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走廊地带的研究，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叙述和民族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民族报社与陕西师范大学－河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共同策划了大型理论专栏“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先后组织了十余位学者，就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区域关系、民族、生态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提出了“走廊”作为历史社会文化空间的重要性，聚焦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绿洲道路，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河西走廊新的历史使命，“一带一路”建设给河西走廊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本专栏在接近尾声之际，特邀请四位学者以历史为镜鉴，以现实为坐标，就河西走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和未来的发展定位展开研讨，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

一、历史上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因其地处黄河以西、介于祁连山和北山山脉之间，形成一条地势平缓、纵贯东西的狭长地带，宛如天然走廊，故称河西走廊。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走廊腹地形成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得益于这三大水系的灌溉滋润，河西走廊成为宜农宜牧的丰饶之区和名副其实的交通走廊。加之其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北达居延、南抵河湟的地理特点，使河西走廊既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区，也是“羌胡”联系的交通孔道。历史上河西走廊曾是古代中原统一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政权争夺的焦点，故有“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之说。

河西归汉后，不仅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民族构成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在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在此之前，当地人口主要是月氏、乌孙、氐、羌、匈奴等游牧民族，其生产活动以畜牧业为主。汉武帝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将原驻河西的匈奴降众悉数迁出，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西北边郡塞外之“五属国”，又从内地大量移民，并在河西驻军屯垦，先后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河西四郡”。到西汉末年，四郡共辖35县28万多人。

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和郡县制的推行，使当地人口由以匈奴等游牧人群为主转化为以从事定居农耕的汉人为主，农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同时，汉朝因地制宜设置若干牧苑，使当地发达的畜牧业得以延续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持续发展的农牧业经济，为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奠定了基础。汉代的河西走廊，不但有“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富饶，更有“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及至隋唐时期，河西更是“夷夏”和睦、粮储丰富、牛羊被野的安定之区。

人口的迁徙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交融荟萃。汉代以后，每当中原战乱动荡之际，就是大量人口迁入河西之时。其中，魏晋十六国时期内地“儒英”的大量迁入极大地促进了河西“本土世家学术”的发展，进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五凉文化”。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文化也随当地名流宿儒的内迁而回流中原，对北魏文化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可谓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是名副其实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河西走廊的多民族结构和农牧并举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这里既有大量来自内地的农耕人群，也有从各地移入或迁出的氐、羌、鲜卑、吐谷浑、回纥（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人群，还有来自西域的粟特人。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也不乏兵戎相见、对立冲突，但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开放包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尤其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东来西往的使者、商人络绎不绝，河西亦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体系汇流之地，诸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相继传入河西。不同文化在河西交汇、交流、交锋、交融，相互借鉴吸收、创新发展，进而向周边各地传播。不论是中原文化礼仪的西传，还是西方艺术宗教的东渐，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和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其经济文化的盛衰兴废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民族结构和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等息息相关。河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这些基础要素的互动，古代如此，当今亦然。

二、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荟萃、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当代河西走廊各民族交错散居、和平共处、互助发展的民族关系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优势以及中国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些都说明，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需要我们从历史起源、发展及现实状况等多个方面去挖掘研究，为国家提供更为深入、切实的智库思维及对策建议。

首先，在古代中华文明形成时期，河西走廊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及世界多元文明体系互动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传播通道。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孕育了古代河西走廊的农耕文明，而后者又与北方游牧文明互动，形成密集的绿洲驿站及商业贸易网点。中原民族在此地与北方及西域部落民族互通有无，成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中华文明各文化系统间的亲缘关系。同时，河西走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条件又使早期中华文明不断向外部辐射，在文明互动过程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期的蚕丝加工技术及丝绸产品通过河西走廊运往西域，促成了古代丝绸之路；四大发明、汉字汉文也通过此地向西方传播；古代西方文明诸要素，如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饮食服饰文化等，也都通过河西走廊与当地各民族文化发生交流交融，逐渐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文明生态史观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综合吸收了西域及北方各民族文化优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质；而奠定中华文明多元共生及整合凝聚进程的历史条件，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动交融发展。从文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河西走廊以及往来于此的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发挥了文化桥梁的重大历史作用，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大力发展河西走廊文明生态研究的史学意义体现于此。

