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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我生命的那束光

发布时间:2022-04-23 16:19: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陈老师,您离开的这些天,我尽量让自己麻痹在忙碌的工作中,不敢去想您。昨夜哭了半宿,今早三个小时的会议,撑到中午已是疲惫不堪。躺在沙发上准备睡会儿,刚一放松,您谦和微笑的面庞又浮现,泪水一下子冲出眼眶,抱紧沙发垫子,蜷成一团,抽泣,继而大哭……

  陈老师,此刻,我是一叶失去了灯塔的孤舟,在黑暗中飘摇,无尽的孤单。

  我仰望的灯塔

  还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藏文化,随着喜爱程度愈来愈强烈,我干脆找了一份驻藏的工作,搬到了拉萨。在拉萨的那段时间,我每周必去书店,把店里几乎所有涉及藏文化的汉语书全部买回来,认真阅读。在我熟知的那些作者名字里,很多大部头和历史类书籍,著作或编译都会有“陈庆英”这个名字。那时,我只是遨游在藏文化海洋里的一叶小小孤舟,书上那些响亮名字,都是我仰望的灯塔,我从他们的著作里不断汲取营养。平日里除了读书,我会背着相机各处走访、做田野调查,几年过去,我竟也出版了几本人文角度的藏文化专著。

  2007年10月,出于对藏文化的极度热爱,我甘愿作为外聘人员,来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下设机构——西藏文化博物馆筹备办公室工作,负责博物馆的宣传、文案等内容,其中很重要一项,是编写博物馆开馆展览画册《雪域宝鉴》。这是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接受到的最为严谨的一次任务。编委会成员由藏研中心、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十几位权威专家组成,画册稿每进展到一个阶段,就会开一次编委会,大家逐字逐句地编写和修订展览介绍和每一个展品的解说词。我是执笔人,每次开会我都会认真记录专家们的意见。

  就是在这项工作中,我认识了陈庆英老师。当时陈老师已经从藏研中心退休,但是手头还主持着国家级的重大课题,所以继续在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他是我们的编委会专家之一。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次开会都会出现的一个场面,专家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产生争论,各执己见,每一个都有理有据,导致我这个执笔人的笔一直悬在空中。每当争论到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我们博物馆筹备办的张春燕主任就会问陈老师的意见,众人的目光聚向陈老师,而陈老师总是面带微笑,手里拿着那一叠厚厚的书稿,凑近他高度近视的眼睛,温和而谦逊地说:“这样好不好……”陈老师的建议一出,看到大家都心悦诚服的表情,我就知道,我可以笔落了。更让我敬佩的是,我们的展品说明由汉、藏、英三种文字组成,陈老师不光在汉、藏文上能给出权威指导,连英文上的难题,他也能解答。历经三年,我们的画册终于在2010年博物馆开馆前期付梓。


图为2010年工作中的陈庆英老师。陈丹 摄

  谦谦君子

  那时和陈老师的交往,仅限于每次开专家会时聆听他的见解,并没有其他交集。为了事业发展,也为了发挥我个人才能,当时博物馆领导竭尽心力要把我调入藏研。在各种手续中,有一个请几位推荐人签字的环节。我找到陈老师时,陈老师虽和我不熟,但还是签了。遇到好上司和善良的推荐人都不容易,虽然最后没有调动成功,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那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比较崎岖的一段,经济上的拮据、不友善的流言、加上健康状况也不太好,让我对自己当初来这里工作的选择产生了质疑。

  2009年12月18日,《中国西藏》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我作为该杂志长久以来的供稿者、尤其是英文版的专栏作者,受到当时英文版主编周爱明老师代表杂志社发出的邀请,希望我作为作者代表发言。因为之前多年、多篇稿件的往来,我与她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每个月不辞辛劳地催我交稿之余,她也如同姐姐般关照着我的其他方面。代表作者发言一事,我不擅长,尤其在这种有多个部级领导出席的隆重场合,我更怯场。但是出于对周姐的厚爱的回报,我还是硬着头皮准备了一番。

  没想到,那忐忑的一天,竟成了我生命中那束光照进来的关键时刻。

  领导讲话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周姐把我从后排人群里扒拉出来,领到主席台侧面坐席的第一排,说,准备准备,专家代表发完言就是你了。我一看同桌的专家代表,是陈老师!心里一下就有种踏实的温暖感。周姐笑嘻嘻地对陈老师说,陈老师,阿丹想读藏学博士,让她考您的博士吧!她会是个不错的学生的。周姐跟陈老师很熟络,但是她在这么仓促的时间突然的举荐,让我有些局促,毕竟陈老师是我仰望已久的大学者,彼时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惶惶坐下,在发言前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下。陈老师说,明天有空你来我办公室,我们详细聊。

