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采访戴老师，都因他工作太忙未能实现。他是民族出版社这个由17个民族的近300名职工组成的中央一级民族出版单位的当家人，同时又身兼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版协民族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社会职务，又是知名度很高的藏学家，忙着哪！经过多次的电话联系，预约，最近总算抽出一小会儿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

　　戴贤老师住在和平里一幢四层高的楼房顶层，那是50年代初期的建筑，名为三室一厅，而那所谓的“厅”不过是一个不到6平米的过道而已。屋里虽然没有过多装修和高档家具，但被他那贤惠的妻子索朗央宗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又是花又是鱼的，尽管户外寒风凛冽，室内却春意浓浓。

　　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来到内地

　　戴贤老师告诉我：1938年，我出生西藏拉萨八廓街南一个叫旺堆兴戈的居民区，一生下来喇嘛给我起名叫顿珠多吉。我父亲叫戴学礼，藏名云丹旺久，是一位开明进步颇有名气的藏族学者。早在青年时期就从事当时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往来公函、呈文的翻译。至今在一些史料中间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和他的笔迹。1941年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到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当时，蒙藏委员会选拔一名精通汉藏文的藏族知识分子到内地工作，我父亲一考即中。不久他就带着全家骑马沿着川藏线翻山越岭，经过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内地。因为正值抗日战争，我们被安置在重庆乡下，起先是在北碚的一个叫兴永乡的地方，不久又迁往南温泉。那时我才4岁，是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来到内地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南京，我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附小。那是一所重点学校，能考上那样的学校可不容易呢！难怪开学那天，在南京读书和工作的一些藏族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我送来许多礼物，向我表示祝贺。父母很疼爱我，但学习上他们对我十分严格，在我幼年时父亲就开始教我学藏文。上学后他要求我不仅把汉文读好，还要把藏文学好。每天放学回家，先要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然后是背诵父亲布置的藏文。记得五、六岁时我就能背诵《松达》（《藏文文法三十颂》和《音势论》两书的简称），八、九岁时就能把一部叫《达依昂难》（《语灯论》）的正字法书背得滚瓜烂熟。

　　1948年，全国面临解放，南京的国民党官员纷纷逃往台湾、香港。当时我父亲正病重，他躺在病床上对我们说：‘我以为三五年就能回西藏，没想到一呆就快十年了，不知我今生还能不能回家？万一有个不测，阿妈就带着全家回西藏去，不要去台湾，更不要去香港’。这时全家上下已哭成一团，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大事小事都是他老人家一人操心，你想他对我们一家有多重要，何况我们还在人生地不熟的内地，可是不久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

　　那时，已是1949年3月，南京即将解放，城里一片混乱，政府发的疏散费被蒙藏委员会一个叫白云梯的人拐走，我们全家断了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来维持生活。正当我们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时，南京解放了，解放军军事委员会派来一位姓张的同志到我们家对我们说：“你们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家藏胞，你们尽管放心，解放军会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 自那以后，军管会按月给我们送来大米和生活费。建国后，又把我们送往北京，在北京受到中央民委有关领导的热情接待，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毛主席，是共产党，是解放军拯救了我们。”

　　戴着红领巾参加革命

　　1950年，我们一家随中央民委主办的藏民干部训练班到了重庆，在那里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接见和宴请。不久，又到了新津，藏民干部训练班被编人第十八军，改名为西藏工作团。全家除了我都参了军，并随军向西藏进发，部队到了康定，就开始背着背包徒步行军，我因只有12岁，实在太小，被留在了康定读书。在康定中学，我是一特殊的学生，军管会就是我的“家长”，我穿的衣服都是用大军装改成的。可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学习很努力，成绩在班上数前几名，还担任了少先队的中队长。

　　1951年西南民族学院建院，军管会又把我送到成都，那时西南民院实行供给制，一切都跟部队一样，我们入校就算参加革命。1953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藏文专修班，当时师资奇缺，被留校当了藏文教师，那年我才15岁，我教的班最小的学生都有18岁。因为我个头小，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着黑板，每次上课，坐在前排的学生端来凳子让我站在上面时，课堂里总会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那时我最怕在校外遇见学生，因为学校规定学生不论在什么地方遇到老师都要鞠躬，我这个小老师也不例外。可我怎么好意思让哥哥姐姐给我鞠躬呢？所以我很少外出，有时外出，只要看到远处有学生迎面走来，我就急忙躲起来。

　　为敬爱的周总理做同声传译

　　1955年，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我被借调来参加翻译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是激动不已，没想到我小小的年纪就能到北京，为国家的重要会议做翻译！我立即将这个喜讯告诉远在西藏的阿妈、哥哥和姐姐。此时我更加思念我的父亲，如果他在世，一定会更高兴的。激动之余，我也有些担心，怕工作不好，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结果是表现相当出色。

