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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于仁义 守望相助

于建福 发布时间:2020-03-30 21:02:00 光明网-《光明日报》

  编者按: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当前人们科学认识和理性应对这些问题提供有益启示。3月16日,本刊特别邀请三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中的“韧”性特质、天下一家的仁爱精神、天人合一的医道观撰写理论文章,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再次刊发国际儒学联合会三位学者的文章,分别围绕依于仁义守望相助、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儒家仁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自己的思考,以飨读者。

  依于仁义 守望相助

  ——由“伯牛有疾”说起

  新冠肺炎病毒来袭,举国奋起抗疫。宅居闭户的日子里,必闻“窗外事”,且读诸如《论语》之类“圣贤书”。《论语》中不乏直面病疫的鲜活事例,兹由“伯牛有疾”说起。《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反复品味其内涵,感慨于师徒情深,感动于其中所包含的尊重与关爱之心。

  一

  《孔子家语》《史记》明言:伯牛“有恶疾”。古之所言“恶疾”为何?《说文解字·疒部》释:“疠,恶疾也。”《淮南子·精神训》断言:“冉伯牛为厉。”“厉”即“疠”,先儒以为“癞”,类似麻风病,或谓“大风”。《黄帝内经·素问》诸典籍描述患者症状大致为:气不精,气与人,骨节重,面色败,皮肤伤,鼻柱坏,须眉落。遂可知,伯牛所患“疠”即“癞”,极具传染性且为当时难以治愈,须隔离居住。

  “疠疫”古已有之。疠疫一旦暴发,由于难以治愈而引发众多病亡者。《周礼·天官》载,孔子所处的周代,“四时皆有疠疾”;唐人贾公彦就此疏曰:“疠气与人为疫”。《公羊传·昭公二十年》载有卫灵公之兄辄不被立为国君缘由,只因辄有“恶疾”,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此恶疾“不逮人伦之属也”,即不能生育儿女,难行夫妻之礼。《易经·兑卦》即有“介疾有喜”之辞。“介”即隔,隔离患者以阻断传染渠道,以保他人性命。伯牛自知其疾有传染之虞而苦不堪言,为确保孔子探视安全,也为避免恩师见状过于伤感,故“不欲见人”,只让业师从窗口探视。晚而喜《易》且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深谙隔离之理,亦深明弟子倍受隔离之苦。

  二

  细读《论语》便可略知:孔子养生有道,饮食自有戒律。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鲁国大夫季康子馈药,孔子因不清楚药性而拒绝服用。《孝经》中孔子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爱惜生命如此,自然爱惜自己。然而,当伯牛处境可怜且无助、孤寂而愁苦之心需要慰藉之时,孔子不可能避而远之,何况其病情之重之恶亟待探知。义当所为,毅然为之。一生讲仁爱重情谊的孔子,执意看望伯牛,走近窗户,不忍视其惨容,从窗口伸进手去,慈父般地拉着伯牛那枯瘦乏力的手,其微弱的脉息,让孔子顿觉回天乏术,爱莫能助,唯有心痛而无奈的哀叹:“亡之,命矣夫!”

  通观《论语》,孔子探视有疾者的记载唯此一处。爱徒颜回死,“子哭之恸”,也未见病重探视的描述。《论语》惜字如金,在“伯牛有疾”处不惜笔墨,耐人寻味。在古代社会,人一旦患了“恶疾”,就被视为不洁,就会受到厌弃,人们避之不及。若妇女染上“恶疾”,就成为“七出”理由之一。“恶疾”带来的“身体发肤”毁伤,则成为不可饶恕的“孝道”缺憾。就此而言,孔子的出现,非同小可。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辞官周游列国后,奉为“国老”,自称“从大夫之后”,居然拖着年迈的身躯,冒着染病的风险与世俗的偏见,伸出温暖的手,握向身患“恶疾”者之手。孔子之举,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给深受恶疾之苦的伯牛以莫大慰藉。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疫情当前,敬畏生命为先,互爱互敬为要。但愿处于隔离中的人们和不幸染病的患者,自爱自重自强并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与关爱,获得充分的尊严感,也莫忘感恩并致敬守护苍生的医者及所有防控疫情的奉献者。

  三

  面对因疠疫而隔离的爱徒,背负着“亡之”之痛,孔子与伯牛依依惜别,连连发出悲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其哀伤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如今读来宛如眼前。

  伯牛即冉耕,因字伯牛而世称“冉伯牛”,尊称“先贤冉子”,春秋末鲁国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人,少孔子七岁。《论语》言及伯牛仅两处,并无其本人只言片语,但透过典籍可略寻其身世履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冉雍乃“伯牛之宗族。”据《冉氏族普》,相传冉氏是黄帝长子少昊之后裔,周文王之子武王封叔振铎为曹国君,都城陶丘(亦今定陶),传十四代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伯牛与冉雍兄弟共同从学孔子。孔子称冉雍为“犁牛之子”。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亦有荣耀的先祖,后家道中落。孔子与伯牛均具同情悯人之心、质朴勤勉之品、谨慎待人处事之道。孔子与伯牛既有师徒之谊,又为仕途同道之人。据《文献通考》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中都宰孔子因政绩显赫而晋升鲁国司空,同年升任大司寇,45岁的伯牛便接任中都宰。伯牛师法孔子,以仁惠民,以德化民,讲信修睦,深得民心;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广施教化,深受尊敬。天妒英才,伯牛伴随孔子周游列国归来便罹患恶疾。

  伯牛出众的德行最为孔子所赞赏。《论语·先进》载,孔子晚年谈到弟子优长时,将伯牛列为“四科十哲”之德行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孟子·公孙丑上》也称伯牛“善言德行”,其德行“具体而微”。《白虎通义》《孔子集语》《论衡》纷纷称赞伯牛“危言正行”,为人端庄正直;“节小物”,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不仅堪与颜渊、闵子骞相提并论,而且“圣人可勉成”,已达称“圣”程度,只是未若孔子那样博大精深。伯牛因其德行出众而赢得后世推崇,配享于孔庙大成殿。此可谓“生则命寡,没则道宣”。

  眼见志同道合、德行贤能却患凶疾的得意弟子不久于人世,孔子发出“斯人”“斯疾”的连连哀叹,既叹其命运,更惜其贤才,其痛心疾首,不亚于丧子之痛,也不亚于颜渊死时“天丧予!天丧予!”之叹息。孔子善待弟子若此,对朋友哪怕是陌生人或弱势者也莫不善待有加。《论语·乡党》载,有朋友去世,得知没有亲戚敛埋,孔子说“于我殡”,主动为其送终;孔子遇见身着丧服者,遇见盲人,即便年少也会起立,走过其身旁时必趋而过之。若食于有丧者之侧,孔子未曾吃饱过,并于当日哭而不歌。其恻隐之心若此!孔子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仁由己”的担当,躬行《礼记·礼运》中自己倡导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宏愿。

  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不时有瘟疫肆虐,人类与瘟疫病毒的较量从未停息,或将继续。医学“妙术”固然是战胜病毒之利器,而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罗大众,依于仁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愿芸芸众生,居安思危,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责编: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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