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研究”（20XNL012）。

　　[作者简介]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庞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马荟（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晓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建设；农民主体性；“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角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会议公报将乡村建设作为“十四五”规划建议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任务，强调要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0—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两轮征求意见稿中，都将“农民主体性”作为五大原则之一写入。其中，二次审议稿中这样表述：“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①

　　“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②可以说，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升农民主体性，而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备受关注。[1]早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便提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是乡村, 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①梁漱溟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也指出要通过教育实践，不断培育出符合现代社会的“新民”。②

　　进入21世纪，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因此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必须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的提升。农民主体性是自主性、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2]本文在李卫朝提出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民主体性明确界定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农民的自主性，即农民进行自我选择的基本权利；2.农民的能动性，即农民积极参与村庄经济发展、村务活动等；3.农民的受动性，即农民发挥主观创造性的时候，也将受到管理规范和社会约束等方面的制约。除了对于农民主体性概念的讨论，已有对农民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维度：一是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主体性缺失是内外因共同导致的结果，外因包括城乡结构断裂的制度环境、市场失效、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农民去组织化；内因主要是农民自身的素质问题，表现为文化水平低、市场意识差、政治参与意识不强以及“等靠要”等错误价值观的滋生等。[3]二是提升农民主体性的路径分析。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安排依次是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农民组织化、改善制度环境等。

　　已有研究对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分析较为全面，但对于如何提升农民主体性的探讨仍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认为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主要赖于农民自身素质的增强和外部环境条件的改善，而忽视了村庄内部力量对农民的直接影响，尤其是乡村精英的重要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分化，乡村精英与农民愈发处于乡村社会的不同位置，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也愈加离不开乡村精英角色的发挥。其次，主体性这一描述属于抽象的概念层内容，需要透过可供观察的经验视角加以理解，即农民主体性属于内化的认知层级，需要通过外化的行为表现去识别。角色理论常用于研究与特定社会角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在已有研究中，角色理论也已用于分析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转型等。[4][5]最后，现有关于农民主体性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难以意识到农民主体性提升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将引入过程角色理论，分析和讨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角色互动的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意义。

　　本文拟立足于Y村的发展实践，采用单案例探索式的研究方法，以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从乡村精英与农民的角色转型及其互动切入，分析农民何以通过角色转型来提升主体性，并推动乡村建设的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过程角色论的引入

　　角色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由Mead、Moreno等人提出并构建。角色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与人们的社会位置、社会身份相关。围绕角色理论展开的讨论集中在两大阵营：一派是以林顿(1936)为代表的结构角色理论。结构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概念是用于构造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理论体系的基石。另一派是以特纳(1962)为代表的过程角色论。过程角色论以社会互动作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互动中的角色扮演过程。本文将过程角色论作为本文的理论依据，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过程角色论的核心内涵：其一是角色认知，指个体按照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对与自己所处地位有关的社会角色规范和角色评价信息进行不断加工和处理,在心理上确定相应的社会反应模式的过程。其二是角色实践，指个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位置，并按照角色期待和规范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角色。其三是角色建构，指行动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根据他人的行为、根据他人对处于某个社会地位的人所抱的期待即时创造出角色。

　　在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往往承担着单一的农业生产角色，忍受微薄的农业利润，或是被动的外出务工角色，一直扮演着“场外人”的单一角色，缺乏选择的自主性、积极发展的能动性、遵守规则的受动性。与农民“场外人”的单一角色相对，乡村精英在经济实力、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方面都比较突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精英有着不同的分类标准，如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三类划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二类划分，在地村治精英和回流村治精英的二类划分等。[6][7][8]中国的乡村精英处于一种垄断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体性精英”状态。[9]本文在借鉴上述对乡村精英定义的基础上，将乡村精英定义为具备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在村庄中富有感召力和领导力，且在村庄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等方面均发挥着引导、推动、规范作用的综合型精英。综上，本文以农民的角色转型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乡村精英与农民间的互动，来探究农民如何由单一的“场外人”角色逐渐演变为自主选择意识增强、主动服务于村庄发展的综合型角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增强。

　　（二）基于“乡村精英-农民”角色互动的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乡村精英-农民”互动的角色转型的分析框架（见图1），来解读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的增强。农民的角色转型及其主体性提升有如下三个阶段：

