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拉萨西郊的东嘎村，小时候我常常从门口眺望布达拉宫闪闪发光的金顶，做着各种各样美丽的梦，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能驾驶飞机在这座神宫仙阙的顶上飞行。”

　　多吉坐在我的面前，用汉语加藏语述说着。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卷曲的头发，微黑的面庞，高高的鼻子，还有憨厚的笑。

　　“我的家庭和身世，廖老师他再熟悉不过了。”多吉对我的同伴这样说着。又转过脸来仔仔细细看着我，“我总觉得老师你比那个时候矮了，胖了……”也许他还想说老了，但毕竟没有说出来。

　　是的，这确实是一次颇带感情色彩和怀旧情调的采访，岁月不饶人啊！3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拉萨，经常在东嘎一带了解农民生活，考察民俗风情。我对多吉一家曾经是那样熟悉，与他的两个哥哥、3个姐姐、还有姐夫有着多年的交情。旧社会他们家非常贫穷，爸爸给人家看林子，妈妈和大姐都当过佣人。解放以后，生活好了，社会地位提高了，分了房子分了地，大哥进了工厂，二哥当了教员，他们有一个和和睦睦令人羡慕的大家庭。

　　记得1974年一个早春的日子，他的二姐次仁曲珍、姐夫强巴洛珠跑来找我，情绪相当兴奋，说：“中央在西藏招收藏族飞行员，我们的小弟弟多吉非常非常想去，老师您看让不让他报名？”我凭直觉感到这是一个比金子还难得的机会，当时就鼓动他们赶紧行动。次仁曲珍是个身体健硕、性格爽朗的农家妇女。由于父亲去世，母亲多病，家里的事情大都由她操持。她亲自把弟弟送到招飞站报名，并落落大方地向部队首长陈述了他们全家的决心和愿望。多吉参加空军的愿望实现了！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藏族飞行员，国家把我们看成海里的珍珠，蛋里的蛋黄，非常非常宝贵！自治区领导亲自请我们吃饭，才旦卓玛亲自为我们唱歌，成千上万的人挤在拉萨街头，欢送我们到祖国内地学习！我和我的战友真的兴奋极了，我们成了西藏高原最最幸福的人！” 多吉讲述着他参军时的情景。他接着说：“汽车路过东嘎，我的家人和邻居亲友都在路边等候，我和我的战友下了车，被他们拥到家里去话别。那一天，我们东嘎简直比过年还热闹，比过节还欢腾。嘱咐的话说了又说，青稞酒喝了又喝。但是我的妈妈不高兴，她说：‘连你也离开我了！’我说：‘妈妈，话不能这样讲，哥哥、姐姐不是都在你的身边吗！？’妈妈流着眼泪说：‘他们跟你不一样，你是我最小的儿子，心上的油脂，生活的希望！’当时我很想拥着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妈妈大哭一场，但是我没有，我想我是一个军人了，我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我一定要开一架飞机回来，让妈妈高兴，让父老乡亲们高兴！”

　　多吉他们从贡嘎机场登机，很快飞到了成都。这是他头一次坐飞机，也是头一次到祖国内地。他说，他对成都的印象好极了，一直到现在对这座城市还非常偏爱。刚才在拉萨还是一片黄，到了成都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可爱；刚才在拉萨还要穿棉军装，到了这里风和日暖、鲜花盛开，跟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他们在成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很开心，不过这些初出茅庐的藏族小伙子也出了不少洋相，有人分不出男女厕所，有人把甘蔗当成竹子，还有人把黄鳝当成蛇，吓得狂奔乱跑……

　　从成都改乘火车，继续往北往西行驶。多吉他们是头一次坐火车，大家感到特别的奇怪，为什么这座长长的房子跑得会比汽车还快呢！下了火车上汽车，汽车开到一个地方不走了。领队的同志说，航空学校到了。大家下车一看，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围四处光秃秃的一片，没有几幢像样的房子，别说成都，比东嘎也差远了。

　　多吉接着说：“大家在泥土屋里住下来。天一黑就想哭。头天晚上看电影，跟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打了一架。听说是校长的宝贝儿子，我们吓得够呛，不知道要遭到什么处分。第二天一大早，校长带着儿子来了。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站着，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躲一躲。校长说：‘我的儿子犯了错误了，昨天晚上打了你们，现在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同时叫儿子专门来向大家陪个不是。’我们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脸羞的像一块块红布，这是我们进航校的第一堂民族团结教育课。”