其次，在中华民族逐步凝聚成一个自在实体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又是一条民族走廊，发挥了中原民族与北方及西域各民族相互接触、互动拉锯、交往交流交融的的重要作用。

河西走廊自然条件复杂，地貌景观多样，域内高山、河谷、绿洲、荒漠、草原等自然生境并存，不同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入河西，形成了交错共存又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历史上的人口往来迁徙，不同人群之间发生着持续的分化与融合，逐渐演化为今天河西的汉、蒙古、藏、土、裕固、哈萨克、回、满等十多个民族。汉、回等民族主要在绿洲城镇从事农业、贸易商业，而藏、裕固、哈萨克、蒙古等民族则多在山区及荒漠平原从事牧业。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概念是一条沟通中原与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通道，那么河西走廊可以说是这条大通道上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及其承载的农耕文明就通过河西走廊向西部的绿洲及荒漠山区延伸发展。在这里，迁徙而来的中原农民开始与各游牧部落群体互动交流，形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交往关系。商贸和文化往来使他们互通有无、相互了解，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又造成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和拉锯，但从长久的自然历史进程看，这些过程不断壮大和凝聚着中华民族。

就疆域治理的角度而言，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王朝对西域乃至西方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央王朝更进一步推进疆域的开拓及对各民族群体的政治整合。汉末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减弱，河西走廊进入历史学所谓“胡汉共治”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体主导的地方政权在此地交错出现，少数民族群体的军事政治智慧被应用于当地的社会事务管理中。河西走廊的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边疆治理经验，增强了军事作战能力。元代以降，河西走廊不再是地方政权进行军事政治争夺的边陲地带，其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大通道连接中原与走廊西部和南北向各民族的功能再次凸显出来。

再次，河西走廊就像一个“绿洲桥”，深刻理解与把握河西走廊的历史意义，是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之形成进程的一把钥匙。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谷苞先生曾提出，“长城-天山”一线所划分开的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在古代史上，农耕区和游耕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最重大的民族关系。这两大异质性极强的区域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形成彼此依赖、相互离不开的关系，在碰撞互动中构成了一个新的大统一，构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重要基础。绿洲则在这两者之间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河西走廊在这方面非常典型。历史上，它在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发挥的中介性、关联性、缓冲性作用，使得河西走廊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地带”的特色。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统一性”，乃是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实体之中国的“统一性”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的基础；中国内部各区域间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衍化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不同区域性道路，这反过来又以特殊的方式丰富着乃至构成着中国的“统一性”。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华民族有着“多元一体”这样的特征与定位。鲁西奇教授曾提出，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不同的区域性道路，包括中原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漠-绿洲道路、南方道路等路径。河西走廊是沙漠-绿洲道路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多个亚区域的过渡地带，对其历史的理解与把握，正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的多元一体性。

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政治整合的历史发展经验、多民族交错散居、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这些史实使河西走廊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最为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推进作用巨大的典范地区。

三、跨区域的视野：大时空格局下的河西走廊

在传统的对于“中国”的认知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均质化的存在，这就很容易陷入西方认识论对于中国问题的遮蔽。19世纪以来，原本自视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被迫开始在东西方关系当中重新厘定自我认知。在此过程中，西方作为中国的镜像，也基本界定了人们对于现代国家、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这种认知通常把国家单向度地理解为均质化的存在，忽视了在法权意义上的均质化之外，各个国家往往还有着历史与文化意义上内在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在这样一种视野中，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陷入一种单薄的片面性当中，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理解上尤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是跨文明的存在，中国文化内部儒、释、道乃至伊斯兰文化并存交融，农耕与游牧文化并存交融，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点。

19世纪末敦煌石窟的再发现，让我们看到，“跨文明的文明”或者“复合式文明”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常态。敦煌石窟中大量胡汉交融的壁画证明了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延续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始终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谷苞先生指出，“在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两个统一全国的王朝和许多地区性政权。不论哪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掌权，中国文化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保持了中国历史延续性。这一点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别无先例的，值得我们引以自豪。”在河西走廊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区域互动的历史，既有自东而西的中原文明的影响，也有自西而东的诸西域文明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在理解河西历史的时候，有必要进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视野，这将更有助于展示其内在丰富性与外在关联性。这样一种视野，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河西走廊，更有助于去除西方认识论的遮蔽，更好地理解中国。

