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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证明我妈是我妈”式困境,办法总比困难多

发布时间:2023-02-28 10:18:00来源: 工人日报

  【工人日报社评】

  政策也好、改革也罢,越到基层越容易遇到复杂的具体问题,而现实显然没有“一招鲜”的解决办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尽最大努力帮助百姓排忧解难,这样的服务意识应当成为职能部门的共识与追求。

  据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月23日,吉林长春市一名网友发视频称,家人为了证明“我奶奶是我姑姑的妈妈”,陷入了“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困境。该网友说,他的叔叔在当地派出所、政务服务中心等地来回奔波了20多天,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户籍系统无法查到二人户口交集轨迹,不能出具有关证明;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历史原因找不到档案,确实没有办法”。经媒体报道后,当地公安局督办此事,目前问题已解决。

  前些年,有百姓办事被要求“证明已去世的亲人已去世”“证明爹是爹、娘是娘”,其中很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被称为“奇葩证明”。有关方面出台文件在各领域开展“减证便民”工作,被清理的不必要证明事项数以万计,治理工作深受好评。如今,“证明困境”又出现,难免让人产生“奇葩证明”有所抬头的感觉。

  事实上,以往“逢事必证明”,往往是有关方面为了规避风险或转嫁责任,或者因信息数据相对封闭独立、某些规定政策不合理所致。在集中清理后,剩下的一些看似“奇葩”的证明要求,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比如,涉及遗产继承、动用亲属银行账户及金融产品、亲属间享受某些福利政策等,提供必要的亲属证明可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财产安全,确保政策不被人钻空子。

  然而,现实中,百姓办理必要的证明材料遭遇麻烦和困境,主要在于:一者,资料依据不足。各部门信息壁垒、数据割裂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的资料因年限久远而灭失。二者,政策依据不足。不同地方和部门的政策并不统一,导致诸如甲地要乙地出证明而乙地早已取消了相关证明事项等现象,让办事百姓两头为难。此外,个别地方存在“放管服”改革未能深入、细化的问题,导致索要“奇葩证明”的现象仍未根绝。而有些部门工作方式僵化、服务意识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不论什么原因,遇到类似“证明困境”,相关部门不能用“历史原因”“客观原因”打发群众、让办事者陷入证明的“死循环”,不能总是“不曝光不解决”或“特事特办”,而理应多探索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采纳间接证明,或是其他亲属、社会关系、街坊邻居或居委会的“旁证”,或是办事群众其他档案资料信息、电子转账及聊天记录等“佐证”。说到底,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和工作方式方法需要针对特定情形和问题,做出相应调整。

  这也是“放管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政策也好、改革也罢,越到基层越容易遇到复杂的具体问题,而现实显然没有“一招鲜”的解决办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尽最大努力帮助百姓排忧解难,这样的服务意识应当成为职能部门的共识与追求。

  比如,最近火上热搜的“母亲去世31年,民警帮他‘修复’思念”的暖新闻,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浙江建德一名派出所民警在帮助办事群众办理其母亲的死亡证明时,发现系统无法查询到几十年前的资料,几经周折调取户籍库纸质档案才找到相关资料。民警同时翻拍了档案上的模糊照片并找人连夜修复,给这位办事群众找回母亲“唯一的照片”——这或许不是民警的分内事,但它足以宽慰一个儿子对母亲几十年的思亲之苦。此事令无数人动容。

  在诸多民生领域,如跨区域的医保结算、公积金使用、社保衔接,以及亲属投靠落户等,难免存在一些棘手问题,或许也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但只要本着为百姓服务的宗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减少、取消部分证明事项,到以“告知承诺”代替各项证明等创新模式,再到“数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及“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繁等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这无疑都体现着服务的本质和温度——真正解决百姓急难愁盼,一份证明、一张照片,事儿或许不大,但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的问题上,我们永远在路上。

  工人日报-中工网评论员 吴迪

(责编:李雨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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