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从事西藏研究后不久，就接触到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藏学教授戈尔斯坦的巨作《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1994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杜永彬博士将该书译成中文，笔者还为该书中文版写过出版者前言。10 多年来，我在国内外的一些学术会议上与戈尔斯坦有过交流。 2002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国际藏学会议，专门讨论冷战时代的西藏问题，我与他进行了更多的切磋。其对西藏问题的独到见解严谨公正，与美国藏学界某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回国后重读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现代史l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等著作和一系列代表他十多年来在西藏自治区田野考察成果的论文，重温其关于西藏问题的许多看法与结论时，深感必须对戈尔斯坦及其西藏研究的成就予以回顾和评介。于是组织北大西藏研究小组的果宇、刘恩峰诸位对戈尔斯坦教授的藏学原著进行讨论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这篇述评。

戈尔斯坦在藏北考察时的留影

　　戈尔斯坦西藏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戈尔斯坦，l938年出生于纽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藏学家，现任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他与旧西藏大贵族后代联姻，为其通向西藏研究开启了大门。1961年他以研究西藏的僧兵和政治制度的关系获得密西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他以《西藏政治制度之人类学研究》获得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①严格的学术素养和对藏语文的精通，使戈尔斯坦在西方的西藏研究领域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他不仅掌握了藏语文，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拉萨话。他运用藏语文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研究，而且还对藏语文与英文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藏语文研究的主要著作有《现代藏文：拉萨方言》(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现代藏英辞典》、《藏语入门》、《现代英藏辞典》。其中《现代藏英辞典》从1975年第一次出版以来， 先后再版5次，成为西方藏学界必备的工具书。其编篡的《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自然为西方学者利用藏文资料研究西藏打开了大门。②
　　
　　对西藏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是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研究的独特视角与方法。六七十年代，戈尔斯坦对西藏的研究主要是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聚集区和在美国的流亡藏人中进行的。对海外藏人的采访，与对流亡藏人从拉萨带走的西藏资料的整理，加上现代西方民族学与人类学方法的使用，使他的西藏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场感。80年代初，我国西藏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给戈尔斯坦教授深化其西藏研究带来了新机。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准允在西藏深入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国学者。1986年6月他到西藏自治区昂仁县帕拉牧区与他的同伴辛西娅·比尔（Cynthia M．Beall）合作，在当地过冬，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调研。这次调查的初期成果就是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章，和图文并茂的《西藏西部的牧民》——一部用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方法研究西藏的著作，有英文和汉文两种版本，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出版发行。这本书将学术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适合于各类读者的口味， 尤其是那些不了解西藏40年来的真实情况而又渴望了解西藏的外国读者。
　　
　　将人类学与社会历史学结合起来，揭示近代西藏发展的停滞与落后，使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研究内容取得了突破，其代表作《西藏现代史l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③、《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④和《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⑤等对近代以来的西藏历史与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戈尔斯坦治学作风十分严谨，注重对西藏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发掘，这为其他学者深入了解西藏提供了方便。在其代表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的写作过程中，它主要搜集了四类很有说服性的材料：1、口头访问以及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与历史事件有着特珠关系的人的谈论；2、原西藏、印度和中国中央政府官员的原始记录(主要是藏文和英文）；3、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大量的外交和政治档案；4、报刊、书籍和论文，其中包括原始的政治材料。为了写好《喇嘛王国的覆灭》，他先后采访了79位西藏人。这些采访录在其著作中生动活泼的表达出来，使严谨的学术著作充满了生机。⑥
　　
　　他对英美和印度外交档案的大量使用，为外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供了全面系统了解美英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政策及其来龙去脉的机会。中国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引用史学泰斗陈寅恪的话，对此有高度的评价： 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学者在搜集英、美、印诸国对西藏问题的原始档案方面存在许多困难。杜永彬博士历经艰辛，翻译戈尔斯坦教授长达900页的大作，为中国同行打开了深入认识英、美、印诸国对西藏政策的大门。

