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颈鹤是全世界15种鹤中最晚被记录的一种，并且它还是唯一生存于高海拔地区的鹤类。作为藏族人心目中的吉祥神鸟，这一群翩翩舞者的形象以片花形式每每插播在央视纪录频道，连同“1876年由俄国探险家在青海湖发现”字样，让黑颈鹤及其发现者在全中国家喻户晓。

　　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类似被外人发现和命名的不限于物种，沙俄时期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武装考察队一路发现“普氏野马”“普氏原羚”“普氏玄参”，将区域物种统统名之“唐古特”，连黄河源固有的扎陵湖、鄂陵湖之名，也被篡改，重新命名为“探险队湖”和“俄罗斯人湖”……

　　引用黑颈鹤例证，一来为说明旧时代里，发现与被发现的角色定位，大抵取决于国力强弱；更重要的是为说明科学发现与传统认知的区别。一部西藏地区古代科技史，不乏智慧高光，单单一个藏医药领域，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尽皆囊括其中，可是如同中医命运，传统文化一旦与现代科学相遇，必得遵从国际规范，重新“包装”。科学发现也是这样，非经专业化鉴定描述并发表公布，不得被收录被认可。

　　就这一意义说来，20世纪之前对于青藏高原的科学调研，中国学者基本缺席。其中原因不难判断，归咎于国力衰微、社会动荡固然没错，但无法解释在时局不稳、兵荒马乱的民国年间，却是中国现代科学萌发生长的年代，所以说，根本原因还在传统认知——长久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鼓励学习数理生化，统治者视其为“奇技淫巧”（慈禧语），全社会则“唯有读书高”，像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只能算是非主流人物。有观察者对此做出过评价：19世纪西方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学科领域或可发展，唯有地质学不见得能有多大进展。

　　这样的局面随着清王朝覆灭迅速改观。中华民国初期，一大批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自然科学期刊纷纷问世，先内地，再高原，野外考察热潮兴起。一批批笃信科学救国的志士，不畏艰辛走向青藏边缘及腹地，堪称国内青藏研究之先驱。常被后人感念的两位独行侠式的传奇人物是植物学家刘慎谔、气象学家徐近之。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完成西北考查团新疆考察任务后，取道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进入印度境内。其间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可以想象又难以想象。其中途经藏北高原遭遇过惊魂一幕，秀才遇到了持枪劫匪。据说幸好对方只谋财，不害命。想来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杳无人迹的荒原上，刘先生的出现反倒把人家先吓了一跳，随之又让人家大失所望：这个奇怪的人一头长发、满脸胡须、破衣烂衫，随身行囊里只翻找出一些（处理标本用的）旧报纸和花花草草，哪有什么值钱之物。再三打量的结果，放行。一年多杳无音信，家人和同事莫不以为先生早已遇难，直到大喜过望地接到他从印度发来的求寄路费的电报。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两千多号标本。

　　刘慎谔走过的无人区路线，后来被青藏队反复走过；他经过的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现在人尽皆知：2015年秋冬之际，来自多个国家的冰川学家齐聚古里雅冰原，钻取冰芯，由于中央电视台的助阵造势，通过现场直播《问鼎昆仑科考记》专题报道，一度将这偏远极寒之地“炒”成热词。

　　1934年，26岁的徐近之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康藏调查员，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将近3个月，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高度。测高方法是使用煮沸法，以沸点高低换算海拔高程。他在拉萨建起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八廓街房顶上第一次摆放了量雨筒。在藏三年，还曾策马北上纳木错湖区，绕湖一周28天，进行水系、成因、流域及水生资源、气候特征乃至当地人文风情的全方位考察，写下《西藏之大天湖》等多篇专论；还曾西行后藏日喀则，专程前往珠峰地区。仰望珠峰，观察“旗徐近之先生云”，将这一天气现象首次记录下来：“珠穆朗玛峰东南面上升的潮湿气流和强烈的西风相遇时，山头遂有向东伸出的旗状云。” 20世纪30年代，他在《地理学报》《方志月刊》等期刊推出一系列有关青藏高原地理、气候的文章，其中《横断山间露宿两月日记》，是在奉调返程中，特意绕道横断山，从藏东、川西至云南，穿行考察了两个月的见闻记录。

