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好莱坞三星电影公司根据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的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在西藏七年》，在美国和世界一些国家先后上映。这部以哈勒为主人公的影片，出于推动所谓“西藏热”的需要，不仅严重歪曲历史，而且着力美化达赖，抬高哈勒。某些西方传媒更是借机大肆鼓噪，将哈勒捧为“英雄”、“人权卫士”、“西藏的最佳大使”等等。那么，哈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忠实的纳粹分子

　　正当某些西方传媒将哈勒捧为“超级明星”的时候，哈勒的丑闻被揭露了出来。大量确凿的档案材料证明，哈勒不仅不是所谓的“英雄”、“人权卫士”，相反，却是一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

　　1997年5月，奥地利记者格拉尔德·莱纳尔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记载着哈勒纳粹史的一份80页的档案材料，接着，德国《明星》周刊记者在柏林联邦档案馆也找到了有关哈勒纳粹背景的档案材料。据该档案材料记载，哈勒早在1933年10月就已效力于当时在奥地利尚处非法地位的德国纳粹冲锋队（ＳＡ）。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吞并”奥地利后，哈勒即于4月1日加入纳粹核心———德国纳粹党卫军（ＳＳ，38部队，番号73896），任中队长，同年5月1日，哈勒又成为德国纳粹党员（ＮＳＤＡＰ，党员号码6307081）。

　　哈勒还是受到过希特勒亲自接见的“纳粹高层集团的宠儿”。1938年7月，哈勒与几名德国人从北坡登上瑞士境内的艾格尔峰后，曾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并合影留念。该照片保留至今。据纽约《每日新闻》1997年6月19日的文章报道，希特勒尤为器重“征服艾格尔北峰”的哈勒，特命其训练纳粹精锐部队，而这些精锐部队正是后来坚决“贯彻执行元首最终解决方案（指灭绝犹太人）”的得力凶手。1938年12月哈勒与一所谓“纯雅利安人”结婚，而批准其结婚的竟是盖世太保头目、纳粹党卫军最高负责人希姆莱。

　　1939年9月，哈勒在印度被英军俘获。哈勒在印度被关押期间的表现，再次说明他是个忠实的纳粹分子。1943年11月1日，二战同盟国美、苏、英3国外长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宣布“重建奥地利国家，承认奥国是纳粹德国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号召奥地利人自我解放、反抗纳粹德国。该宣言公布后，英国和其他盟国控制区的奥地利人纷纷成立反纳粹组织，公开与纳粹和希特勒决裂，英国也加速自1939年就开始的对奥国籍战俘的甄别，只有拒绝接受《宣言》的纳粹分子才继续被视作战俘，不予释放。而哈勒恰恰属于不予释放之列。在《宣言》发表半年之后的1944年4月29日，哈勒第五次越狱成功，与狱友、纳粹党员彼特·阿夫施耐特一起侥幸逃出。哈勒越狱后并没有像其他奥籍战俘那样回到家乡奥地利，而是逃往了西藏。此外有资料表明，哈勒在被关押期间曾承认想去投靠纳粹德国轴心盟友日本。

　　1946年，哈勒逃到拉萨，成为当时年仅11岁的十四世达赖的私人教师。1951年，哈勒逃离西藏。之后，他隐瞒纳粹历史，返回奥地利并迁至列支敦士登居住，并在这期间撰写出版了《在西藏七年》。

　　二、十足的政治骗子

　　哈勒是一个以编造谎言为生的政治骗子。在其纳粹历史被揭露前，人们就对他可能有纳粹背景有过种种猜疑，而哈勒均矢口否认，将自己的纳粹历史一直隐藏了半个世纪之久。在人们终于找出了他的档案材料，有无法辩驳的证据证明其纳粹历史后，哈勒又使出惯用的欺瞒伎俩，试图洗刷罪名，继续蒙骗世人。

