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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消费重在稳消费预期

发布时间:2022-08-01 15:16:00来源: 中国经济网

  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持续扩大,除2020年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多超过50%。当前,受疫情冲击等多方面影响,消费贡献率有所下降,消费预期转弱。从经济运行的现状看,稳增长重在稳消费,稳消费重在稳消费预期,稳消费预期重在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提振消费还有很大空间和潜力。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推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内生动力。总的来看,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并未改变,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趋势愈发明显,消费市场提质扩容速度显著加快,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进入新发展阶段,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正由以物质型消费为主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尽管短期面临疫情冲击,但未来5年至10年,我国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活性服务业仍然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市场潜力巨大。据初步估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水平将超过1.8万元,服务型消费占比到2025年有望达到52%左右、到2030年有望达到55%至60%。应当说,这是稳消费预期的最大底气。

  要看到,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蕴藏巨大的消费潜力。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将继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据相关预测,在医疗健康领域,到203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需求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在信息消费领域,2020年至2025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左右,其中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将释放约4.3万亿元信息消费空间;在文化消费领域,传统历史文化消费不断兴起,“新国潮”“传统文化+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也将成为新型消费的重要内容。不容忽视的是,服务贸易亦蕴含巨大增长潜力,要顺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态势,大力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消费预期不仅是城乡居民对消费的预期,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稳消费预期重在推动结构性政策调整,要把改善消费预期作为稳经济大盘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预期转弱”。消费预期是基础和前提,消费预期稳住了、改善了,就能推动投资预期、市场预期改善。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并且处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这是稳预期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从当前情况来看,稳定消费预期,关键是要加大结构性政策调整力度。

  一方面,要推动以稳市场主体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一是加大稳市场主体的相关政策力度。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经济就能生机盎然。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梁柱。有效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核心是稳住市场主体,以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进而稳住消费预期。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梳理助企纾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对关键性重点企业可考虑制定企业(项目)白名单,加大精准施策力度;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要加大税费减免力度;高度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提升财税政策惠及小微企业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二是切实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调整。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做好稳就业工作,要清理、取消不合理就业限制,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多元化供给,有序发展零工市场,更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通过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做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工作,开发公益性岗位,对就业困难群体进行定向精准扶持;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的制度保障,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三是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动各类政策扎实落地。

  另一方面,要尽快出台稳消费预期的一揽子举措。一是以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要系统梳理行政性限制消费的相关规定,开展政策效应评估。例如,按照相关要求,各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应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同时,还要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以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在住房、汽车等方面的改善型消费需求和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服务型消费需求。二是优化现有支持消费的相关政策。例如,加大对服务消费券等的财政支持力度,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扶持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业企业,将短期消费刺激与改善消费预期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大公共消费政策力度。从各国经验看,加大公共消费力度,有助于改善消费预期。要进一步调整政府消费支出结构,推动政府总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进一步提升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占比,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四是加大对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顺应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潮,在推进城市充电桩建设的同时,加快建设农村公共充电桩,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和完善社区便民数字消费设施建设等,释放数字消费潜力。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迟福林

(责编: 陈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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