显的体现在“老人讹人”与“校园暴力”事件之中。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两种表象背后，法律“施之于宽”变相纵容了乱象的发生。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的违法行为也往往小惩大诫。违法成本过低，使得“规矩”难以起到警示作用，变相地将法律与社会的人性关怀变成了脱罪渠道。

这影响又不只作用于弱势群体本身。每当此类事件出现时，总能迅速引起公众的担忧与争论，担忧有朝一日自己成为个别弱势群体“强势崛起”的受害者，在道德与公理间争论一个个不可能有结果的话题。以“医闹”为例。一方面恶性伤医违反法律，公理不容；另一方面，却有网民为之叫好，认为这是患者绝望之下对无良医生的反击，情理之中。再比如，公交让座，让座究竟是情分还是本分，舆论场上“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乱象该到了结束的时候。

自身的弱势不能成为突破道德底线与法律底线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逃脱责任的借口，这一点不只要个别弱势群体自身意识到，更需要旁观者、司法者清晰认识。这样，才能让社会对老弱病残的关爱回归正轨。须知，底线容不下特权者，否则底线之上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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