  第二天,带着自己的一本书,我敲开了陈老师办公室的门。详细询问了我所学专业、以往的田野调查、出版过的著作、感兴趣的方向,陈老师说:“我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古籍和史料,需要有良好的藏文基础,你不懂藏文,不适合读我的博士。但是你在藏文化尤其艺术上有积累和热情,可以专注于这个领域再走深一些。我给你推荐一位更适合的导师吧!”陈老师当着我的面,给当时的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老师打电话,推荐我,然后帮我约了拜访时间,并且给我两盒茶叶,让我见面时代他送给昂奔老师。最后,拿出他的两本论文集,签上“陈丹同学惠正”,赠予我。整个过程,陈老师的真诚、谦和、周到,让我如沐春风,识得了谦谦君子之风。

  后来我以7分之差,与中央民大博士学业失之交臂,但是,我与陈老师的友谊,却日渐深厚。

  家人般的温暖

  一开始,是遇到编写画册的一些难题,我会去当面请教陈老师,后来,有烦心事、工作特别疲惫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去见他。陈老师只要在办公室,一定会说“来吧”!我立马抓上一袋花生或者饼干,两包咖啡,从四楼南面冲到三楼东侧。

  陈老师的办公室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图书室,因为所有的墙上都是书柜,书柜里的书塞得满满的。什么叫满?就是竖着的空间全占完了,再把书横着放,把书上缘和隔板之间那点有限的空间也插满。书柜放不下了,再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书桌、沙发、椅子也占上,摞得高高的。高度近视的陈老师总是扎在书堆里,书面和眼睛凑得很近,导致我一推开门时经常看不到人,得走进那连绵不断的书山里,才能发现那个光亮的脑袋和他特有的一双大耳朵。然后我俩推开茶几上的一堆书,清理出两个杯子和一包零食的空间,边吃边喝边聊天。每次都是我呱唧呱唧讲得多,陈老师温和微笑地听着,适时给我解答一下,或者启发性地跟我说他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也聊聊闲篇。

  有一次,陈老师帮我们博物馆鉴定了一枚古印章,讲出上面的徽章所属的寺庙,以及它的使用所涉及的历史。我眼睛一亮,忽然想起我在八廓街也买过几枚印章,就请求陈老师也帮我鉴定鉴定,陈老师乐呵呵地看着我说:“好呀,拿来看看,如果是真的老印章,我们就发财了!”第二天我兴冲冲带着那几枚地摊上买来的印章去了,陈老师细细地每一枚辨认,又翻出一本小册子对比半天,最后呵呵笑着说:“都不对,这些人造假都不认真,一个真的都没有,我们的发财梦破灭啰!”我失望地撅了撅嘴,接着吃完我们的零食和咖啡,回四楼上班去了。多年后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周姐听,周姐同情地看着傻乐的我:“陈老师用他的宽厚和幽默,保护了你的幼稚”……我尴尬地僵住,醍醐灌顶,谦谦君子的修养和胸怀,是不着痕迹地融于他的待人接物中的。反观当时的我,对陈老师其实已经生出一种对家人才会有的自在与依赖。

  每次20分钟,咖啡喝完,零食吃了半袋子,我满血复活,回去继续上班。这样的聊天,成了我那段劳心工作最有效的充电方式。有时候,午餐时间陈老师会带着我和子凌在附近的餐馆小吃一顿,子凌也是陈老师家人一样的同事,我们曾经一起去承德考察游玩、一起谈心,有时候也邀约一起去陈老师家吃饭。陈老师很细心地记得我爱吃的小土豆和馓子,每次遇见,就会给我买。家里掌勺的大都是陈老师的儿媳永琼,一位个子高高的贤淑的西北女子。陈老师的儿子陈立建常常比我们还要晚些到家,有时候是去买菜了,有时候是在院子里打篮球。我当时正在为我的第六本书《雪域天工》的出版和发行犯愁,彼时陈立建在藏学出版社任职,还帮过我的忙。陈老师偶尔会提及他的夫人,但那时夫人已经过世,我知道那是个忧伤的话题,所以从来不去触碰。陈老师的女儿小华在西藏民院教书、后来又到厦大攻读宗教学博士,其间我还去厦门探望过她。我们见面次数相对少一些,但是每次回来,也会畅聊一番。

