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时，有人向他提问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问题，江泽民主席阐明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原则立场，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政府愿意与他谈判。这一立场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海内外爱国华人、华侨的共识。那么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谈判问题究竟有何复杂的背景？时至今日谈判进展如何？中央政府在接触上做了哪些努力？存在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令关心这一事件的人士瞩目。笔者就多年跟踪研究这一事件获得的资料，整理归纳，以告读者。

　　1979年至1989年，10年中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本刊多有评论。1989年后近十年来双方接触的情况怎样呢？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中国佛教协会特邀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佛协会长赵朴初先生亲自将一封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邀请其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如果达赖喇嘛确有诚意与中央政府对话，这是一次进行接触的绝好机会。但是，达赖喇嘛拒绝了邀请，他失去的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同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这种误导使达赖喇嘛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预言”中国可能在3至5年内发生象苏联一样的变化，声称中国的领导层不稳，不急于进行谈判，并在领取和平奖的记者招待会上迫不及19待地说：“获得这个奖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西藏目标的实现。”

　　此后，中国没有象达赖喇嘛所预料的那样“解体”，相反，短短一年多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这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与中央政府恢复中断的接触。

　　199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中国总理李鹏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当被问及中央政府对今后西藏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何考虑时，李总理描绘了一幅令人非常兴奋的前景，他说，“今后，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执行有利于西藏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于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各项政策，继续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帮助西藏进行开发和建设，大力支持西藏自治区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国务院已经决定，用10年时间，投资10亿元，帮助西藏对‘一江两河’流域进行综合开发。西藏的羊卓雍湖电站、机场和公路的改扩建等一批能源、交通建设项目已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国家的帮助与西藏人民的努力结合起来，一定能够使西藏同全国其它地区一道，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记者又问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否有变化，李总理明确答复：“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也没有变化。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央政府一贯表示愿意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但是达赖喇嘛必须立即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

　　1992年、1993年，中央政府两次接待了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该代表返回后，达赖喇嘛方面认为中央政府态度僵硬，单方面宣布中止接触。据1994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发言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所透露的信息，双方过去的接触没有结果，现在谈判不能进行的原因，在于达赖喇嘛方面在“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达赖喇嘛方面甚至把中央政府所坚持的这条根本原则说成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和障碍”。这位发言人说，我认为，这条根本的原则绝不是所谓妨碍谈判的先决条件和障碍，而是谈判的基础和取得成果的保证。这就是达赖喇嘛方面所说的中央政府态度“僵硬”。

　　1995年历经6年的十世班禅转世进入到关键阶段。正当扎什伦布寺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对访得的灵异男童进行严格筛选时，达赖喇嘛突然宣布认定一男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喇嘛的此举并不高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从中看出，这一明显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做法，是在有意与中央政府对抗，完全是为其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达赖喇嘛将纯粹的宗教事务政治化了。这使笔者想起近年来为信奉“杰钦修丹”护法神事，在流亡藏人中引起的思想仍至行为混乱。“杰钦修丹”本为一尊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被信奉者供奉已有数百年历史。达赖喇嘛强行制止人们对他的信奉，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竟使一些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更有人满怀不解地问，达赖喇嘛不是一惯自称“圣识一切观世音菩萨”吗？不是一贯标榜“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压迫”吗？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神灵如此深恶痛绝，必要斩尽杀绝。事实上，这同样是达赖喇嘛的政治手腕。

　　最近，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1997年3月，达赖喇嘛去台湾之前，中央政府曾通过联系渠道向他表明了中央的立场和原则，希望他放弃与“台独”势力的联系，达赖喇嘛对此置若无闻。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近些年来达赖喇嘛几乎没有通过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正常联系渠道向中央政府表述他的立场和观点。相反，他不断向媒体和一些政要宣讲他要与中央政府接触谈判的信息，通过他们向中央政府施压，这种明显的舆论宣传式的作法，不能不让人对达赖喇嘛想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

　　此外，达赖喇嘛在与中央的接触中提出过一些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诸如要求按照对待香港、台湾的办法对待西藏，建立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在内的所谓“大藏族自治区”等。除了这些明显围绕西藏独立兜圈子的主张外，最近，他又提出所谓“高度自治的主张。有评论认为，“高度自治”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独立”的修正，表明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了独立。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达赖喇嘛不过是把一步实现的“西藏独立”变为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所谓“高度自治”，恢复达赖对西藏的统治；第二步实现“西藏独立”，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实现“向独立发展的自治”。

　　不仅如此，从不断披露的历史资料看，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流亡政府”从未放弃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60年代70年代，他们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80年代后期，公然在西藏拉萨策划煽动了多起骚乱事件，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近年来，达赖喇嘛身披宗教外衣，头顶诺贝尔和平奖“桂冠”，在国际上频繁活动，抵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政府的形象，在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达赖喇嘛改变策略，再次利用谈判问题制造舆论，向中国政府施压，有着深刻的背景。

　　其一，中国局势稳定，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中美关系改善，高层互访实现。欧盟一些国家对华政策也有调整。达赖喇嘛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在这种变化中被牺牲掉。

　　其二，西藏的形势越来越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人心思稳定、思发展，分裂分子的活动举步维艰，靠制造骚乱，里应外合的方法压中央政府让步的办法行不通。

　　其三，流亡藏人中各种矛盾加剧，甚至表面化，公开化，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错综复杂，内讧不断。达赖喇嘛需要平息冲突，鼓舞士气，维系统治。

　　这是迫使他调整策略的主要原因。

　　达赖喇嘛不断调整策略，借谈判在国际上造舆论，有时是达赖喇嘛误导舆论和其支持者；有时又恰恰相反，舆论和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误导了达赖，使其难以丢掉幻想，审时度势。这实在是达赖喇嘛致命的弱点。

　　综其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达赖喇嘛认为国际、国内局势对其有利时，就中断接触；认为局势对他们不利时，就要求谈判，就是在达赖要求与中央进行接触时，也从来没有放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