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西部作为青藏高原古代文化发展与区域互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吐蕃王国征服之前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因此考古学上的任何发现都会对了解该地域的古代文化提供重要的线索。2005年一次偶然的发现，成为了建立藏西“前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一个里程碑。

卡尔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象泉河北岸古代象雄都城“穹窿银城”西侧的山脚下，位于现代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2005年的一天，一辆载重卡车从寺院门前的小路上经过时压塌了一座墓葬，寺院僧人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和文物收集。虽然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但从所获文物和至今尚存的墓葬形制来看，其对于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墓葬可能为洞室墓，深埋于晚期河流的淤沙之下，以规整的石块砌成2米见方的方形墓圹，内置方形箱式木棺，骨架保存较好，但葬式已不可考。随葬遗物包括“王侯”铭文禽兽纹丝绸残片及大量素面褐色丝绸残片，马蹄形木梳，长方形木案，木奁，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釜，青铜钵，青铜环柄杯，木柄青铜箕，镀金银片，铁矛及其他铁器残块，双耳高领陶罐，陶高足杯和带流杯等。

“王侯”铭文禽兽纹锦为墓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断代。丝绸残片为典型汉地经锦，长44厘米，宽25厘米，藏青地上织黄褐色纹饰，自下而上由三组循环纹样构成。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饰一组对鸟脚踏祥云。波曲间饰以背对的鸟首状纹饰，波曲顶部支撑柱状图案，将中层分隔为数个单元，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四神之间可见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最上层为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可见汉字“宜”。同类纹饰和铭文的丝绸发现于尉犁营盘墓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年代分别为3~4世纪和公元455年，由此可知卡尔东墓葬的丝绸年代应该约为3~5世纪。而有关学者通过对墓主人骨骼进行加速器质谱计C14测年（AMS），也将其断代为3世纪或4世纪前半，与丝绸图案显示的年代十分吻合。

从墓葬形制来看，其沿袭了藏西早期石砌方形墓葬的传统。箱式木棺与尼雅、营盘和和阗地区的彩绘箱式木棺有密切关系，应该是受到了来自于塔里木盆地汉晋墓的影响。墓葬中其他出土物也显示了这一文化现象，例如，“王侯”铭文禽兽纹锦用以包裹墓主人头部，类似于塔里木盆地汉晋墓中所见“覆面”之类；马蹄形木梳、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都与楼兰和和阗等地汉晋遗址中出土器物非常接近；具有浓郁汉风的较大件青铜器物和铁制器物也很有可能来自于金属器制作技术成熟的南疆和阗和洛浦等地。总而言之，出土物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生活方式，显示出与南疆地区汉晋绿洲城邦的密切交流，同时也辗转输入了汉文化的因子。

从阿里高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际自然地理状况，在历史上主要存在两条通道：一是通过日土，经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到达和田或叶城，其路线与现在的新藏公路大致相当，这也是阿里与南疆联系的主要通道；还有一条路线是从阿里沿印度河而下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然后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再与第一条路线汇合。这两条道路在吐蕃时期成为其进入中亚的最早的通道，被称之为“吐蕃-于阗道”。而卡尔东墓地的发现证明，早在象雄时期，这些路线已经是连接阿里和南疆的通衢捷径。

“王侯”铭文丝绸和金属器的发现说明该墓葬具有较高的等级，从地理位置和所属年代来看，其应该与象雄都城“穹窿银城”具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尚无法断定该墓地是否属于古象雄国贵族墓地，但毫无疑问为确定“穹窿银城”的具体位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墓葬出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对于研究“前吐蕃时期”阿里高原与塔克拉玛干盆地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使我们更加深入认识到噶尔一隅作为文化交流纽带的重要作用，并有可能将西藏西部与南疆的交通和文化联系纳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视野，甚至将其视为丝绸之路南线向青藏高原的一个分支和延伸。埋藏如此丰富的墓葬在该地区绝非孤立，而且保存如此完好，这预示着该地区将来必有进一步的重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