  陈老师的家人,和他是一样的品性,他们在我独居北京的那些年,给了我家的感觉,如同和煦的阳光,温暖了我那段压抑困苦的路程。

  那几年,逢大年三十夜,我要是不回老家、不去国外,就会去陈老师家,和他们一起跨年。这种频繁而亲切的交往,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是我离开藏研中心之后,也没有断过。有一年大年三十的前两天,我给陈老师发信息,“春节您在家吗?我去您家过年吧!”老师回说他前几天已经离开北京了,今年春节要和小华在厦门四处走走。“哦,那提前祝你们春节快乐哈!”回完信息,我陷入了失落与孤单中。但是,从那天开始直到整个春节假期结束,我每天都会收到陈老师发来的若干图片,有他和小华的合影,还有他们游走的景点的照片,加上一些简单的信息,每天都好多好多。我知道,老师心里牵挂着我,担心我一个人过年孤单,所以一直和我分享他们的旅程。

  回忆起这些温暖的点滴,泪水又一次湿了眼眶。


图为陈庆英老师在青海文都大寺调研时留影 摄影:姜丽萍

  藏学界的大先生

  2013年初,我离开藏研中心,去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媒体任职,但是其间有两本藏文化艺术的书籍正在出版过程中,我依然一遇到问题,就往陈老师家跑。陈老师精通藏文、古藏文,还认识梵文、八思巴文,能辨识各种经咒、藏文种子字。我在写作一本关于脱模泥塑“擦擦”的书稿过程中,发现一些古老的擦擦上有咒语或是特殊符号,这里面隐藏了大量我无法得知的信息,于是带上所有资料图片去找陈老师。在那些模糊的或者残缺的、甚至错误的文字信息面前,陈老师眼睛凑得很近很近,极力地帮我辨认着每一个文字,然后解开每一个擦擦形象之后的历史和文化之谜。有次他还帮我从一枚文字擦擦的落款推断出擦擦的出资制作者,告诉我此人的身份和经历,并且提示我,光这一个擦擦,就能写一篇论文……这让仅止于形象解读的我大开眼界,感佩至极,原来,学问可以做得这么深!陈老师对我这样的指导和帮助,一直持续到我的第12本书出版。

  过了两年,陈老师的国家课题结束,他离开北京,搬去了成都旁边的邛崃定居。再过两年,2017年春天,我也离开居住了19年的北京,去了香港的一家公益机构工作。我和陈老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因为一直在写作藏文化的书籍和中国西藏网的专栏稿件,我与陈老师的问答从没断过。就像周姐说的,陈老师就是一本活字典,任何问题都能从他那里获知答案。有时候我问到陈老师不太擅长的领域,他会说这方面他没有研究过,不太有把握,但是他会帮我去请教相关的专家,然后再回复我。正是因为这种严谨,陈老师一直是我的问题终结者,在我查阅资料和请教其他人都得不到确切答案的时候,陈老师一定是我最后的杀手锏。

  并非只对我一个人,陈老师对所有求教者,都是这样的有求必应,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学问做到这样精深严谨、为人做到这样谦虚平和,真乃藏学界的大先生啊!

  疾病的威胁

  我们经常互通微信,没事时陈老师也常常发来藏文化相关的资讯与我分享。即便这样,我还是非常想念他,他的腿不太好,四川气候潮湿,不知道他的腿疾会不会加重;身边没有那么多学生和同行,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孤单;也不知道没有暖气的冬天,他能不能适应……2018年,我定居昆明。春节前,我决定去邛崃看看陈老师,那次小华也在,我们一起愉快地待了几个小时。看到他身边有姜姐照顾,又有小华每个假期来陪同,我也放心了些。默默决定,今后至少每年我要来看望陈老师一次。

  2019年夏天,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陈老师腿疾发作,姜姐在餐馆等我们,我扶着陈老师慢慢走,可能才一公里,我们却走了很久。那时,我就有些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了。果然,那“腿疾”,其实是脑血栓的前兆。回到昆明没几天,我在写专栏文章的时候遇到一个关于历史时间节点的问题,几十份资料上各说不一,于是我照例发了微信去请教陈老师,结果收到的回复是两张陈老师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还有一条文字:“老师病了,过几天好些了给你回复”,这信息可能是姜姐回复的。看着照片上陈老师憔悴的病容和单薄的身体,瞬间我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心里又急又疼……那一刻我才明白,陈老师在我心中是多么地重要!结果,没有“过几天”,才不到半小时,我就收到了陈老师本人的回复,帮我解答了问题。不忍再打扰,之后一直小心翼翼地,隔两三天才敢问候一下他。那次脑血栓之后,陈老师的健康就埋下了巨大的威胁。