历史上的西北少数民族在时空分布上，与丝绸之路有着高度的重合性，担当了商品转运和文化传播的角色。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但是，就其货物运行的起点和商人的活动距离来说，很少有将货物从长安一直运往地中海沿岸的，而主要是接力式、邮传式的运转。在这种接力过程中，从河西走廊开始的节点性绿洲城市非常重要，它们作为中转集散地，推动整个丝绸之路的运转，就像是“绿洲桥”的桥墩。

丝路上的接力点或中转集散地，在历史上并非固定不变，它们是在地理、交通、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运行与变化过程当中形成的。相应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前述因素的变化，这些中转集散地也会发生变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这一历史经验十分值得借鉴：不仅对于重要节点和中心城市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而且要把这些节点城市放在同一个经济功能区来考虑。从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中亚七河地区、中亚河中地区，丝绸之路的不同区域形成波浪式、接力式的区域体系，构成功能各异但又彼此功能互补的“文化-经济”区。这些区域的形成既受到地理等条件的约束，又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对其中机理的研究，将非常有助于今天“一带一路”建设蓝图的设计。

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借助“路”“带”“廊”“桥”等形式重新发现并塑造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长链条合作与深度交流，这将引起区域关系的巨大变化。在国内，受“一带一路”建设效应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边疆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布局之下，边疆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还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和中心区。在这一意义上，“一带一路”不仅改变了边疆的空间定位，还将重塑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四、河西走廊当代发展的路径

（一）发掘走廊地带社会文化资源，助力边疆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时至今日，在新时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河西走廊多民族社会文化和谐共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价值，可以从战略布局和实际推进两方面加以把握和转化。

为了确保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保障“一带一路”的稳步发展态势，我国越来越重视河西走廊对内地与新疆的战略连接作用，以其作为边疆治理的桥头堡。在国内，应参考河西走廊多民族社会文化共存的成功范例，进一步总结经验，为完善边疆治理的方针政策、合法合理地开展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增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际上，则可以通过对河西走廊各民族和谐共生事例的展示和宣传，消除各种误解，使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推动世界和平进程、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边疆地区，国民教育和社会治理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重要环节，而这些工作的展开急需合格的人才充实各行各业，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在这方面，河西走廊走在了挖掘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为国家边疆建设服务的前列。河西学院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近2000公里路程中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近年来，河西学院已经向新疆地区输送了5千多名本专科毕业生，为充实边疆的基础教育作出巨大贡献，极大地延续和增强了新疆和内地血脉相连的纽带。河西学院大力开展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有效地将走廊地带的自然生态及社会人文资源用于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不仅强化了当地年轻学子对边疆的理解和亲近感，还让来自全国各地、不了解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年轻学子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体验和熟悉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各民族交融的生活工作状态，消除了他们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的社会文化障碍和心理障碍。这种实践教学，激发了年轻学子去边疆工作的愿望，增强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信心。可以说，河西学院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培育边疆基础教育人才的技术支撑，而河西走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人们多民族、跨文化的生活体验则是人才培养的资源保障。

这一实践强有力地证明了河西走廊是在内地与边疆之间形成的社会文化的“过渡地带”，应充分重视和发掘这一宝贵的社会文化资源对于边疆治理、边疆建设的重要性。河西走廊在民族交往、社会治理、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与实践，都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相关学界要大力加快加强河西学派建设及河西走廊研究，深入进行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形成有效的智库对策，推动成果转化。

（二）探索河西走廊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对于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河西地区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发展河西走廊，要坚决扛起建设和维护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责任，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就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作出重要批示。从国家层面上看，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区、“三北”防护林重点建设区、黄河上游及内陆河流域重要水源地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承担着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保障功能。