古格遗址。 金志国摄

　　研究立场的客观性，既是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保证， 也是他被美国那些把他们的藏学研究立足于来自于华盛顿 K Street 1825号的误导(wild accusations)的人士敬而远之的原因。⑧过去藏学在西方主要集中在西藏历史文化与宗教方面。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西藏研究的重点转向当代西藏问题研究。过去从事传统的西藏历史与宗教的学者也开始出于政治目的研究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都成为他们的热门话题。但是，戈尔斯坦教授在这种反华逆流中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其科学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⑨
　　
　　戈尔斯坦教授是美国人，受的是西方的传统教育。他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心理都是以西方的观念来理解的。因此，其对西藏政治、文化的评论，在我们中国学者看来，必然有可商之处。例如，他对西藏的研究基于对西藏的深入考察之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西藏的可靠资料。但是由于其自身没有掌握中文的缺憾，他的研究有“高度”而缺乏“深度”，看到了西藏的实际而没有看到整个中国的实际。⑩再如，由于他只注重了把西藏作为一个民族个体来研究，而没有把西藏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来看待，另外他没有掌握汉语 ——一门研究西藏问题的必备语言。这使他脱离中国历史发展而不得不多用藏文与西文资料研究西藏问题，这样很容易导致片面。“戈尔斯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 他十分注意民族间的差异性，但却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历史放到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中去考察。因此，其某些解释和论断就难以令人信服。”11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对西藏研究的独立思考和著作等身，使戈尔斯坦教授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 l989年《喇嘛王国的覆灭》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20世纪中国研究最佳图书奖” 提名；他先后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人类学国际联盟委员会委员，美国《中亚》杂志编委，在40余年的研究中，戈尔斯坦教授获得美国官方或民间资助项目达42项。12
　　
　　向西方揭示西藏问题的真相
　　
　　西藏问题在西方世界已成为一门焦点话题。学术界部分学者利用西藏问题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影视界大拍关于达赖喇嘛的电影；官场的政客利用西藏问题沽名钓誉。但是，真正对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与实质问题有了解的美国人并不多。因此，在这种美国舆论界和政客“一边倒”支持达赖和流亡政府分裂活动的局势下，有知识分子良心，敢于从学术角度客观公正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
　　
　　在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种种谬论中，西藏的历史地位与地理范围，以及西藏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前者涉及到所谓的“大西藏”问题，认为“达赖喇嘛是全体600万西藏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全中国的五省藏区都应归于达赖喇嘛统治。后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汉人移民政策和对藏人强制性计划生育，西藏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13，戈尔斯坦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确定，从怀疑到实地调研，再到学术研究。基本上得出了与历史真相和当代西藏的实际情况相符的看法。
　　
　　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与地理范围，尽管中国学者与中国人民众人皆知。但是国外民众对此问题常常如坠云雾。戈尔斯坦教授指出:“什么是西藏，西藏在哪里?在有关现代西藏的西方著作里发生了严重混淆。其原因之一是一些作者未能清楚地对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亦即西藏本土(由达赖喇嘛一直统治到1959年的地区)，和居住在中国其它省诸如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人加以区别。西藏通常被用来争论时，就好象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人都居住在那里。 但现代西藏本土是和相邻省份的其他藏区有区别的。因此，比如用相邻省份藏人的经历来代表西藏本士的藏人，这就是误导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已处于中国直接的行政管辖下达几百年了。安多和康藏的大部（即金沙江以东的甘孜、理塘、那戎、巴塘）在l8世纪早期即纳入中国控制之下……”14
　　
　　作为美国藏学家与人类学家，戈尔斯坦和比尔于1985年至1988年，先后结伴赴西藏各地考察西藏牧区生活及计划生育问题。起初，他们对西方某些人在西藏人口问题上所进行的敌视性宣传和不实之词颇有怀疑。于是两人赴藏考察，并写出了《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15一文。作者调查深入细致，文章写作立论有据，观点针对性强。他们认为，美国某些出版物攻击“西藏存在强迫堕胎、限制人口生产”的言论立论有误，其材料来源于流亡的西藏难民或杜撰的事实。西藏自治区确实在经历一个高的人口增长率，而远非是在遭受一项强制性的或控制的导致人口减少的和威胁藏人继续存在的政策。本世纪的最后十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将增加50万以上的藏人，但这些增加的人口将会成为不发达的西藏经济和社会的沉重负担。他们还认为，“计划生育在西藏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中国显然不决定推行这项政策以疏远占压倒性优势的藏人。那么，作为结论，我们没有发现在我们所考察的牧区和农区如别人所宣称的那种人口生育的限制。无论是在帕拉还是在阿里，都不存在流动性绝育队和强制性的堕胎和溺婴。完全相反，生育率非常高。我们认为由于几个可能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对强制性生育控制的基础即错误的资料的产生。可能性因素之一是流亡藏人(以及显然是几位旧西藏的官员〉所提供的说明是夸大其词和杜撰的，以赢得外国人对其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16
　　

