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参军走上高原。我们部队的兵种是基建工程兵，主要任务是修筑青藏公路。我们师三个团，两个工程团，一个汽车团。当年机械化程度很低，施工基本靠人工，铁锹钢钎、三轮小推车是常用工具。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部队生活很苦，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罐头、土豆、白菜，还有盐水煮黄豆。春季部队“上山”，一直到大雪封山前才能“下山”，撤回到格尔木大本营，进行冬季整训。许多战友当兵三年，直到退伍，也没有见过格尔木的一片树叶。十年间，我们一个师，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友，其中也有我的同年兵，有的就倒在我的面前。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就想写写他们，写写高原，写写高原军人。

　　我当兵第二年的冬天，大部队已经“下山”，汽车团想在大雪封山前再运送一批施工物资，没想到暴风雪提前到来，车队最后一辆车被堵在了半路上，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驾驶员只有二十多岁，几天几夜，又冻又饿，最后晕倒在驾驶室里。路过的一个藏族牧羊大姐发现了他，用牦牛把他驮回帐篷，将他冻僵的双脚揣在怀里，直到他渐渐苏醒……

　　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部队。我听到后很感动，找到那位获救的战友，了解当时的情况。那位战友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姐姐，我觉得那位藏族大姐，比我的亲姐姐还要亲！”

　　我以此为素材，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创作了一篇8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用复写纸誊写了一遍，留下底稿，将原稿寄给了西藏日报社。两个月后，我收到了西藏日报社的用稿通知单，上面盖着西藏日报社的印章，写着稿费的金额。那时我才20岁，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别提有多高兴了，激动得几乎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上午，正好是周日，我拿着用稿通知单，去格尔木河东邮局取稿费。一位女工作人员接过去看了一眼，说这个不能取钱。我说为什么不能取啊，这上面有报社的公章呢，不可能是假的。工作人员说，你是第一次取稿费吧？这个不能取，等汇款单来了才能取。我忽然明白了，很不好意思，羞红了脸，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走出邮局的。过了一个星期，《西藏日报》寄来了，那篇小说的篇幅有整整一版。又过了半个月，稿费汇款单寄来了。我不好意思再去邮局取，就让收发员代我取了回来。

　　那时稿费有三四十块钱，我用这笔稿费，买了人生第一副墨镜（防高原紫外线，施工时可以戴），又让格尔木的一位浙江裁缝，为我缝制了人生第一套西服：深灰色的裤子，咖啡色的上装，上装像麻袋片一样粗糙。

　　后来，我写了10余部书，有关西藏的就有七八部，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拍摄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雪祭》获得了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有的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在国外出版。

　　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说：我和西藏有缘，因为西藏，我开始文学写作；因为西藏，我获了奖。可是，这些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高原战友一起写的，只不过我用的是手中的笔，而我的战友们在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书写！这个奖也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那些长眠在西藏和现在仍然战斗在西藏的战友们的！战友们是我写作的力量源泉，西藏是我的文学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