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仲春，全国九届政协一次会议在金色首都北京召开，西藏著名藏学家、《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的主笔恰白·次旦平措老先生从拉萨远道来参加盛会，会议空隙我到西郊宾馆拜访了先生，请他谈谈主持编写这部西藏历史巨著的经过。

　　我和恰白先生是很熟悉的。当年我在拉萨工作，每当遇到西藏历史、宗教、民俗方面的疑难，总是反反复复地向老先生求教，先生向来都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甚至还翻箱倒柜从长条书中寻找出处，直到我这个藏学根底浅薄的人满意为止，真是诲人不倦啊！先生今年七十有六了，去年得过一场大病，现在看起来恢复得不错。访问时他容光焕发，有说有笑、心情跟窗外的天空一样明朗。

　　“提起《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这部书，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老先生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大概是1986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了一个西藏历史系列讲座，出了300多个题目，由政协、杜科院、西藏大学组织专家分头编写。当时我在社科院当副院长，牵头撰写了吐蕃王朝、萨迹王朝有关的几十个题目。讲座搞了一年，播出效果不错。自治区领导提出，应该写出一部供当代人阅读的西藏历史。”

　　协商来协商去，任务最后叉落到社科院，院里指定让我主持，我思想比较紧张，一时没有敢承应。主要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自己水平不高，写不好；二是担心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怕完不成任务；三是西藏历史上诸多问题，都没有一个定论，写出来如果有人不满意，社会上议论纷纷，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落个吃力不讨好！

　　当时我们的院长拉巴平措，本身就是颇有成就的藏学家、文学家，他很理解和体谅我的苦衷，多次来给我做工作，他说：“人生一世，总得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恰白先生你藏学功底深厚，应该也可以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如果能写出一部好书流传后世，比平日做一百件功得还强呢！现在是我们学者著书立说的好时代，千万不能错过这个金子一样的难得的机会啊！”

　　“拉巴院长一席话，让我想了好几天。的确，我有良好的藏学渊源，又师从多位名家深造，从小酷爱读书，提起写作就手痒。过去想过在有生之年写几部颇有份量的著作，奉献给社会和人民。但是几十年匆匆忙忙地过去了，回头一看，也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所幸的是日近黄昏，又逢盛世，祖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各项政策落实，民族文化重新弘扬，藏学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我在心情快畅之余，写了若干诗歌、散文、藏学研究文章，没想到竟受到社会普遍的赞誉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奖励。那时虽然到了花甲之年，眼睛还好，身体还健，马虽老了，脚法犹在，既然国家看重，人民需要，我也努力一把。至于日后的成败，旁人的议论，也就无法顾及了。”

　　恰白先生讲的确实是实情，据我所知，他出身于后藏著名贵族拉孜敏吉之家，家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封赐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时候。先生有同胞兄弟4个，长兄拉敏·益西楚臣，担任过班掸堪布厅的三品札萨官员，大弟拉敏·钦饶旺久是堪布厅的四品堪穷（僧官），老四拉敏·索朗伦珠曾任十世班禅大师的秘书，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先生从小过继给舅舅恰白为子，恰白系拉萨的一个中等贵族。先生17岁时与多索·德钦曲珍结为伉俪，她是乾隆年间西藏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多嘎夏仲·次仁旺杰的后人。20岁时进入仕途，先后担任噶厦侍卫和吉隆、江孜、南木林县县官。西藏和平解放后参加了工作，担任过日喀则地区文教科长、日喀则青联副主席、拉萨市政协副秘书长、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务，现在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七八九3届全国政协委员。

　　接着我们谈起了《西藏通史》的编写过程，他说：“我把这负担子接了过来，找了诺章·乌坚当助手，他是《西藏研究》藏文编辑，早年在扎什伦布寺当过喇嘛，对藏传佛教很是熟悉。我和乌坚都认为要写出一部从古至今的西藏通史，头一件大事是准备资料。没有木材和砖石，再好的工匠也盖不起楼房。西藏古代的图书资料、文书档案非常丰富，但都存放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自治区档案馆，要借出来使用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时听说拉萨哲蚌寺一处古老的宫堡里，收藏着一大批几百年前五世达赖的藏书。我们办了相应的手续，请求寺庙同意借阅；寺庙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规定进库找书的时间不能超过7天。一个老喇嘛把我们引上措钦大殿顶层，上面有一间堆满长长短短古书的屋子，到处落满灰尘，光线非常暗淡；四周还用铁网围隔。老喇嘛说，这些都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藏书，后世加盖火漆进行封存，几百年几乎无人触动。现在你们要著书立说，就进去翻看翻看吧，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书。我们钻了进去，随手翻了翻，都是手抄本和木刻本，但是‘文化大革命’时，这里还是受到过人为的损害，目录已经找不到了，有些书核桃木夹板被撤走，书页七零八落。我们借住在哲蚌寺，每天早早地上楼，晚晚地才下楼来，甚至茶和糌粑也在书库外边将就。这里的藏书确实非常丰富，有些书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甚至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本。不过因为书比较乱，而且佛教经典数量巨大，7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翻看到一半。经过寺庙同意，我们借出了《德乌教法史》、《德乌觉色教法史》、《汉藏史集》、《朗氏家族史——灵犀宝传》等7部史书。过去，由于教派不同、政见各异，统治者将这些书长期封存密室，秘不示人。有的书像东嘎·洛桑赤列这样的大学者，也仅仅是听过名字而已。