梅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

　　喇嘛王国覆灭之原因论
　　
　　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侧重于西藏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西藏近现代历史的独到探索。其代表作《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对于农奴制在西藏的覆灭和政教合一体制的结束做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喇嘛王国覆灭的根本原因，他主要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上强烈保守，严重地阻碍了西藏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这是导致喇嘛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他指出:“1959年前的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他们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国家。这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宗教国家西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无可厚非，但是当它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之后就成了一种可怕的东西。这样，其最高领导和宗教领袖成为一体，政治生活和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宗教上的许多思想进入了政治统治理念之中。西藏的这种宗教思想使得西藏的统治模式有两大特点：统治者由活佛担任，禁欲主义和修道风气盛行。这样的制度使得西藏在1913年-1951 年脱离中央政府自由发展期间丧失了一次发展机会。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西藏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尤其藏传佛教，它在社会与政治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西藏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宗教方面的阻力。而且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不能根据社会的进步即时变通，总是显得非常保守，甚至有些时候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障碍。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 可是在每一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17
　　
　　戈尔斯坦认为，政教合一，寺院盛行，民众供养太重，严重地消耗了西藏当局的地方财政，阻碍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寺僧们全体而不是少数活佛高僧献身佛法，提倡出家修道和禁欲主义的潜在意识需要招收并供养大批喇嘛。而这些喇嘛素质平平，噶厦政府答应给予喇嘛们津贴、庄园份地、化缘募捐以及寺院资助。这一切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毛泽东1956年与达赖会晤时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西藏的僧侣制度既不财兴也不人旺，严重阻碍了西藏的发展。18虽然中国官方不便直言，事实上中国的西藏专家，包括藏族学者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
　　
　　第二，在喇嘛王国覆灭的外因方面，戈尔斯坦认为，在于英、印、美等列强没有真心向西藏当局提供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而只是把西藏视为一个对华外交的工具。戈尔斯坦指出:“西藏传统的朋友和近邻拒绝提供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从1913-1947年整个时期，英国都是西藏的主要支持和与西藏保持外交关系的唯一一个不相邻的国家。英国在这个时期的目标是保持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区，以排除中国国民政府和俄国的影响，并使英国和英属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居于支配地位。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殖民地时代的英印当局西藏政策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而且，他还把西藏问题看成是对中印友好关系的一种威胁。印度政府还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西藏事务。”19事实上，美国的许多西藏问题专家甚至认为达赖喇嘛与西藏在冷战时代是英美用以反华的“宠儿”，而后来被美国抛弃，成了“孤儿”与弃儿。
　　
　　客观指出“达赖喇嘛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达赖喇嘛在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影响与地位大大增加。目前他在西方被视为仅次于罗马教皇的第二位宗教领袖，而其政治声誉甚至超过美国总统和华盛顿的政治明星。达赖又成了西方的“宠儿”。没有人敢批评达赖，戳破他的政治谎言，但戈尔斯坦却公开以“达赖喇嘛的困境”为题在美国有影响的《外交》上发表文章20，指出达赖喇嘛的前途有限，在其风光无限的表像背后存在着种种困境。在其他文章中，他也论述了同样的观点。在《二十世纪的西藏问题》一文中，戈尔斯坦教授回顾了西藏问题的历史演变，着重探索了8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活动及其影响。他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痛陈了达赖喇嘛的困境。因为其论述的精辟与独到，我不想断章取义，愿大段摘录，与读者共享。
　　
　　“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是否真正取得了巨大胜利?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分裂了，西藏在此后的、混乱中赢得了独立，那么达兰萨拉可以公开地宣称它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北京的变化不大可能按照流亡藏人所希望的那样对西藏问题发生重大影响。流亡藏人与天安门事件后逃到西方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取得联系，尽管他们欢迎达赖喇嘛加入他们反对北京的阵营，却不同意西藏人应拥有自决权。像北京一样，他们把西藏看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也是台湾的政策，即坚决认为西藏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尽管据说台湾秘密地向流亡集团提供大量财政支持。西藏问题的种族和领土基础是超越具体的政府和具体的领导人的。所以，看来流亡政府的战略仅仅取得了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的胜利。它争取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但未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西藏的文化。”21
　　
　　至于具体面临哪些困境，他首先认为，流亡集团严重的地区矛盾与内讧，使达赖喇嘛本人左右为难。戈尔斯坦指出，“根据地区、宗教和一定的政治因素，西藏流亡集团分成不同的派系。从地区上有三个派别：西藏中部和西部的藏人。相邻其他省份的藏人，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藏人(康巴人和安多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传统的敌意，尤其是在中部和东部藏人之间，——很自然的，达赖喇嘛竭力避免采取极端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激化冲突或者加剧已经存在的地区间和宗教派别间的敌意。他的领导战略是通过强调流亡藏人的共同之处：保护宗教、语言、文化和为独立而战，将藏人团结一致。”22
　　
　　第二，达赖喇嘛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也恶化了与中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可能。戈尔斯坦认为，“达兰萨拉长期以来谴责中国的立场，同样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它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种魔鬼一般面孔，而这种描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能属实，但在80年代已明显不对了。这种办法对内能有效地保持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却使得达兰萨拉难于向流亡集团主动谈论1980年后北京努力改善西藏状况的事实，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
　　
　　第三，戈尔斯坦认为，达兰萨拉的对外战略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达兰萨拉攻击北京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里根政府时期华盛顿强烈的人权和反共立场，以保证得到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尤其是美国国会的支持。但是后来的西藏的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使得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第四，戈尔斯坦还为达赖喇嘛设身处地，指出了年龄不饶人的困境。1993 年起，他在为美国大西洋委员会提供的西藏研究报告中就首次提出这一问题， 希望达赖晚年能够举重若轻，力排众难，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在以后的文章与著作中，戈尔斯坦教授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只是在论述中把达赖的年龄逐步提高。23
　　
　　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从过去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启示未来。戈尔斯坦对西藏的考察和研究不仅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西藏问题，认识西藏的过去。而且是为了揭示西藏的现在和未来。在这方面，他分析了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中国、西藏和美国三方的不同政治策略探索西藏问题的解决前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戈尔斯坦钟情“民族自治方案” (ethnicsolution或称cu1tura1-ethnksolution)。他认为民族自治方案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在西藏的城镇建立一种像西藏牧区那样的制度，回到传统的自治地位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生活状态。24作为人类学家，戈尔斯坦教授多次重申他为西藏开出的方案是为了使西藏在维护传统与现代化中得到平衡，让古老的西藏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发扬光大。然而，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此种方案更多地强调了民族或种族的特性，而忽视了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现代化的愿望，并与我国西藏地区的现实相距甚远。因此，是一个好心但不切实际的方案。然而，这正是作为人类学家的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研究的天真与好意所在。           

