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义明在自家院子里。（图片由王义明提供）

　　个人简介：

　　王义明，汉族，1944年4月出生，四川绵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9年随丈夫调到西藏在拉萨市第三小学当老师。1976年调到拉萨市城关区卫生科工作，负责地方病、城市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连年被评为“三八红旗手”。1985年4月调到拉萨市贸易信托公司工作。1995年调到拉萨市计划生育协会，负责“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工作。2000年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评为先进个人，2005年退休。

　　1959年，我随爱人调到西藏，刚开始在拉萨市第三小学教音乐。后来调到拉萨市城关区卫生科，主要负责地方病、城市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

　　在城关区卫生科工作时，为了开展好计划生育工作，我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要下乡调研宣讲，通过入户调查详细了解每家每户妇女的基本情况。刚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用藏语询问她们多少岁，有几个小孩，身体怎么样等等，好多妇女因为害羞都不愿意开口。后来，我们改变了工作方法，通过和藏族妇女聊家常，教给她们一些卫生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拉近距离，再进行入户调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有一批湖南的援藏医生来给当地妇女做结扎手术，我把医生们带到了蔡公堂，然后召集当地妇女来到蔡公堂做手术。没想到，大家都自愿排队做手术，我记得那一次光在拉萨市七县一区就有500多名妇女做了结扎手术，这都是我们前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的结果。

　　1995年，我被调到拉萨市计划生育协会，负责“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工作。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报社于1995年联合发起成立的，主要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

　　为了争取到更多救助资金，我和时任拉萨市卫生局局长丁珍白姆、时任拉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格桑曲珍来到北京，通过沟通协调拿到了这个项目的救助资金20万元，这20万元现在来说并不多，但放在1995年的西藏，可不是个小数目。

　　回到拉萨后，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目标是夺底公社（现在的夺底乡）。当时夺底公社很穷，除了能采点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是自治区重点贫困公社。

　　我以前在夺底公社当过医生，知道在夺底公社门口有个裁缝店。那个裁缝店是公社的集体经济，裁缝师傅名叫尼玛，他爱人叫达娃，他们家在离公社不远的二队，尼玛的裁缝技术很精湛，一家人日子过得还不错。

　　后来，集体经济撤了，公社改为乡。尼玛用攒的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凭着年轻能干，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采石运输中，车辆转弯时不小心掉进了山沟，尼玛捡了一条命，可腿却摔成了骨折。达娃为了治好丈夫的腿，到处找医生，花了不少钱，还欠下了一万元债。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到了达娃的身上。两个半大孩子都正值能吃饭的年纪，达娃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给丈夫按摩，日夜操劳让不到四十岁的她，在短短几个月里就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夺底乡，在乡政府的介绍下，了解了几户贫困家庭的情况，其中就有达娃家。

　　当时我也随队前往，在去达娃家了解情况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在夺底乡当医生时，对达娃家很了解。那时候的尼玛二十几岁很年轻，我们还一起打过篮球。但我眼前的尼玛腿不方便不说，人也苍老了许多，院子里只有一头小牛，没有羊，屋里简陋的桌子上，摆着一碗土豆，面袋子里的糌粑也已经见底，就更别说蔬菜和肉了。了解情况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去马上写申请，把城关区夺底乡贫困户作为第一批“幸福工程”的救助对象。

　　我们的申请获批后，在城关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帮助下，又征求了贫困户的意见，购买了5辆拖拉机发放给了夺底乡这5户贫困户，达娃一家也分到了一辆。鉴于达娃家缺乏主要劳动力，我们又帮达娃家申请了一万元无息贷款，用于发展生产。

　　一年以后，我们再去达娃家时，发现院内停放着的拖拉机上装满了卡垫，墙边有4头小牛正啃着青菜，院子里还有十几只鸡埋头寻找食物，达娃家的日子眼见着又好了起来。

　　当我们离开时，达娃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的话，我说：“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你要感谢就感谢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幸福工程’帮你们脱贫致富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就是‘治穷、治愚、治病’，把党的温暖送到贫困母亲手中，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救助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藏族母亲，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我和“幸福工程”的同事跑遍了西藏数十个县，我多年来的努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肯定，在1998年中国计生年鉴西藏篇上，我被誉为“藏族育龄妇女的贴心人”。

　　如今，我离开西藏已经十多年了，但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的地方，西藏的山、西藏的水和西藏的藏族同胞依然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