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西藏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世纪。百年历史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现代化是西藏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西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才能顺利实现西藏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在19世纪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以后，走上了一条痛苦的现代化之路。从一开始，西方列强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断设置障碍。它们一方面希望中国各项制度、文化向他们靠拢，以便更方便地掠夺资源和将中国作为产品倾销地，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成为新的竞争对手，因而想方设法阻止中国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历程后，中国得到的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畸形经济和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状态中。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走上自主的现代化之路。

　　地处西南边疆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具有和祖国其他地区相同的命运。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重要侵略对象。存在数百年之久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使其封建主义势力极为强大，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帝国主义势力不可能被赶出西藏；没有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奴和奴隶的觉醒，就不可能彻底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藏曾经有过两次现代化尝试。一是在20世纪初，西南边疆的屡次危机使清朝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西藏随时有被英帝国主义吞并的可能性。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张荫棠“查办藏事”。他到西藏后，对清政府驻藏官员的一些积弊进行了清理，提出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一整套新的治藏政策，这些政策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批准。这套新的治藏政策首先从改革西藏地方政治体制入手，成立一系列执行新政策的机构，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领导，进而发展西藏的农工商业，开发矿产，发展交通，实行现代教育，创办报纸，设立银行等等。其目的在于加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使西藏富强，进而达到巩固祖国西南边疆的目的。驻藏大臣联豫继张荫棠之后继续推行“新政”措施，但是，两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牢牢掌握西藏地方政府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经过多年流亡之后，亲眼目睹了外部世界，开拓了眼界，认识到西藏社会的封闭落后。为增强西藏地方军事实力，他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希望通过在西藏设立一系列现代化的机构和进行某些制度更新来改变西藏封闭落后的面貌。结果，这次“新政”也遭受了和前一次的相同命运。尽管这两次“新政”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起因，它们的失败原因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即“新政”触动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损害了上层僧俗农奴主的切身利益。英帝国主义势力为了使之成为一块大国政治的“缓冲区”，进而成为自己的附庸，希望西藏永远保持积贫积弱的状态，便借“新政”带来的统治者内部矛盾大做文章，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在西藏地方上层中积极培养亲帝分子，从而从另一角度严重阻挠了西藏的现代化过程。实践证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清除了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也是在西藏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必要前提。此后8年，党通过艰苦工作，为彻底扫除封建农奴制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西藏反动上层的叛乱从反面促成了民主改革的进行。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一次伟大社会变革。民主改革的实际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政治上推翻了僧俗封建农奴主的联合专政，使宗教和政治分离，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奴和奴隶从此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拥有充分的人权；二是在经济上建立起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崭新社会经济制度，昔日的农奴和奴隶历史上第一次拥有自已的土地和牧场。因此，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焕发了人们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进而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极大发展。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与祖国内地一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领导，为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建设准备了条件，也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为西藏社会和全国一起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改革加强了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各族人民平等交往、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建立起一种现代国家所必需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基础。民主改革还确立了西藏世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西藏社会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农奴制度时期宗教神权意识支配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政教分离使西藏从一个宗教神权占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社会一跃成为现代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现代世俗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不再阻拦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相反地，还大力促使西藏社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摆脱封闭、保守、落后，推动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在民主改革奠定的现代社会制度基础上，西藏社会迈上了健康稳定的现代化之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从那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1980、1984和1994年中央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针对西藏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发展西藏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大了中央和全国各省市支援西藏建设的力度。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西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得到大大加快。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全体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他们深知这是自己的事业。西藏的城镇居民们从不断扩大的城镇规模，从年年增加的平整街道，从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中感受到了现代化；农牧民们从自己新盖的住房、新置的卡车，从草场的围栏和牲畜的饲养方法，从农田里的作物品种、种植方式和收成上感受到了现代化；工人们从应用日益广泛的电子计算机、不断引进的大型生产设备上感受到了现代化；商人们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从不断增多的市场上感受到了现代化；旅行者们从来往的客车和飞驰的飞机，从便捷的现代通讯手段上感受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