　　在航校，经过体能训练、文化学习，还有建校劳动，最后一个科目是跳伞。平时学员们在地上训练，这回是在空中来真的，全班排成一行，按体重大小从飞机上实跳。多吉说，轮到我的时候没有半点迟疑，咬紧牙关往前一蹦，一次性地获得成功。实际上当时我吓得够呛，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

　　从1975年8月8月那天开始，多吉开始飞行训练，先是跟着教官感觉飞行。多吉说：“我的老师刘教官，山东莱阳人，个头大，脾气也大，全队没有一个不怕他，他对我特别严厉，不让我有一点点闲散的时间。我想快快掌握飞行要领，恨不得一天就能单独飞行，不过实际操作起来特别特别困难，不是这里不对头，就是那里出了毛病。这时候教官对我生气极了，生气的办法是蒙头大睡，不吃饭。我把饭打到他的身边，苦苦求他多少吃一点，他死活不吃S我再求，他一个翻身爬起来，眼睛红红的，大声吼道：‘你学不好，我就不吃饭！你学好了，我才吃饭！’过了一阵子，他又起来，把我找到一个僻静地方，他说：‘多吉，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我的心里着急呀！你想想，过去我连藏族都没有见过，哪里带过什么藏族学员，国家把你交给了我，部队把你交给了我，你要是飞不出来，上不了天，成了废品，我怎么能对得起国家，怎么对得起藏族人民呀！’听过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地，眼泪一直想往外流，他不但是个严厉的教官，也是一位慈爱的兄长。我暗暗咬牙发誓，开飞机的技术再苦再累，我也要学到手。”

　　多吉告诉我，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知识型，先学理论再进行实践；一种是模仿型，教官怎么做，自己怎么做，凭顽强的毅力和灵活的头脑，领悟和掌握飞行技术。藏族学员大都属于后一类型，在刘教官的精心培训下，只用了一个月零九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全部飞行课程，

　　放单的日子到了！那是1975年9月12日，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神圣的日子。放单飞，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意味着对他的技术和心理素质进行最严格的考验，也意味着他走向人生新的里程。昨天他只有一双手，今天添上了两只高飞的翅膀；昨天他只是一个人，今天他将成为神，成为翱翔天空的雪域之鹰。这天一大早，整个航校便洋溢着浓烈的节日气氛，各色彩旗在天空迎风飘扬，大喇叭里播放出振奋人心的队列歌曲和语录歌，食堂照例要改善伙食，营房处处飘着饭菜的芳香。放单飞的学员有点像婚礼上的新郎，无论走到那里，都有热情的鼓励和祝贺。

　　轮到多吉进行考核了，考官是航校的一位副校长，黑黑胖胖的，提着飞行袋过来。他们在教练机里坐好，多吉在前，校长在后。考官说：“小伙子，开吧！安全我负责；技术你负责！”信号弹升起来，多吉把飞机滑到升空处。按照条例，要刹车片刻，航空术语叫“烧电嘴”。但是，多吉刚刚刹车，考官一下子又打开，他再刹，再打开。多吉火了，他用力把飞机刹住，，又猛地推开，飞机“噌”地一下子上冲了云天。他整整飞了六个起落，自我感受相当满意。但是刚才跟考官闹了别扭，心里琢磨着说不定单飞考试泡汤了。正在这个时候，副校长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还满有性格的嘛！可以单飞了！”教官开车接他，两个人高兴得像个孩子。多吉非常感谢教官和航校，给了自己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孩子的新的生命，新的前程！