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应坚决贯彻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并举的原则，确立“护两头，保中间”的战略思想。积极保护、恢复南部祁连山脉水源涵养林草植被和北部绿洲边缘荒漠固沙植被。运用法律手段，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严禁破坏现有植被。扩大封禁区域，同时封育结合，积极营造防护林草，建设绿洲外围封沙育草、绿洲边缘培育防护林带、绿洲内部营造护田林网相结合的防护体系。

要确立干旱内陆流域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指导思想，要认识到任何不适当的土地开发活动都可能造成影响全流域乃至波及整个西北地区的环境后果，对其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持审慎的科学态度，开发工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要针对不同地段的生态特点和开发利用的类型确定其适度利用的范围和指标。

目前，甘肃省出台了《关于河西戈壁农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将在河西沙漠戈壁新建30万亩高标准设施农业，把河西地区打造成西北乃至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富有竞争力的“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建议项目实施前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生态评估，确保戈壁以及整个河西地区的生态安全，切忌水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在水利建设上，除注重生活、生产用水外，还应特别重视生态环境方面的需水、配水，不能以牺牲生态用水扩大生产。

（三）抓住“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发挥河西走廊的比较优势。

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天然廊道，当前河西走廊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开发开放。河西应顺势而上，乘势而为，充分发挥好作为“通道”“枢纽”“基地”的优势，奋力走出一条内陆边远地区开放开发的新路子。

在这一背景下，河西应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已有的产业优势和潜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富成效的合作，努力将河西打造成为面向中亚、西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能源矿产、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的重要基地，开辟河西企业大踏步“走出去”的新途径、新模式。

河西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新型产业。例如，利用丰富的日照、风力资源，以打造“陆上三峡”为核心，近年来河西的光电、风电产业及其设备制造业异军突起。应进一步做好蓄能调峰及相应的配套工作，使河西成为我国新型能源产出及“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武威重离子肿瘤治疗系统的发展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河西可依此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如重离子肿瘤治疗专用加速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酒泉中核产业园主要处理受过辐射、使用过的核燃料，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以此为龙头，大力培育、带动一批新型产业。未来若干年，新能源汽车将呈“爆棚式”发展，高性能动力电池需求量无疑会随之爆增，金川公司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研发锂离子电池材料，大有发展前景。甘肃稀土公司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应加快发展以凹凸棒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河西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是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大多分布于祁连山北麓水源涵养地带。这里不适合发展采矿、排污性厂矿等企业，应及时转变思路，调整产业方向，大力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第三产业。河西民族地区山川雄奇壮美，生态资源丰富，又地处丝绸之路古道，文化积淀深厚，民族风情浓郁，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地处古丝绸之路“黄金地段”的河西，无疑也应发展成为今天丝绸之路沿线旅游的“黄金地段”。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将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河西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点。2016年，一年一度的丝绸之路国际（敦煌）文化博览会成功创办，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河西应当抓住这些机遇，提升河西的文化定位，挖掘出河西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开放性与国际性，从而深化敦煌文化、河西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当前，对河西走廊的系列研究已经打开了更宏大的时空视野，从区域关系的角度理解河西带给我们重要启示。在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需要一种整体、系统、统筹的视野，要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资源性城市与传统绿洲城市整合形成一个配套的体系。如，将敦煌树立为新的文化坐标，以敦煌为枢轴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不仅可以整体性地呈现“河西走廊”的特色，更会对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重大的启发。

2014年高铁进入河西走廊，从兰州经张掖、酒泉、嘉峪关，直抵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兰新高铁全线贯通，高度的时空压缩使得河西走廊作为新型“绿洲桥”的功能开始展现，高铁时代让丝绸之路的时空联通效能倍增。西部高铁路网的进一步完善将有力地结合起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复合式的丝路文明”。新时代，将河西走廊打造成面向中国西部以及面向中亚地区的重要教育培训基地、欧亚商品博览基地、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基地、丝绸之路旅游集散基地等，正当其时。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承东启西的“黄金地段”，正面临着新的历史起点！

【本文为集体成果，作者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建新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李并成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从事敦煌学、历史地理学研究；高荣系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秦汉魏晋史、简牍学和河西地方史研究；黄达远系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国家民委智库专家，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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