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人类文明区域性分割和孤立发展的局面，扩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从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开始，经由中世纪欧洲各种游记记载充满传奇虚幻色彩的远东世界，终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从而引发了欧洲对东方的征服和侵略。由于葡萄牙在15世纪末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加上造船业、航海业的优势，成为当时欧洲主要的海上强国，因而在16世纪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成为在17世纪初，第一个跨越世界屋脊闯入我国西藏地区的国家，继葡萄牙之后，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日本等国的十余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我国内地进入西藏传教，产生了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关于西藏天主教堂和信徒的记载，资料甚缺，本文试图对天主教传入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仍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进而探讨中西文化的接触、交流和冲撞。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一、16-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

　　(一)天主教传入西藏的历史背景

　　关于东方富蔗的传说深入欧洲人心中。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回国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又译《东方见闻录》)，书中翔实记述了中国元朝的政治、文化、人口、社会与生活，盛赞东方契丹物产丰富，遍地黄金。此作可称得上是影响欧洲最大的一部作品。西方人对于东方契丹的神秘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1]东方的契丹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宝地。这成为16世纪西方扩张东来的动力。

　　16世纪初建立起来中央集权制的葡萄牙王室把占领新的领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海外扩张的主要政策，正在形成中的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一场反对罗马教皇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在欧洲丧失了大片地盘和大批信徒，迫切需要向外发展来弥补损失；一个垂涎东方有无穷的财富，一个为重振昔日天主教会的声望，不谋而合的专制政府与罗马教廷紧紧地抱在一起，于是寻求财富和扩张宗教成为西方扩张东来的重要源泉，使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几乎同时进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教廷组织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以维护教皇统治，著名的耶稣会由此应运而生。17、18世纪即明清时期传到中国的基督教即属天主教一派，而在此传教的传教士则主要为耶稣会士。

　　1495年，葡萄牙的著名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后，东方再也不是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了，新航路的发现，使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冲破了阿拉伯人、伊朗人、埃及人的贸易势力圈，“葡人既抵印度，复东进而据锡兰、摩鹿加、爪哇、麻六甲诸岛。东方航权，遂操诸其手。”葡萄牙人建立起东方霸权，成为16世纪欧洲富有的国家，迎来了葡萄牙资本主义掠夺的黄金时代。1510年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后，立马在果阿派驻传教士。从传教的经验中他们认识到：天主教要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征服中国。1535年，葡萄牙人占据中国澳门后，即把澳门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教和商贸的据点。16-18世纪的中国就经济和文化而言虽属于世界强国，但还没有发展对外通商贸易的主观意识。由于沿海各地遭受倭寇的侵扰，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几乎拒绝一切与外界的商贸活动，外来的天主教自然遭到抵制，文化交流也就受到影响。

　　16世纪的欧洲盛传“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许多地方和仪轨与基督教相似”。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有神父与主教的众多教堂”。这令西方人兴奋不已，从马可波罗作品出现的一个近似神话的“契丹”雏形，到1583年利马窦从海路来华，将他所看到的中国与传说中的契丹联系和比较，作出了中国就是契丹的推断。再到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经由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新疆，进入新疆以后沿途所到的都是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地方，最终到达甘肃酒泉。他的重复体验经历，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契丹”就是中国。鄂本笃从陆路来到中国，从而使西方的中国形象从神话最终回到现实，也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完整历史。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关注海上来华传教士的研究，鄂本笃从陆路来华，对“契丹”即中国的证实，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深化，充实、修正并完整了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耶稣会士鄂本笃他虽没有经过西藏而是穿越帕米尔之后到达我国河西走廊的酒泉，成为“第一个能呼吸高地亚洲地区稀薄空气的西方人”。他在叶尔羌时曾会见一名藏族“王公”，这位王公向他描叙了居住在“神域”的“大祭司”，此人戴主教冠和穿一件酷似祭袍的丝绸服装。西方传教士们深信喜马拉雅山那边存在着已经被人遗忘的基督教兄弟，果阿耶稣会大主教尼古拉斯·皮曼塔在得到葡王大力支持下，开始规划寻找置于别国领域的基督教领地，他很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对喜马拉雅彼侧进行探索性调查的人。

　　西方传教士在扩张宗教的狂热的驱驶下，带着寻找异域基督教的梦想，踏上了寻找被人遗忘在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基督教兄弟的道路，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而第一个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去寻找“基督”的桂冠却被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摘去。

　　安德拉德于1581年出生在葡萄牙下贝拉省奥雷伊罗的布兰科堡地区，1596年入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并加入耶稣会，20岁被派往印度，1601年在果阿的圣保罗耶稣会学院学习，1612年开始传教工作，他在葡属印度耶稣会的品级上迅速上升，很快被任命为莫卧儿领土上的省会长，就在他飞黄腾达之时，他毅然决然放弃职务的诱惑而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穿越喜玛拉雅山地区，找到被人遗忘的教徒。

　　(二)天主教在西藏传播的经过(16-18世纪)

　　1、阿里——传教的第一站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北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接西藏的那曲、日喀则地区，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邻克什米尔地区，属西藏高原西部高海拔地区，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阿里地区见诸于史籍的记载，始于象雄进代。藏文史料《玛法木错湖历史》记载，古代象雄，曾分为十八部，与象雄王室同时，在象雄众多的部落还出现过十八个有名的国王。在最后一个象雄王李米加被吐蕃王朝开国君主松赞干布吞灭。汉文史籍中，一般认为“羊同”，即指象雄。《唐会要》99“大羊同国”条下载：“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代之而起的，是史籍中常见的“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室的后裔贝科赞之子吉德尼玛衰在王朝崩溃后被迫逃亡阿里，在他晚年时将三子分封三处，“长子贝吉衰占据芒城，次子扎西衰占据布让，幼子德尊衰占据象雄。”《西藏王统记》载：占据芒城的一支后为拉达克王国，位于现克什米尔南部；布让一支后为古格王国吞并，位于现普兰县境；象雄一支即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历史，诸史多有涉及，著名于世的重大史实有古格王益西沃选派次仁青桑波为首的21人去印度拜师学法，公元1042年派那措译师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入藏传法，11世纪在阿里的托林寺还举行丙辰法会(火龙年法会)等等，使古格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运动的中心，影响到西藏各地。古格王国末期，古格王室与寺院僧侣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又与相邻的拉达克王产生过矛盾，此时的古格王国战争不断，危机四伏，而安德拉德就是在古格多事之秋进藏传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