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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在缀合中走向重生

发布时间:2023-02-20 15:55:00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些分藏不同机构的重要文献,荟萃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向今天的观众讲述中华文脉的深远悠长。

  观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古文献缀合的例子。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三星堆考古中“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余年后的意外“重逢”。实际上,破损器物的拼合与修复,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早在南北朝时,顾野王在《玉篇》中提到“锔”字,并解释说是“以铁缚物”。“锔”的技术用于陶瓷、金属等残损器物,用今天考古专业的术语来讲,即是“器物修复”。类似的技术方法运用在出土文献领域,则称为“缀合”。

  让破损离散的文献“破镜重圆”的缀合,以甲骨、简牍资料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简要梳理出土文献研究的缀合历程,可知它对出土文献走向重生的重要性。

  由于经常使用的纸本容易破损,五代宋初道真和尚以收集的破损经卷为基础,进行剪裁,与待补经卷粘连而呈现完璧效果。国家图书馆藏《佛名经》写本,可以说是最初的缀合情形。

  1917年,王国维撰写《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时,注意到其中的一片可与《殷墟书契后编》所见拼合,“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而实现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实缀”缀合。1933年,董作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骨的第二次缀合。

  碑刻的缀合,可以“张君碑”为例。该残碑于清末出土,被誉为“陶斋所藏汉石之冠”。据载,出土70年后,马子云据所见诸多拓本,大体实现缀合。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下诏校正儒家经典,由蔡邕等人书丹,镌刻碑石,立于太学,即后人所说的“熹平石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少帝曹芳又新立石经,因碑文用古文、篆、隶书三体呈现,故“正始石经”又名“三体石经”。以上石经,至今已无一完石传世,或保存文字略多,或仅见一二残字。王国维在《魏石经考》文中,不仅复原了魏石经每行字数,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并据相关资料确定石经经数;后来,又写《魏正始石经残石考》,据残石残字复原出三体石经碑图。

  类似的研究情况,也见于甲骨和简牍。在《汉简缀述》中,陈梦家对一枚长约三尺的汉简进行解读:仅依据分栏书写文字下所附的数字编号、横列右行的读法及“三尺律令”的记载,就推断它是一个由10枚简构成的诏书目录简册中的第二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尽管可见的几乎都是残编断简,研究者却可以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呈现出全貌。

  缀合有难易之分,易者从材质、纹理、字体、书式等即可决定。而不论是陶瓷、金属类器物的修复,还是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的拼合,均要“从有形入手”。研究者要注意观察器物或资料本身的裂缝或茬口,找出残断部分可能存在的拼接关系,尤其要充分考虑残断部分的字迹及相关内容。只有在熟悉资料、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抵达“无形之境”。所谓的“无形之境”,强调的是由实入虚、虚实结合,看到的固然是残缺,在研究者的心中却以完整之貌再现。这个过程,最考验学问的广博扎实与否。

  在出土文献研究飞速发展的今日,我们能否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出土文献的释读、缀合、复原乃至深度研究中呢?有研究者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复原、分类古代文本,运用其研究成果测试,历史学者的准确率可达72%,铭文出土地区及所属年代等相关推定的精准程度也将得到提升。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和人文领域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编: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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