　　从那一天开始，多吉每天都驾驶着飞机翱翔在祖国辽阔的天宇，准时起飞，准点着陆，俯冲、爬高、进击、后退，他的技术越来越姻熟了，在空中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他对飞行的感情越来越深，他简直成了蓝天的一个组成部分，像一只鸟，像一颗星。他从各个方位俯视自己的航校，对这座校园充满了依恋之情，他爱学校，爱教官，爱战友，他和祖国的航空事业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在这段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里，他的母亲在东嘎老家与世长辞了。在母亲灵前，全家开了一个会。哥哥姐姐们认为多吉正在练飞行，如果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不但影响他的学习，甚至还会影响他的一生。大家商定，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由次仁曲珍代表全家给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有段时间，多吉感到很奇怪，每回家里有信来，政委总要过来问一下：家里还好吧，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吗？1978年多吉第一次休假，兄弟姐妹都到东嘎油库迎接他，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妈妈的事应该怎么开口。多吉说：“妈妈过世的事情，部队首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一点也不怪你们，我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对妈妈的伺候，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爱护和关心。现在你们的小弟弟已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还为祖国立了三等功，妈妈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会为我高兴的。”

　　多吉掌握了歼击机的技术，又学开直升飞机。虽然都是飞行，但不一样，一个斜线起飞，一个垂直起飞，一个像鹰，一个像蜻蜒。比较起来，直升飞机技术更复杂，要求也更高。多吉的教练高教官，河南人。和刘教官一样，脾气大，要求也严。不过这次多吉是有了几年空龄的飞行员，学习起来没有当年那么苦了。说到这里，多吉的语气沉重起来，他说：“师傅的恩德，和父母没有两样，父母给了我生命，师傅教给我本领。我很难过的是，自从我离开航校，再也没有见过师傅的面，甚至没有给他们敬一杯酒表示感谢之情。最让我难过的是，刘教官在南海执行石油勘察任务时，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想了，一定要抽一个假期，到湛江去看看师母。”依据我的体验，藏族人最讲情义。从多吉这些话里，我又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从1984年开始，多吉开着直升飞机多次参与科学考察，抢险救灾，卫星回收，紧急运输，空中演习，圆满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青藏高原，被称为生命的禁区；海拔3000千公尺以上，被认为直升飞机难以行驶。但是，多吉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根据上级的指示，挑起了飞行西藏的重担。1985年以来，多吉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编队，先后沿着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昆仑山等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空飞行，行程数十万公里，征服了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和空中生死线多雄拉雪山口，他没有辜负藏族人民的信任，没有辜负伟大祖国的重托！

　　多吉回忆起首航拉萨的情形，他说：“那是198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我们4架飞机编队飞行，经过成都、天水、兰州、格尔木、沦沦河、那曲、当雄，转入堆龙河谷。飞机从东嘎上空进入拉萨，我清楚地看到自已家屋顶上的经幡，我激动地对同机的战友说：“看！快看！下面就是我的家，我的家！” 飞机在拉萨降落，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十世班禅大师那时还健在，专程到降落地欢迎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他的驻锡地。大师把扎西泽仁、我，还有阿罗三位藏族飞行员招呼到身边，亲切地说：‘今天我非常高兴，我看到了我们藏族第一代飞行员，看到了你们驾驶飞机飞到自己的家乡，我为你们骄傲！你们是我们雪域高原的吉祥鸟！’他拿起三个桔子，哺哺加持了一翻，依次递到我们手里。我当时没有舍得吃，宝贝似的把它带回家，专门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每人尝了一点点……”

　　笔者1985年调回北京，因为工作关系，几乎年年都要去西藏，每次进藏，都与多吉的家人有些接触。在改革开放后的日子里，他的哥哥姐姐们先先后后都富裕起来了，家家盖起了外观漂亮、装修讲究的新楼，有的还购置了汽车、摩托车。大姐的儿子当上了西藏旅游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二姐夫强巴洛珠担任了拉萨市农牧局副局长，在这期间我与多吉只见过一两次，都是他在休假时偶然相逢。我知道他已经结婚成家，妻子普珍是西藏武警医院的护士长，他们有个聪明活泼的男孩，正在内地上学。他的亲友似乎都有点想让他调回来，在圣地拉萨团聚，共享幸福愉快的时光。

　　多吉听了我的讲述，思索了片刻很诚恳地说：“我的妻子、我的亲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至于我，40多岁的人了，何尝不想回到家乡过过轻轻松松的日子。但是，我是一个藏族飞行员，国家用票子把我们堆出来的。我们的岗位在蓝天，我的好几位战友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现在部队首长让我负责学员的培训，肩上的担子不轻，只要身体允许，我是要坚持到底的。”

　　时间不等人，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就到了。我们的汽车开动时，多吉还站在那里目送，他那上校肩章在秋日的阳光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