　　注释：
　　
　　① ⑩ 12 关于戈尔斯坦教授生平的介绍，参见杜永彬《戈尔斯坦与西藏的不解之缘》一文，《中国西藏》杂志2001年第三期。
　　
　　② 其最新版本为Melvyn C.Goldstein， A New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Uni ver si 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③ Melvyn C.Goldstein， A Histroy of Modern Tibet1913-l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rke1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④ Melvyn C.GoIdstein，The Snowlion and the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⑤ Melvyn C.Goldstein and Matthew Kapstein edsp，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Religious RevivaI and Cultural Ident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998.
　　
　　⑥ 17 19 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845-849页， 第852-854页。
　　
　　⑦ ⑨ 11 参见王尧教授为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写的前言，同⑥。
　　
　　⑧ 戈尔斯坦教授的西藏问题研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因为其研究的学术性与客观性，即没有反共反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研究受到美国官方的重视和学界的广泛引用。可是在美国的许多藏学会议场合，戈尔斯坦往往只是被邀请的对象，却没有被邀担任会议主持，显得被人敬而远之。2002年4月的哈佛大学西藏研讨会上笔者对此感触颇深。
　　
　　13 参见拙作《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第五章。 1994年，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4 15 16 原文见Asian Survey，March 1991.译文见张植荣、肖容主编《二十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译文集l0》，第379， 373，389页。参见Melvyn C.Goldstein，Ben Jiao，Cynthia M．Beall and Phuntso Tsering."Fertility and Bold Family Planning in Rural Tibet." The Chi na Journal.Issue l，2002。
　　
　　18 采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公素教授，时任中央政府驻西藏外事帮办。
　　
　　20 Melvyn C.Goldstein，For eign Affairs，“The Dalai Lama's Dilemma"，Volume 77，Number 1， January February l998。
　　
　　21 22 23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译文集l0)〉第417-419页；或 Melvyn C.Goldstein，The Snowlion and the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00-131
　　
　　24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译文集10》第440-441，408-4l4页;或 Melvyn C，Goldstein，The Snowlion and the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P1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