　　其一，当有记者询问其纳粹档案时，他故意含糊其词，企图蒙混过关。据《明星》的文章报道，在得知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档案材料后，哈勒开始仍然否认卷宗上的记录，声称自己从未写过加入党卫军的申请或类似的东西。当被出示了他填写的并附有他手书的简历的种族与居民管理总局调查表，证明他加入奥地利“冲锋队”和德国党卫军的事实后，哈勒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

　　另据奥地利《侧面》周刊1997年43期的文章报道，当该刊记者莱纳尔向哈勒问起他所查阅的档案时，哈勒称“你问我的事情已经过去60年了”，“这没什么，既然你作为记者发现了这些事，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他甚至宣称：“我也有一些可炫耀的东西。”

　　其二，把加入纳粹说成是自己的被动行为，声称是“纳粹党靠近了他”。在自己的纳粹背景被揭露后，1997年6月30日，哈勒曾找到著名的纳粹问题专家西蒙·威森塔尔，声称并不是“他走近了党，而是党靠近了他”。而哈勒的这一说法遭到他的同行、奥地利登山运动员莱恩霍尔德·麦丝纳尔的驳斥。麦认为，“哈勒绝不能简单地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随大流者，因为至少是在1933年没有任何人强迫某人加入一个纳粹组织”，然而哈勒当时却加入了。需要强调的是，1933年纳粹在奥地利尚属非法。有材料表明，哈勒当时投靠纳粹，实为求得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其三，把登山说成“完全是出于兴趣”，试图洗刷自己为纳粹卖身效力的罪行。哈勒辩称，他“登艾格尔山峰完全是出于兴趣，绝非为取悦纳粹，获希特勒欣赏”。而据《明星》的文章报道，哈勒对登上艾格尔山峰后受到“元首”接见感到异常激动，称“能见到元首，并能和他谈话，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奖赏。我们爬上了艾格尔北坡，越过顶峰，到达了元首那儿”。据麦丝纳尔介绍，纳粹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德奥登山界十分流行，奥地利当时的纳粹分子大都出自登山界；哈勒所参加的“德意志—奥地利登山协会”就是一个带有明显纳粹印记的组织。另据奥地利《新闻》周刊的文章披露，纳粹德国曾在1939年派探险队前往西藏探险，主要任务是考察能否以西藏为基地袭击驻扎在印度的英军，并验证希姆莱的所谓有一支纯雅利安人落户于西藏的纳粹种族理论。文章同时指出，哈勒早就与该探险队成员有联系，而后来他几度越狱最终抵藏的主要目的，也是想与该探险队取得联系，继续所谓的“特殊任务”。

　　其四，谎称不认识纳粹德国探险队的任何人，以隐瞒自己与纳粹的关系。哈勒多次声称，他不认识以恩斯特·谢弗尔为队长的德国探险队里的任何人，试图以此证明自己与德国纳粹毫无干系。然而，该探险队队员布鲁诺·贝格尔说，他与哈勒早就是好友，哈勒本人也熟识谢弗尔。另据《侧面》周刊报道，哈勒还盗用探险队在西藏拍摄的照片举办个人展览，并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西藏风景集。在哈勒老家霍腾贝格建立的“海因里希·哈勒博物馆”内，存有不少来路不明的展品。据贝格尔说，这些展品都是德国探险队在1939年前收集的。

　　三、典型的投机分子

　　哈勒从一个普通的登山运动员，一跃成为德国“纳粹高层集团的宠儿”；从昔日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徒，摇身成为今天好莱坞极力吹捧的“英雄”。这一“奇迹”的发生，除了他善于欺世盗名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哈勒是个擅长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三十年代初纳粹在奥地利刚刚兴起的时候，哈勒就卖身加入奥地利“冲锋队”，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侵占仅半个月后，哈勒又卖国投靠了德国党卫军，以求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哈勒的苦心经营获得了回报，他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得到纳粹高层集团的重用，当上了党卫军中队长，并被授命训练纳粹精锐部队。