  2020年疫情肆掠,6月,我去西藏做志愿者之前,特地在成都转机,就为了去看看陈老师。那天,陈老师穿了一件暗红色有花纹的T恤,脸色红润,状态还不错。可没多久,10月,陈老师回了西宁,住进了省藏医院调养。托西宁的好友西然替我去看看陈老师,西然欣然,说陈老师是他们藏族学者都非常认可和尊敬的大学者,在西宁有什么事情他愿意效劳。我自豪地告诉他,我和国内外藏学家、收藏家、包括世界著名博物馆馆长聊天时,提及陈老师,对方都会肃然起敬。人品和学术都到达如此高度的大德,人间凤毛麟角,我能遇见并得到垂爱,真真是莫大的福气。

  心碎的美好

  2021年,疫情依旧,我还是三天两头问候陈老师,但不管怎么问,他也只是平静地说现状和理性阐述病症,从不说他的痛苦,却还隔三岔五给我分享他喜欢的资讯。4月开始,他右下脑到左脑的血管堵塞几乎梗死,在邛崃做了心血管支架搭桥;6月,到了北京301医院。那时我正好在香格里拉帮《西藏人文地理》杂志做采访,还特地请总编嘉措啦帮忙联系了拉萨的丹增医生——一位医术了得的藏医名医,说好等陈老师回成都后去找丹增医生瞧瞧病。采访一结束,我便赶回了北京去看望陈老师,疫情原因不能进病房探视,在301医院的院子里,我见到了轮椅上的陈老师。蹲下身,挽着老师瘦弱的手臂,请前来探望的张超音老师给我们照了合影。第二天,陈老师还特地找我要了那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陈老师侧过头慈爱地看着我。我的心,碎成一片一片的。

  11月底,我突然收到姜姐的信息,问我昆明的天气怎么样,说陈老师状况很不好,觉得邛崃太湿冷了,想找个暖和的地方调养一下。那时,昆明的白天最高温度还有20度左右,几乎天天有太阳,我认为是个很舒服的地方。开心地说你们来吧!不需要去别处租房,正好我有一套待售的空房,全屋都装了地暖,生活必需品都有,想住多久都可以……语音信息刚过去,陈老师的电话就打来了,声音虚弱但是喜悦:“有地暖就安逸了,好的,就去昆明,就住你那儿。”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赶紧列了家具、生活必需品清单。其实,那房子里空空如也,所有家具都搬走了。但是,陈老师要来,那是天大的喜讯,我马上为他们置办一切!

  接下来的三天,云南的好朋友都来帮忙了,花姐帮我购置了床、衣架;我们去买了所有厨具和全套床品,担心陈老师冷,还多加了一床电热毯;赵麟送来了沙发、书桌、餐桌椅;我又把花园打理了一番;拿了许多食物来放到橱柜里;找工人来装好窗帘、做保洁;打开地暖烤屋子……做完这一切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关上灯,回想起了2019年元旦。那时我还住在这里,周姐来看我,她翘着脚躺在暖烘烘的地板上,拨通了陈老师的手机,开免提,我们三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阿丹这里可真好,陈老师你也搬来昆明吧!等我退休了也来,我们做邻居,还可以一起搞课题,有空再做做田野……我在一旁乐开了花。回想那一幕,竟自在黑暗中傻笑了起来,那可能真是我最期盼的美好了。

  最后一次相聚

  就在这时,收到陈老师的信息:“我们明天一早开车出发,傍晚能到。”

  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9点收到信息:“我们到了攀枝花,大概下午两点可以到。”怎么会这么快?800多公里呢!心里觉得奇怪。但是随着陈老师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兴奋。两点还没到,我就在小区门口看见了他们,姜姐开着一辆白色的suv,陈老师在副驾上半躺着。帮陈老师下车时,我才发现他脸色苍白,面部水肿,极度虚弱。原来他们凌晨两点就从邛崃出发了,开了一个通宵,所以才中午两点就到了。陈老师已经不能自己下车行走,姜姐从后备箱拿下了轮椅摆好,将陈老师抱到椅子上,进了家再将他抱到床上,盖好被子,陈老师就睡了。关上门,在客厅帮姜姐收拾,我强忍眼泪,陈老师现在的状态,比哪一次都要虚弱。姜姐说,这两个月来都是这样。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半夜出发啊!姜姐说我是个急性子,决定了的事就想马上做,晚上就睡不着,所以干脆出发,路上陈老师怕我疲劳,也不敢睡,一直撑着和我说话……想起来之前陈老师给我的信息:“为了照顾我,你姜姐也真的很辛苦……”是的,这些年多亏有姜姐,陪着倍受病痛折磨的陈老师。