　　“当然仅仅有这7部书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公家的、私人的，寺庙的、民间的，托朋友，找熟人，到处去借，最后点点数目竟达两百本之多。接下来是摘抄资料，制成卡片。我们没有电脑也不会使用电脑，甚至也没有一台复印机。几十万字的资料全靠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最后卡片累起来比人还要高出许多。”

　　恰白先生接着说：“写一本历史书，指导思想很重要，没有指导思想，等于一个人没有骨头，等于一幢房子没有支架。前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书，大都是王朝史。教派史、家族史，还有地区、寺庙、部落的方志。这些书确实保存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但是这些史书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的本身就是宗教源流，人和神不分，宗教和历史往往纠缠在一起，弄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幻觉？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去伪存真。时代的局限，教派的偏见，在史书上更是比比皆是，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才能写出一部确能如实反映西藏历史进程，以及西藏和祖国关系的书。”

　　那几年，我每次到西藏出差，都要去看望先生。好几回我走上他家台阶，隔着玻璃窗总看见老人弯腰盘腿，端坐在藏垫上，双腿间架一块小木板，按藏族传统的书写方式，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有时偶尔抬起头来，捶捶腰背，抿一口早已凉了的酥油茶，很快又埋头去不停地写呀写，仿佛千百年的雪域历史长流源源不断地涌向他的笔端……先生的家人告诉我，已经一年多了，他就是这样写呀写呀，早上写，晚上写，白天写，黑夜写，不管严冬酷暑，不管春夏秋冬，甚至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那时候，拉萨常常停电，他就点起蜡烛写。这部书确实是老先生全部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西藏通史》原计划写一年，结果写了两年，730个日日夜夜；原计划写成一卷，结果写成了上中下三卷，藏文长达150万字。恰白先生执笔写了一半，诺章·乌坚执笔写了一半。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到西藏和平解放，是当时的政协副秘书长、后来担任西藏社科院院长的平措次仁撰写的，全书由恰白先生通稿、审定。

　　1989年，《西藏通史》上卷出版发行，自治区举行了非常隆重的首发式；1990年出版中卷，1991年下卷出版，史书全部出齐，向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4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这是我国藏族学者用藏文编写的第一部西藏通史，它集近两千年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民俗之大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材料。这本书旁征博引，资料翔实，仅参考和摘录的藏文古籍多达110多种，这是其它一些西藏史书难以企及的；对于西藏历史上一些存疑问题，例如藏族人的起源、聂墀赞普的来历、直贡赞普的传承、吐蕃藏王的辈数等等，都引用非常翔实的材料，进行有根有据的分析，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某些篡改西藏历史，歪曲民族关系的论调，给予准确有力的批评和驳斥。著名藏学家、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拉巴平措在该书汉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说，更登群培的《白史》把藏族史的研究从神学的枷锁卞解放出来，带入人文科学的轨道；那么《西藏通史》，则把藏族史的研究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人文科学进一步引向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藏族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藏文《西藏通史》出版以后，在全国史学界、藏学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3年该书荣获我国出版界最高奖赏——国家图书奖。接着《中国西藏》杂志社和西藏社科院合作，请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先生将其译成汉文，仍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它给广大渴望了解西藏历史的汉文读者带来了知识的福音。

　　说到这里，恰白先生还特意提到，在《西藏通史》编写出版过程中，还得益于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他说：1989年藏历新年初一，我正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内非常简陋的宿舍里翻阅史料，没想到刚刚上任不久的胡锦涛同志和自治区有关领导一起专门到我家来祝贺藏历新年，热情鼓励我把《西藏通史》写好，他一边参观我的住房一边摇头。说社科院知识分子生活条件太清苦了。不久他便亲自批准了我们社科院专家楼的修建报告。1990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到西藏视察，在接见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又把我拉到江泽民同志的身边介绍道，‘这位是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他主持编写一部《西藏通史》，社会上反映很不错的。’后来，胡锦涛同志亲自出席了这本书的首发式，鼓励我再写几本好书。”此时，这位年近八旬的西藏上层爱国人士、著名藏学家颇为激动，他说：“等《西藏通史》汉文版出版后，我一定要送一本给胡锦涛同志，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我的名宇，以感谢他的关心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