　——1944年越狱逃往西藏，1946年接近达赖，并担任了达赖的私人
教师。1944年哈勒越狱后，害怕被追究纳粹罪名，没有立刻返回奥地利，而是逃往了西藏。1946年，哈勒逃到拉萨，并接近了达赖，当上了他的私人教师。哈勒的这一经历使其身价百倍，也成为他后来受西方一些人推崇的重要原因。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后，哈勒于1951年仓皇逃离西藏，1952年回到奥地利。此时，哈勒自称在奥地利格拉茨已经“被非纳粹化”。哈勒深知如在奥地利长住，自己的纳粹底细很快会暴露，于是，到奥地利的当年，他就迁居瑞士边境的小国列支敦士登，而且一住多年。这期间，哈勒开始杜撰《在西藏七年》，编造一些所谓的“见闻”，把自己打扮成最了解西藏的“权威”和勇于探险的“英雄”。《在西藏七年》一书自1952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发行量达500多万册。迁居列支敦士登，使哈勒得以长期隐瞒纳粹历史，而编造《在西藏七年》，则成为他后来“发迹”的一个重要步骤。

　　——与达赖结成联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尽管哈勒曾在达赖11岁时当过他的私人教师，但是他1951年逃离西藏后，达赖曾一度不念“旧情”。有文章指出，达赖最初并不承认他与哈勒“关系密切”，甚至说他对哈勒没有什么印象。达赖的态度令哈勒非常失望。为了拉住达赖，抬高自己，哈勒加紧宣传，到处宣扬他与达赖的师生情谊，最后达赖才被迫承认了与哈勒的“密切关系”。哈勒与达赖之所以能够达成联盟，在于双方都有利益需要。哈勒依靠达赖“藏传佛教领袖”的身份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而达赖则倚重哈勒在奥地利找到了落脚点。

　　在自己的纳粹背景被揭露后，与达赖联手，“紧急抢修”电影《在西藏七年》。去年5月哈勒的纳粹背景被揭露时，正值《在西藏七年》电影拍竣和西方一些传媒作推销宣传的最后关头，片中饰哈勒的演员布莱德·皮特得知后宣称要退演，哈勒“心急火燎”，立即责其律师找到制片公司代表及导演等人，在伦敦密谋达成协议。于是，导演对该片“小动手术”，重做政治包装，无中生有地添加哈勒与德国纳粹既有关系又对其“反感”并与其“划清界限”等镜头。哈勒的丑闻曝光后，达赖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同制片商及导演等人密商对策，“紧急抢修”影片，另一方面又极力为哈勒辩解并设法转移舆论视线。这样，经过哈勒和达赖的多次密谋和联手策划，影片《在西藏七年》虽然遇到一些阻力，最终还是在去年10月出笼。由于哈勒的纳粹历史已经公之于世，为了掩人耳目，他没有参加洛杉矶的首映式，而达赖也未敢出席影片在奥地利的首映式。

　　哈勒是个忠实的纳粹党徒，他在《在西藏七年》中美化实行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吹捧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达赖，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纳粹的哈勒，不仅没有像其他纳粹分子一样受到历史的惩罚，反而受到世界知名的好莱坞影视界的青睐，被精心包装和大力推介，获得了根本不应属于他的极高“荣誉”。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哈勒的纳粹背景被揭露后，好莱坞仍执意将哈勒推上舞台，甚至不惜采取编造谎言的拙劣手法，对哈勒的丑恶历史极力加以掩盖。

　　艺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应当颂扬正义和理性，鞭挞丑恶与愚昧。然而，影片《在西藏七年》却将一个反人类的纳粹分子当作“英雄”大加赞美，诱导人们去推崇一个企图灭绝人类的德国党卫军，这种亵渎艺术、违背人类精神的极端行为，不能不说是该片制作者理性和良知的泯灭，也不能不使人对好莱坞艺术的品质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