徐近之先生

　　青藏情结就此相伴一生。徐近之后来远赴英美留学，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这期间《拉萨气候简介》等论文就发表在美国气象学会会刊。1946年归国回南京，就职于中央大学，教书育人的同时，致力于地理文献学，代表作之一《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将此前一个多世纪相关科学文献穷搜博采，后经补缀，五千余条集大成，资料来源包括英、德、法、意、俄诸语种，尚有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瑞典、丹麦、拉丁文等等各小语种；内容包括地质地理地形、岩石与古生物、冰川、气候、动植物，以及测量制图，乃至文史宗教等等，总计26 类。并非简单的目录罗列，而是兼及背景介绍、调查史要，并附调查者小传。先是内部油印，1958年正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列入国家57项重大任务之一，亟待整理相关资料做工具书参考，徐近之欣然受命，一个人以6年时间编写完成《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质、地文、气候、植物4 册，于1960年出版，正好赶上多个考察团队出征高原——西藏综考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考察队、登山科考队，无不视若珍宝，人手一册。身为受益者，老队员们每每忆及，无不感动满满，向我这个采访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省却了多少从茫茫书海中查找资料的时间和麻烦！

1974 年，任乃强先生（左二）与考古人员在岩屋前

　　与刘慎谔从西北方向穿越青藏地区差不多同时，高原东南部也迎来一波考察热潮，有中山大学组织过中外科学家在横断山主峰贡嘎山进行地理与生物的考察，有植物学家王启无深入西藏察隅察瓦龙地区所做的植物调查采集，吴征镒先生则于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若论从事横断山区地理和社会综合考察的先驱人物，不能不提到任乃强先生。为筹建西康省做准备，1929年他首赴川西高原十数县实地调查，运用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并以汉藏英三种文字合璧方式，绘制出我国第一幅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同时详细考察分析了各县地质、土壤、气候、物产等自然环境，以及农牧商业、民族宗教等社情，为西康建省提出交通、茶务、农经、矿业等等一系列开发建设规划。此举既是对启蒙老师张澜先生“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理想的践行，也是他在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就读农业经济地理专业的学以致用，更来自心中块垒：痛感当时国人对边疆地区的隔膜，当政者的忽视，以致在“西姆拉会议”上“但凭英人所制简略之地图为讨论依据”，任乃强先生遂立志于藏区研究，创办康藏研究社，出版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撰写出版《康藏史地大纲》。另有《西康图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部，1933年起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连载，后由新亚细亚学会印行出版，今有中国藏学出版社新版。跨越自然地理和人文学科，任老先生终成一代藏学名家。

　　高原另一侧，地质队的驼铃响起来了。1935年，以翁文灏为主任、黄汲清为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孙健初负责甘、青、宁夏地质调查，孙健初和周宗浚因此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当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封锁了中国各沿海港口，危亡之际，孙健初再赴玉门，为国家寻找急需的石油。1939年当第一口钻井原油涌流，宣示了中国石油工业从此奠基，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健初先生，为中国现代工业建立了殊勋。曾有过那样的时刻：孙健初与常书鸿相遇在鸣沙山下的敦煌莫高窟，科学与艺术之手紧紧相握——兵荒马乱的年头，灾难深重的中国，这样的一幕意味深远。此时的孙先生不会想到，多年后，儿子孙鸿烈会沿着自己当年走过的祁连山、青海湖，重新走过，较之父辈走得更高更远更久——从1961 年涉足西藏，70年代担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90年代担任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首席科学家，之后长期指导青藏研究，作为这一事业的灵魂人物，孙鸿烈院士迄今已躬耕了半个多世纪。

