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会议”，对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而形成了《西藏自治区扶贫攻坚计划》，发出了向贫困开战的动员令，于是，雪域西藏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前所未有的扶贫攻坚战。

　　《西藏自治区扶贫攻坚计划》，于1996年2月1日正式出台并开始实施。计划显示，自治区决心在21世纪前稳定的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及其基本生产和经营条件，使其有较稳定的收入，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在价值指标上，达到人均纯收入，以县为单位，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农区达到600元，牧区达到700元，半农半牧地区达到750元。同时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改善医疗条件，宣传计划生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西藏的贫困状况到底怎样呢？从《西藏自治区扶贫攻坚计划》可以看出迄止1996年初，西藏共有18个贫困县，占整个西藏73个县数的24．6％，其中有自治区确定的贫困县13个，国家确定的贫困县5个。13个区定贫困县中，有贫困户3．6万户，20．5万人，1995年这20．5万人的人均收入为436．41元，人均生产粮食550．5斤，油菜籽26．8斤，肉75．6斤，奶109．6斤。5个国定贫困县有贫困户1．5万户，8．6万人，人均纯收入342．30元，人均生产粮食606．6斤，肉62．6斤，奶83．4斤。此外还有分部于面上的27．5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总数高达48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3％，比我国1994开始扶贫攻坚战时，贫困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数的6．67％高出了近21个百分点。而在西藏，仅赤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就有10万人左右，占全区总人口的4．76％。可见，西藏的扶贫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西藏自治区扶贫攻坚计划》显示了西藏领导人的决心，那就是在2000年来到以前的4年里，西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抓住扶贫攻坚开发的难点和重点，紧紧围绕解藏在决温饱问题，限期解决困难，要在1999年全部解决脱贫问题，实现粮油肉食基本自给，多数户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具体的说就是：

　　1996年，工布江达、加查、琼结、林周、昌都、改则六个县的4．7万人和面上的7．3万人脱贫。

　　1997年，南木林、仁布、嘉黎、八宿四个县的4．6万人和面上的7．4万人脱贫。

　　1998年，墨竹工卡、定日、萨迦、察雅、比如五个县的7．1万人和面上的4．9万人脱贫。

　　1999年，定结、边坝、索县三个县的4．1万人和面上的7．9万人脱贫。

　　2000年以前西藏所有的人口都从贫困的阴影里走出来。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既存在着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因素，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结合西藏的具体实际，确定了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要把西藏的扶贫工作由过去以救助生活为主的扶贫方式转变到以扶持生产为主的扶贫方式上来。而且，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贫困问题，西藏的扶贫计划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手段就是在扶贫中实施了定对象、定项目、定资金、定效益和层层签订合同的所谓“四定一签”的扶贫方式，特别是最后一条定效益和层层签订合同的扶贫措施，将自治区每一位党政干部与西藏的脱贫致富联系到了一起，一方面使得每个贫困地区和大多数赤贫人口有人关心，有人扶助，有相应的被扶持单位和个人，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讲，就是“用合同的方式将干部和群众绑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每位党政干部及其所在的机关和单位都有合同规定的具体扶贫对象，并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帮助扶持对象脱贫，而且把这一条作为近年西藏自治区考核一个单位、一个干部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比如说，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这个由国家确认的贫困县的扶贫工作由日喀则行署机关负责承包，这个县的贫困乡———尼夏乡则由定日县“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承包，几位行署领导在尼夏乡承包有几个贫困户，一位县领导还向贫困在尼夏乡承包了两个贫困户，尼夏乡每位领导在本乡又各承包有一个贫困户，乡的“五大”组织（党委、政府、人大、妇联、团委）和村民委员会在本乡也要承包多个贫困户，这样下来，使得尼夏乡每个村，每个特困户的脱贫工作都有人管，有人抓，并且要在1998年年底使这些贫困户走上脱贫的道路。

　　给我们印象较深的另一项扶贫措施就是建立贫困户卡片档案，卡片由自治区扶贫办公室统一设计，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贫困原因，脱贫目标与计划，主要措施，每年落实的情况等。将贫困户卡片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依据，根据卡片统计贫困户人口，验收脱贫情况。在签订合同初始，先派出工作组，摸清扶贫对象的情况，将其人均收入、生产、生活状况及其被扶持对象用卡片的形式建立统一的扶贫挡案，使得脱贫承包单位和人员心中有数，上级单位来进行脱贫验收时有案可查。

　　作为“西藏扶贫攻坚研究”小组的成员，我们所到之处，无不为这里轰轰烈烈的护贫工作感到欢欣鼓舞。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对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农牧区的发展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情，并为这一项事业进行了巨大的投入。

