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公路是一条从云贵高原由南向北爬升至青藏高原的蜿蜒“天路”。在它成为宽阔的公路之前，仅仅是古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毛细血管”之一。近日，记者沿着滇藏公路云南香格里拉段。

我跟随“藏北无人区科学考察团”来到班戈县保吉乡娘日贡溶洞进行科学考察。在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溶洞里，科考人员格桑顿珠惊喜地发现了大量可入藏药、用于治疗胃病等病症的海水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西藏制陶工艺历史悠久、种类和形状繁多，这是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到目前为止能够完全传承制陶工艺的手艺人极少，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失传。

1948年，19岁的我在河南长葛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后来调入第二野战军52师154团政治部工作。1950年，部队完成解放四川的任务后，便开始向西藏进发。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将行政管辖作为判定某个地区是否隶属某个国家的标准。”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民族与宗教教研室教授王小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拉巴平措先生是我国藏学界的知名专家，他不仅致力于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藏学理论的研究，而且致力于做科学普及的“小”文章，为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该研究将丹尼索瓦人的空间分布首次从西伯利亚地区扩展至青藏高原，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年，成为丹尼索瓦人研究和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研究的重大突破。

不久前，我在北京采访了原任西藏自治区太阳能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陈正荣和原中国太阳能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孟宪淦，终于使我对“西藏阳光计划”。

我小时候在故乡草原100公里外的那曲咔上学，因为90年代初期，父母就在这里安了家，当然我的父母也是从草原走出来的牧人，父亲来自藏北东部一个叫大黑帐篷的地方，母亲则是来自南边的永噶部落。

我是党教育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 1956年，我进入西藏工委组织部工作。因藏文不好，随后被安排到拉萨市第二小学二年级学习藏文。一年后，进入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学校学习。

11月13日晚，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就“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朝见永乐皇帝的地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演讲。

我与曲珍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她担任草地贡村第一书记，与西藏日报社派驻的工作队是搭档，我在来朱巴龙乡前即知她的存在。说陌生，因为偶尔见次面、打声招呼而已，没有实质性交往。

徐君教授所著《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一书，前几年先后被列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