　　1956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时我奉调来京工作，记得那年夏天进行普选，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的职工都投票去了，唯独我因为不满18岁，没有选举权而被留在家里，当时还真有些不服小呢！1958年翻译局与民族出版社合并，从此我一直就在民族出版社工作。后来我又参加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同届全国政协文件翻译出版和同声传译工作，最让我难忘的是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作同声传译。翻译好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搞好同声传译工作是那几届全国人大翻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同声传译不同于一般口译，它要求译者通过麦克风把主席台上讲的话同步译送出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几次有事先译好的藏文稿，有几次我们拿到的只是开会前才定稿的汉文稿，为了作好同声传译，事先要作充分的准备：有藏文稿时，要把译文反复熟读几遍，做到心中有数；只有汉文稿时，就要将它心译一遍，关键的词语要标上藏文，免得忙中出错，在估计代表们会鼓掌的地方还要打上记号，力求做到译意准确、语气协调、停顿一致、既不超前又不滞后。有时遇到总理离开讲稿即兴讲话时，就要一边听，一边译，听的过程中译，译的过程中听，一心必须二用，好在敬爱的周总理最体贴译者，不论是念稿子还是即兴讲话，总是速度适中，节奏分明，使我们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下放“五七干校”

　　1969年，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们出版社有一半人离开了工作岗位。我和夫人先是到吉林省郑家屯附近，在那里我们烧过砖、打过石头、插过秧、割过麦子、打过场……隆冬季节，那里的气温零下几十度，哈气都结成了冰，那么冷，除了白天劳动，早晨天不亮还要起来搞军训，晚上还要挑灯夜战——突击盖房子。一年后又转到湖北沙阳，那里的夏天十分炎热，气温高达40度，唯一有效的措施就是傍晚收工回来到附近的七里湖去游泳。

　　在南方插秧，我最怕的是蚂螨，只要光着脚下水田，少则三五个，多则十几个，就会爬在你的脚上吸血。那里大部分劳动都是用肩挑，我们藏族只有背东西的习惯，所以刚开始肩膀被磨得又红又肿，摸都不能摸，时间一长，磨出了茧就好了，150多斤的东西挑在肩上还一路小跑。同我们一起下放的还有萨空了、扎西旺徐、黑白理等一批老同志，对他们来说，从事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确实很困难。干校的生活比较苦，吃顿米饭、白菜就算打牙祭，有人买了一点豆腐，便受到批判，还被割了一阵资本主义尾巴。尽管如此，“五七干校”仍以苦为荣，互相帮助，互相体贴，谁从外地带个咸菜疙瘩都要分给大伙儿吃。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对广大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但它让我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人生道路，增长了见识。煅炼了意志。

　　重返北京从事经典著作译审工作

　　我做梦都没想到今生还能回到北京从事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工作。因为当初下放时，一再告诫我们要作安家落户的打算。就在我们由东北迁往湖北途径北京时，我们存放在北京的最后一箱书也不得不带往湖北，以表明当一辈子农民的决心。1972年连队领导突然通知我回北京。从那以后，我一头扎进了翻译审定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工作中。对我们从事藏文翻译工作的人来说，翻译国外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有境外同一民族的译本可以借鉴，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翻译前要翻阅成捆成堆的汉文资料，详细了解革命导师当时的情况和写作背景；为了弄清一个词、一句话的准确含义，要查遍手头的所有词典，词典里查不出来时，要请教有关专家；一时找不到对应的藏文词汇准确表达时，要查阅大量的藏文资料，在极其丰富的藏文旧词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同仁们终于完成了一部分马列经典著作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我亲自翻译审定的有《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等十余部。这些藏文版经典著作间世已有20多年了，今天看来，在信、达、雅等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毕竟从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填补了藏文典籍的一项空白，同时，证明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文化所具有的无限生命力。”

　　党和人民给了我莫大的荣誉

　　我是祖国和人民一手拉扯大的，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几十年来，无论在艰苦的岁月里或在逆境中，我对我们的国家都充满了信心，从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提出过一次特殊的要求，对此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几十年来组织给了我莫大的荣誉。

　　1985年，我被国家民委任命为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全社编务工作；1987年11月，被国家民委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评为编审；1991年7月1日被推荐为“优秀领导干部”，成为受中央组织部表彰的全国250名优秀领导干部之一；我从事编译出版工作的主要事迹，被编成快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拥抱太阳》里，由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等人说唱；1992年12月被人事部任命为民族出版杜党组书记兼总编辑；96年又被人事部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为繁荣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努力

