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还原历史

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元代蒙古宫廷修习藏传密教秘史对后世中西方色情化藏传密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则湮没无闻。要还原这一段长期被人误解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至少要对《庚申外史》中提到的那些常为后人诟病和渲染的故事做出符合历史和宗教之实相的解释。

蒙古征服世界留下的一个持久的影响是蒙古人整个地变成了藏传佛教徒。于今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为伊斯兰教所覆盖，可唯有蒙古人依然是藏传佛教徒。现今世界闻名的“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原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1507—1582）于1578年赐给第三世“一切智上师”索南加措（1543—1588）的一个封号，而俺答汗自己的孙子云登加措（1589—1617）即被认定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即使是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加措（1617—1682），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也正是因为得到了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1582—1655）的军事支持。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在他的《喇嘛说》中直言：“各部蒙古一心归之（达赖和班禅喇嘛），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换言之，满清皇帝推崇藏传佛教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安抚桀骜不驯的蒙古人。而一直到20世纪，蒙古人通常将其经济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进藏熬茶”，成为维持黄教在整个卫藏地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之优势的有力保障。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蒙古人最初是如何接受藏传佛教的，或者说藏传佛教最初是如何在蒙古人中间传播的，哪些藏传佛教义理和修法曾经在蒙元时代（1206—1368）蒙古佛教徒中流行过等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迄今为止，有关这段历史的最详细的汉文记载见于元末明初的一部题为《庚申外史》的野史之中，它是这样说的：

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脱脱奏用哈麻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阴荐西天僧行运气之术者，号“演揲儿”法，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蛊惑上心。哈麻自是日亲近左右，号“倚纳”。是时，资政院使陇卜亦进西番僧善此术者，号“秘密佛法”。谓上曰:“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名‘多修法’，其乐无穷。”上喜，命哈麻传旨，封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国师又荐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马的、秃鲁帖木儿、脱欢、孛的、哇麻、纳哈出、速哥帖木儿、薛答里麻十人，皆号“倚纳”。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为约相让以室，名曰“些郎兀该”，华言“事事无碍”。倚纳辈用高丽姬为耳目，刺探公卿贵人之命妇、市井臣庶之丽配，择其善悦男事者，媒入宫中，数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贵人之家，私窃喜曰:“夫君隶选，可以无窒滞矣!”上都穆清为閤成，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

在这段记载中出现的于元朝蒙古宫廷中流传的藏传佛教修法有两种，一种是“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的“运气之术”，或曰：“演揲儿法”；另外一种是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或者又名“多修法”，即藏传密教中的男女双修之法，听起来像是一场君臣共演的群交派对。除此之外，《庚申外史》中还提到了一种名为“十六天魔舞”的藏传佛教仪轨，它说：

[正当红巾军兵临大都城下]，而帝方与倚纳十人行大喜乐，帽带金佛字，手执数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璎珞，品乐器，列队唱歌金字经，舞雁儿舞，其选者名十六天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