　　1.激发自主性：精英引导，角色进入

　　村庄发展初期，普通农民由于教育、认知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自发认识到自身的新角色—综合角色。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乡村精英有着清晰的角色定位，可以通过提供发展平台、优惠措施、经济利益刺激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农民加入村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精英与农民互动开始产生：一批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农民响应乡村精英的引导，率先进入新的角色，部分普通农民对于这一引导也进行了回应，开始发挥自主性自发选择进入新角色，乡村建设的力量得到初步凝聚。

图1 “乡村精英-农民”互动下农民主体性的增强

　　2.提升主动性：精英推动，角色认同

　　村庄共同体在取得一定发展成果后易进入平台期，乡村精英在村庄发展平台期的关键决策影响着村庄发展的方向。这一时期，乡村精英一方面可以推进村庄的产业化进程，增强村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化形式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村庄合作化、产业化的推进有助于打造更多、更丰富的新角色，进而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程度的深化、参与范围的广化。在深度参与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对新角色的认同增强，其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建设的热情也在提高，主动性得到提升。

　　3.强化受动性：精英规范，角色转型成功

　　乡村建设需要农民自主性、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约束和规范农民的行动。随着村庄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乡村精英意识到管理规范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系列标准的管理规定，同时，依托乡土社会特有的价值体系与行动逻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乡土特征的非正式约束，对农民的角色实践进行指导和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反映出其对于精英规范的配合，进而成功实现角色转型，建构起新的农民角色，乡村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得以深化，角色转型成功。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单案例探索式的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往往选取与研究主题切合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解析，归纳、提炼一般性的规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泽东生动地用“解剖麻雀”来形容典型调查方法，具体是指对具有代表性的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进行调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个别中找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然后以此指导一般。毛泽东在乡村调研中，经常使用“解剖麻雀”方法：“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10]“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11]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研中也强调，通过“解剖一只麻雀，解决一类问题”，以达到“滴水见大海”的研究效果。①此外，单案例研究在理论和国际层面也得到广泛论证，如案例研究适用于纵向性、典型性的研究场景。[12]本文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半结构访谈，调研团队在2018—2020年对Y村展开多次实地调研，并整理了详实的访谈资料。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Y村作为课题研究对象。Y村的发展具有典型性，切合本文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分析视角及农民主体性提升、乡村建设的研究内容。Y村的典型性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因为在Y村发展壮大的不同阶段过程中，农民由乡村建设的“场外人”这一单一角色逐渐转变为乡村产业项目的投资者、乡村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这一综合角色转变的过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效果明显，且符合乡村建设的主旨；二是Y村的集体产业兴旺发达，资源流动活跃，人际关系丰富，精英的作用特征明显，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更加充分，制度规范与约束有着具备乡土特征的更加细腻的表达；三是在实地访谈的过程中，村庄重要知情人Z老师①多次提到Y村发展的根源是因为解决了农民主体性的问题，这与本文的主题非常接近，如他提到“村庄组织有效，实际上就是解决农民的主体性嘛”、“只有这个村子产生农民领路人，才能解决农民的主体性”。

　　四、案例分析

　　Y村本村村民仅有62户。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Y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严重，成为典型的“空心村”。2007年以前，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是种植苹果，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07年后，老支书的儿子G某回到Y村，当选为村支书，带领村庄发展民俗旅游。截至2020年，Y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村庄旅游收入超过10亿元，并带动了周边3500多人就业。

　　在Y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与农民的角色与本文的分析框架相一致。G某即是综合精英的代表，G某有着从小成长于Y村的生活背景、丰富的经商经历以及做公务员的经历，是具备社会资本、发展视野、稳定政治资本的综合精英。在G某的带领下，Y村的农民也经历了由单一角色向综合角色的转变。角色转型前，Y村农民的角色定位是农业生产者或外出务工者，缺乏参与村庄发展建设的自觉性，也缺少发挥自身能动性的机会。自2007年起步后，参与乡村产业建设的农民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多重角色，Y村的农民既是商铺的雇员，又是商铺股份的持有者；既是一产原料的生产者、二产原料的加工者，又是三产行业的从业者……Y村村民成为村庄发展真正的当家人和受益者，农民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引导-响应：综合刺激下普通农民的角色进入

　　Y村的发展自以G某为代表的乡村精英返乡正式开启。2007年，G某从城市返回村庄，作为村庄发展的一把手，他最先指明Y村发展旅游业、打造关中民俗旅游区的发展方向，并在Y村发展之初，指导第一批具有一定资金、技术及其他资产的村庄能人率先发展起来，为农民参与村庄建设与经营管理提供条件与契机。