  接下来的几天,陈老师一直觉得冷,房间地暖开到30度,我和姜姐都穿短袖了,陈老师穿着厚衣服、盖着毛毯,半躺在沙发上,还是喊冷。我摸摸他的手,果然是冰凉的,“我给您捂捂吧!”握着陈老师枯瘦的手,凉气幽幽,10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丝丝温热,我心暗自悲凉。晚上回去默默流泪——老师身上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2021年11月底,陈庆英老师在滇池大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昆明行。陈丹 摄

  修养了两天,陈老师状态稍好,姜姐推着他出来在小区里晒太阳、还去了翠湖。我们一起去了滇池大坝,正值海鸥最多的时候,成片的红嘴鸥,展开洁白翅膀,密密匝匝地掠过头顶,陈老师开怀地笑了。

  那天晚上,姜姐做了几个菜,我俩斟上酒,给陈老师倒了杯茶,大家甚是开心。我和陈老师聊了很多,我们一起在藏研中心共事时的那些人那些事、共同的朋友、还有一些学术问题。我惊异于陈老师超强的记忆力,他记得几乎所有的人物、时间、地点,能讲述完整的事件过程及细节。聊起当时我在藏研的困窘,我问陈老师,为什么流言满天,您却信我?陈老师笑了:“我知道那些虚张声势,也能看出你的品质。”我感动到泪目,也钦佩陈老师的睿智。如果当时那些波折和苦难是为了换来这样一位亲人般的老师,我无憾。

  第五天,由于陈老师极度体寒,在昆明还是觉得冷,他们提出来想再往暖和的地方迁。我帮他们联系了三亚的慧敏,慧敏是我在博鳌亚洲论坛工作时的同事,她也曾经参与过我后来做的公益项目,非常贴心和干练,她和爸妈在三亚开了民宿,把陈老师托付给她,我非常放心。在机场和陈老师道别的时候,我蹲在轮椅边拉着他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因为心里特别的害怕,害怕分离,不知何时能再见。

  照亮我生命的那束光,灭了

  海南气候好,人也舒服,姜姐发来视频,陈老师的状态很好,脱下了厚重的冬装,脸上的浮肿也消退了,在阳光和微风中微笑着。但是半个月后,姜姐的母亲病重,他们又匆忙赶回了邛崃。慧敏着急地给我发信息,说旅途劳顿对老师身体不好,我重重地叹一口气,姜姐肯定也左右为难,这真是很无奈的事情。

  春节,我到了三亚见到慧敏,我们还给陈老师发去了合影和问候,感觉一切正常。在此起彼伏的疫情下,由于我到处出差跑了好几个城市,不敢马上去看望陈老师,三月底回到昆明,打算居家一段确定安全了,再去邛崃。4月8号,发去问候信息,没有收到回复,有点纳闷,想着过两天再发。没想到,一点预感也没有,4月11号,噩耗传来,陈老师心脏骤停。听着小华在电话那端哭泣的声音,我的电话掉落……没有去捡,呆住,从胸腔涌上来一团血腥,卡在喉咙,瘫倒在沙发上,蜷成一团,浑身颤抖。

  难以接受,这十多年来,陈老师如同我温暖宽厚的家人,任何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都会听到那温和的声音、睿智的语言,脑海里就会投射出那谦和的微笑……从今天开始,这些不会再有了,一切成为记忆。

  作为血肉之躯,都只有一种归途。我知道,这两年陈老师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们看着心疼,但他的苦没人能代替,如今他离去,肉身不会再拖累他了。老师的思想、德行、学问影响了很多人,他留下的等身巨著,为后来人的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位旗帜性人物,将永远竖立在中国藏学界。

  想写的太多太多,和陈老师每一个交往的点滴,都伴随着一种让人心安的温暖,他人品的宽厚儒雅和学问的精深广博,让每一位接触过他的人都赞叹有加。爱有多深,痛就有多切,这篇文章我写了近十天,只要一回忆,就会经历一个温馨和悲伤交替的过程,最后忍不住哭泣。那束曾经照亮我生命的光,灭了;我心深处那个最踏实最温暖的港湾,没了;我最敬重最亲爱的老师,飞走了。

  陈老师,我知道您会在天国回望我的悲喜,也会成为我永不磨灭的记忆。深深地感恩,感恩这十多年来您对我的帮助,感恩您给我的父亲般的温暖,感恩今生——有幸能与您相遇。(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陈丹)


图为2021年12月作者与陈庆英老师在昆明滇池合影

  

(责编: 李雨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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