　　首先是人力的投入。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将本部门和本人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扶贫的伟大事业上，绝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也肩负有扶贫的任务，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组织了扶贫工作组，深入扶贫工作的第一线，全区45个厅局级单位和地、县（市）共派出300多个扶贫工作组，1800余名干部深入到基层，帮助贫困县、乡、村制定脱贫的具体计划和措施，组织实施扶贫开发项目，指导和帮助护持对象。大多数地级领导和几乎所有基层县的领导主动承包了一至两个特困户的扶贫任务，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难啃的”特困户的扶贫工作。

　　其次是物质上和资金上的巨大投入。1995年，西藏用于生产开发的扶贫资金，包括以工代赈、民政救济等共计1．176亿元；1996年，用于扶贫开发的各种资金共计2．7783亿元，共落实扶贫开发项目107个；1997年国家和自治区进一步加大了对扶贫开发的投资力度，中央政府投入了18100亿元的扶贫投资，其中无偿投资13100万元，自治区的扶贫总规模为33400万元，其中无偿投资4400万元，再加上对口省市的援藏项目中的扶贫开发资金和社会各界的捐赠，1997年的扶贫资金之规模可达6亿元，人均投入约1800元，这种规模的投入在我国其它地区和我国的扶贫史上是空前的，除了党和政府的物资投入外，各个扶贫承包单位和个人也在不遗余力的自筹物质对各自的扶贫对象进行投入，各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将自己多余的物资或闲置的物资用于扶贫，每年还进行一至两次为贫困地区捐资捐物的活动。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多数贫困县每年还从干部职工的工资中硬行扣除部分用于扶贫，甚至于靠老百姓布施维持生计的一些寺院也捐钱捐物，支援政府的扶贫攻坚，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这当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事迹。

　　我们在乡村进行调查时，一些特困户把扶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视为恩人，大加称道。在墨竹工卡县，一位主管扶贫的副县长承包了两个特困户，我们走访了这位县长和其中的一个特困户。这位干部自身家境就不富裕，还在节衣缩食为这个特困户修筑新房，稍有空余就到他家问寒问暖。这家女主人告诉我们，“由于我家孩子多，牲畜少，土地贫瘠，每年入不敷出，长期以来，花钱靠贷款，吃饭靠救济，如此下去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自从扶贫工作开始以来，政府为我家送来了化肥，组织了村里的劳力为我家播种，还为我丈夫找了一个晚上守仓库的副业，县长正在筹划着为我家盖新房，现已基本备齐了木料，年底可望搬入新房，今年我家的粮食长势好过以往任何一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灾害，粮食完全会够吃，两个孩子也送去了村小，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明年摘掉贫困的帽子。最后，这位女主人还感慨道：“要不是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和这位基层领导干部的扶助，乞丐出生的我又会沦为乞丐。”

　　在西藏的扶贫工作中，一些援藏干部们的贡献特别令人难忘。西藏部分农牧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生育的意识淡薄，致使孩子越生越多，人均拥有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少，家庭生活越来越贫困。白朗县有两位来自山东卫生系统的援藏干部针对这一问题，在两年的援藏工作表现出了对党的工作的无限忠诚，对藏族人民的无限爱戴，他们克服了高原缺氧、饮食不适和其它诸多难以言状的困难，走遍了白朗县的所有村寨，挨家挨户的向农牧民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和重要性，群众深受教育，自觉地少生孩子。通过他们短短两年的努力，解决了长期制约白朗县救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1996年白朗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减少了近10个千分点，为白朗县的扶贫攻坚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同时还为该县带出了一大批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

　　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是西藏现有的四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正在该县工作的上海援藏干部为了减轻该县的财政困难，使有限的资金能用于扶贫工作，他们自己规定，援藏干部无论为何出差，不得花费县里的钱，一律自行解决。即便是担任领导职务的援藏上海干部因公出差也不得使用县财政的一分钱，更谈不上出差补助。这样的奉献精神在我国的其它地区我们不敢说绝无仅有，但绝不多见，不仅如此，他们每次回沪探亲或出差，总是千方百计的募集或募捐来大量的扶贫物资，又千里迢迢的运到西藏，回到县里以后，他们又深入到贫困户，将党和政府对西藏特殊关怀的政策送到农牧民的心坎里，将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关心亲手送到农牧民的手里。他们不仅为本地的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还为西藏的安定繁荣和民族团结谱写了新的凯歌。

　　1996年开始实施的西藏扶贫攻坚计划，当年就取得了很大成绩。1996年西藏自治区就有2万户，12万人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西藏贫困人口从1995年的45万人降低到了33万人。1997年，又有10多万人走出贫困。

　　西藏，在向贫困开战的人们，正满怀希望地走向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