　　村庄起步阶段，在村支书G某的带领下，Y村主要通过搭建稳定经营的场所、出台优惠条件、提供施展个人才能平台的方式刺激普通农民的角色进入。第一，Y村打造了康庄老街，为手艺人提供了稳定的精英场所。如粉汤羊血的商户L先生之前在礼泉县摆烧烤摊，他说，“之前在县城摆摊卖烧烤的，经常需要与城管‘打游击’，在Y村就非常稳定，前几年村上还统一给我们办理了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呢！”加入Y村后，L先生从一位流动小摊贩主转变为Y村小吃街明星商铺粉汤羊血的经营者和受益者。第二，村委会为发展农家乐的农民提供一半装修费用，为康庄老街的手艺人免费供水供电以及置办经营所需的工具。这些优惠措施的出台降低了普通农民的创业成本，引导着普通村民积极成长为农家乐的业主、小吃街的经营者。第三，Y村平台为许多像G某一样对家乡怀有眷恋的能人们提供了发挥个人才能、施展个人抱负的平台。如S村长之前为西安市某个旅游公司的小职员，受到G某的感召后，S村长也积极加入到返乡创业的队伍中来，协助G某制定小吃街发展规划、带领村民举办Y村的春节晚会等团体活动，从一名小雇员逐渐成长为Y村发展的重要规划者、设计者。对于农民而言，在Y村的产业经营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来自Y村村集体的保护，还代表着他们摆脱了之前独立、不稳定的身份状态，开始逐渐成长为第三产业的经营者，部分村民甚至晋升为村庄的管理者。

　　此外，经济利益刺激使得乡村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具有了联动效应，这表现为乡村精英带动了部分农民的参与，在乡村精英与率先发展的农民的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Y村乡村建设的队伍中来。随着农家乐和康庄老街的发展、游客的增加，第一批发展起来的商户的可观经济收益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农民观察到新角色带来的变化，于是效仿这批先行者，开始响应精英号召，加入到村庄的发展中来。如农家88号院的W先生说，“看见北面的11号院挣得多，我知道里边有商机，这个事能成，我就也做这个（农家乐）了”。可见，G某的引导和第一批商户的示范，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充分发挥自主性，在Y村的发展中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机遇，进入角色。

　　Y村发展建设初期，在G某等乡村精英的引领下，来自经营稳定性、优惠措施、发展平台以及经济利益的刺激吸引了普通农民的角色进入，使得农民获得了新的谋生手段，由此产生了更多的角色选择，农民的自主性得到激发。

　　（二）推动-拥护：产业化、合作化推进，深入参与中农民角色认同增强

　　乡村精英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在村庄发展的关键节点作出关键决定，帮助村庄顺利渡过平台期，并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化。进入发展阶段初期，Y村的产业发展模式单一、利益分配模式单一。为了保障乡村建设的有序平稳推进，G某带领村社成员积极推动村庄的产业化、合作化，产业化、合作化的推进有着“做大蛋糕”“收益共享”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角色选择，另一方面也缓和了成员间利益分配矛盾，推动农民参与程度的深化、参与范围的广化，进而增进了农民对村社共同体的认同，激发了其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

　　1.推动产业化，做大蛋糕，参与程度深化

　　2007年Y村进入起步阶段，产业重心为农家乐的发展和康庄老街展示的传统工艺。随着Y村游客的增多，Y村领导者抓住机遇，开始将面坊、醋坊、豆腐坊等由康庄老街搬迁至作坊街，并成立了一个个作坊合作社，Y村逐渐由三产跨入二产，第二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一产生产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产业融合的推进推动了农民参与程度的深化：首先，村庄经营者的角色趋于多样化，农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农家乐业主、小吃街商户，而是开始成为作坊的经理、民俗的设计者等更加多样化的村庄经营者的角色，角色选择趋于多样化。其次，村庄管理者的重要性凸显。产业化带来了Y村整体经济体量的壮大，管理、督查、服务等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使得Y村逐渐发展出食物品尝小组、街长等诸多村庄管理者的角色。农民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服务大家，也是服务自己”的发展理念。可见，产业化推动了农民参与程度的深化，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动力参与村庄建设与发展，对于新角色高度认可，主动性得到提升。