　　民族出版社是用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的唯一一家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戴贤老师是民族出版社成立以来担任该社第一把手的第一位藏族干部，深受各民族干部职工的拥戴和尊敬。为了把民族出版社推向市场，一上任，他首先进行了发行改革，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选题和发行脱节的问题。通过多年的实践，他提出了实现从生产向生产经营转变、规模数量向质量效益转变、从翻译向编辑转变的“三转变”的要求；提出了用好国家给的亏损补贴和广开门路努力创收、两条腿走路的思路，最近又提出民族文字和汉文图书“两翼齐飞”的构思。这些年图书销售收人逐年上升，库存积压逐年减少，更重要的是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近几年，他们先后推出了获国家图书奖的《福乐智慧》、获国家提名奖的《藏汉大辞典》，该书已由我国著名藏学家土登尼玛活佛与英国伦敦亚非学院合作翻译成英文，不久将与读者见面。他们还出版了获中国图书二等奖的《中国民族史》、获中国民族图书一等奖的《蒙古部族舞蹈之发展》、《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获国际金杯特等奖的《蒙药学》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重点图书。

　　作为总编辑，他没有借口工作忙而不看稿，他总会从缝隙里挤出时间来审定部分稿件，像《汉藏对照词典》、《西藏历史地位辩》、《藏药晶镜本草》、《雪域藏家女》等都凝聚着戴贤老师的心血。

　　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

　　近年来戴贤老师还代表民族出版社到美国、德国、瑞士、英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书展或出访。他说：多次出国，让我感到最欣慰的就是，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每次书展，我们的展台是最受欢迎的展台之一。1996年我参加了瑞士日内瓦图书沙龙，当时联合国人权会刚刚结束，来民族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展台参观的人很多，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各个国家的参观者介绍藏文图书的作者、内容以及学术价值，引起参观者的极大兴趣。在另一次国外的书展上，有位流落海外的藏胞对我说：“有人说西藏的文化正面临毁灭，藏文的使用受到限制等，看来并不是这样，你们出的书比我们多，比我们的好。”他们还说咱们都是同胞、兄弟姐妹，没必要吹胡子瞪眼睛的，坐下来慢慢说，拿事实说话，像你们这样，事实摆在面前，别人也就没话可说。

　　去年，到台湾参加“97大陆图书展”，民族出版社的展位更是引起台胞的关注。虽然整个展览被安排在台北较偏僻的台湾师大，但参观者仍络绎不绝，台胞最感兴趣的是宗教、民族类图书，他们尤其希望了解西藏，了解藏族，这使我深受鼓舞。我们力争出版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图书，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了解中国的西藏，了解中国的藏族。

　　诸多的爱好和一个计划

　　戴贤老师的业余爱好十分广泛：他喜欢欣赏民族音乐，尤其是藏族音乐，每次出远门，特别是出国时，总要带上《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郎玛》、《堆谐》以及《弦子》等磁带；听京剧和集邮也是他的爱好，他认为京剧和集邮有异曲同工之妙，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而在诸多的爱好中，他最喜欢的是书法和藏书。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擅长书法，能写一手漂亮的藏文和汉文，大概从小受父亲的熏陶，他也能写一手不错的藏文和汉文。

　　戴贤老师家里的几个书架上、桌上、床下的纸箱里全是书。说到书，戴贤老师有些伤感，他说，1969年下放到“五七”干校时，我多年收藏的几大箱好书被当作废品处理掉，至今想起这件事都很痛心。坐在旁边的夫人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现在，每月总要拿出一部分工资购书、集邮，书是他的命根子。”，戴贤说，等有了宽敞的住房！我要买几个漂亮的好书架，把他们都一一请出来。”当然，对他来说，书并不是为了摆设，他还有自己的许多计划，其中一项重要的计划是编一部名符其实的《汉藏辞典》。戴贤老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感到知识分子有了出头之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通过编纂一部《汉藏辞典》来总结自己10年来从事编译工作的经验，后因繁重的领导工作，使这项计划进展迟缓，但我无怨无悔，因为领导工作同样给我提供了用武之地。不过辞典还是要编的，而且一定要编好。“有志者，事竞成”，我们期待着这部辞典早日问世。

　　戴贤老师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这也许与他长期坚持生活规律有关，当然也离不开夫人的精心照顾。夫人是他得力的“后勤部长”，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为了改善丈夫的生活，她学会了新疆的手抓饭、回族的拉面等民族风味食品的制作，每天都变着不同的花样。她说“别看我现在退休了，比上班时还忙。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6：30起床，7：45准时出门，中午12点、下午5：30到家，我都是按钟点准备好饭菜，这样他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转眼又该上班了，我不好意思占用戴贤老师更多的时间，我知道有许多事还等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