孙健初先生

　　20世纪40年代在高原东部留下足迹、体现在曾鼎乾所绘路线图示上的中国人，是从事工程地质勘查的罗文柏和林文英。是在1940年5月，他俩率调查队从青海玉树出发，经昌都、宁静（今芒康）、盐井和云南的德钦，行程数千公里，于同年9月到达昆明。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和仪器仅有地质锤、指南针、无液气压表，所用地图也是印度测量局出版的百万分之一的“印度及其邻邦地形图”。考察结束后，两位地质学家分别著有《青康游后刍言》和《江流索隐》等文，对藏东一带地质情况及人文地理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论述。

　　这之后的1941年，还有一次半途而废的公路工程勘测。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段，中国大部沦陷，而同盟国援华抗战物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公路危殆，国民政府亟欲在大后方开辟经滇藏至印度萨地亚的公路，遂于1941年5月，派遣叙昆铁路工程局副局长袁梦鸿为队长，率中印公路勘察队，从西康出发。然而行至昌都南部和察隅一带，屡遭西藏地方阻挠，被迫放弃。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友，美国政府支持这一计划，英国起初赞同，后来反对。之所以态度反复，患得患失，尽皆出自在藏既得利益的考量。总之英印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而西藏地方，也在二战期间憾失一次出力机会。

　　曾鼎乾本应在自己绘制的地质调查路线图上留下行迹的，遗憾未能达成。那是在1940年，国民政府委派大员吴忠信先生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学前辈黄汲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嘱托地质学家曾鼎乾作为随员进藏考察。然而代表团借道印度入藏，须向英印当局申请签证，尽管曾鼎乾隐瞒了科学家身份，仍被察知，就这样，唯独他一人被公然拒签！

　　最终圆了高原梦，已在10年后的1951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建了首批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进藏，任务是从科学研究最基础处入手，进行路线考察，填补区域空白。曾鼎乾参与其中，感慨万千。虽然由于健康原因，最终没能渡过金沙江，但是他目送了队友们走向高处远方——

　　科学工作队隶属18军，全部装备来自部队，队员们清一色军人打扮。57位队员分为5组：地质地理组、农业气象组、社会科学组、语言文艺组、医药组。地质组9人，由工作队队长、39岁的地质学家李璞兼任组长；崔克信年纪最大，43岁；汪缉安最小，18岁，是从甘孜补充来的两名西南军政大学学员之一。过昌都，到波密，工作队渐渐走在了进藏修路部队之前。1998年采访时，我仅能找到这批队员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也已在中科院地质所退休。汪缉安先生回忆当年经历种种，如何在澜沧江上源之一的扎曲河附近，采集到早侏罗纪似盘齿西藏硬齿鱼；还是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几天都走不出来的大型石膏矿；如何在冰雪中开道进入雪山和森林环抱的波密；如何与山林中的土匪对峙，云云。说起恩师李璞随身携带的专业工具，一只测距用的计步器，一只测高用的气压表，一只从英国带回的罗盘——李璞是留英归来的地学博士。就凭借如此简陋的装备，从1951年到1953年，地质组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首次进行了地层划分，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同样相当可观。

　　农业气象组由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土壤学家李连捷任组长，成员包括气象学家萧前椿，植物学家钟补求、崔友文，农学家庄巧生、郑丕尧，牧草专家贾慎修，以及森林、畜牧、兽医、园艺、水利等专业共17人。从1951年起3年间，农业组先后考察了西藏东部的察雅、左贡、邦达等地的垦殖业，藏南农区、那曲牧区和亚东林区的自然条件，连同相关农林牧发展问题思考，编成《西藏农业考察报告》。在系统总结本次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发展西藏高原的农、林、牧生产提出具体建议；在协助西藏地方举办农业干部训练班，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方面，成效彰显。专家们指导下建立的拉萨七一农场，如今是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所在地，引领着西藏自治区现代农业科技的前锋导向。有意味的是，间隔半个世纪，终于有了一个契机，让西藏人民给当年创业者的继承者以直接回报：在七一农场、农科院大院里，无偿提供100亩地，用以兴建办公楼、实验楼——2003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此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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