　　2.推动合作化，收益共享，参与范围广化

　　2012—2015年小吃街合作社、各个作坊合作社的陆续成立可以看做Y村合作化运动的标志。自2012年开始，作坊合作社的收益开始向全体成员开放，2015年，小吃街合作社成立。在合作社成立后，小吃街经营商户以及作坊主的收益不再完全归自己所有，而是将部分收益分配给合作社的股东。总体来看，入股分红制度的实施使得发展成果惠及Y村全体村民以及周边村民，使得Y村全体村民以及附近村子的村民都有机会实现角色转型，参与到村庄的发展中来。小吃街油坨坨商户的经营者Y大哥说，“目前的小店一年可以分到十几万，这个主要是Y村平台好，领导带得好，我要学会感恩，知恩图报，知足常乐，在Y村要懂得这个”。可见，参与范围的广化不仅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增进了农民的角色认同，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

　　（三）规范-配合：制度约束下，农民角色转型成功

　　村庄管理规定的约束。随着村庄经济规模的壮大及与之伴随的不规范问题出现后，Y村领导人对村庄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吃街成立后，G某要求“不许遮挡食品加工间，要让游客看得到加工流程，吃得放心”，并规定“小吃街统一服装”，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戴围裙、口罩、手套以及遮挡头发的帕子，妇女不要把头发掉食物里”。Y村关中旅游公司成立后，要求财务公开透明并对农民实行监管，Y村所有的收入都要经过关中旅游公司的统一把关，不接受或者违反Y村规章制度的商户将面临角色淘汰的风险。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小吃街的一个商户因为卫生标准不达标被老书记在村上公开批评，按照规定交罚款后才被允许重新开业，另一位农家乐的业主因另辟进货渠道直接被Y村辞退。

　　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除了上述的管理规定，“面子”“声誉”等具有乡土特征的约束机制同样不容忽视，其对规范商户经营行为、淘汰不合格商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3][14]如一位商户违反村庄规定私自去镇上购买白面馒头，没有为游客提供Y村的手工馒头，不仅遭到了Y村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还被村委会罚款，这让他觉得“没有脸面”。

　　农民受动性的增强代表着农民群体摆脱角色转型前散漫的、无约束的原子化状态，开始进行规范化的生产、生活、管理活动等，因此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在村庄管理制度、村庄熟人社会规范的约束下，农民的受动性增强。农民受动性的增强推动了农民间的相互认同，促进了农民角色转型的成功，也带来了村庄的有序运作、规范管理。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农民主体性概念和过程角色理论，本文对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建设进行了重点关注，提出了一个“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框架，并对如何提升农民主体性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农民主体性表现为自主性、主动性、受动性三个方面，其对应着农民角色转型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通过农民的角色转型过程，获得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实践经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一）农民角色转型框架有助于认知农民主体性实践

　　在“角色认知-角色实践-角色建构”的过程中，在乡村精英优惠政策的推动下，农民开始认知区别于打工者、乡村建设局外人等单一角色，并逐步进行乡村产业项目的投资者、乡村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等多样化的角色实践，构建适应村庄发展需求的综合型角色。其中，角色实践是整个过程角色论的核心环节，是农民主体性提升的关键。

　　（二）“乡村精英-农民”互动有助于提升农民主体性

　　在乡村精英引导下，农民获得了不同的角色选择机会，激发了初期的自主性；在精英的推动下，村庄产业化、合作化不断推进，农民开始深入参与村庄建设与发展，其对新角色产生了更加深入的认同，参与的积极性得以激发，亦即提升了农民的主动性；在精英的规范下，村庄经营管理规定逐步形成，农民一方面进行更加规范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也受到管理规定、传统社会的约束，这也使得农民的主体性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诠释。

　　（三）国家推动乡村建设，需要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主体性

　　首先，通过乡村精英的带动，可以赋予农民多样化的角色选择，增强农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自主性，逐步凝聚村庄发展合力。其次，产业化、合作化的推进可以丰富村庄发展业态，并通过有效激励激发农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能动性，完善村庄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社区基础。最后，规章制度和乡土礼俗的规范可以界定农民角色转型的边界条件，推动村庄的规范化管理。可以说，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角色转变的成功关乎乡村建设行动的质量与效果。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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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卫朝,王维.依托农民主体性建设,切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3]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3).

　　[4]Solomon,M. R.,Surprenant,C.,Czepiel,J. A., & Gutman, E. G.A Role Theory Perspective on Dyadic Interactions: The Service Encounter[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99-111.

　　[5]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6]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

　　[7]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J].齐鲁学刊,2002(5).

　　[8]刘玉侠,石峰浩.农民工回流背景下村治精英互动问题探析[J].浙江学刊,2019(2).

　　[9]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J]. 浙江学刊, 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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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0.

　　[12]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13]周立,奚云霄,马荟,方平.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

　　[14]马荟,庞欣,奚云霄,周立.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3).

[摘 要]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