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美国大学生约瑟夫·郭圩撰写，郭在耶鲁大学攻读东亚研究与历史双学位。本文是全文照登。郭圩在他近期的来信中谈到：

　　“究其实，这是一个在中国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而我发现在西方政府和媒体特别是在美国，就像某种潮流一样特别能引起骚乱。最近，有人兴风作浪，又搞出个针对西藏的‘人权行动’，这个所谓的‘人权行动’，在我看来既无合法的动机又无事实根据，简直是荒诞之极！我相信你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美国国会议员潜入西藏，想当然地与几个当地人谈过话，然后就回到美国对中国大放厥词，说什么新殖民主义啦，文化灭绝啦等等。

　　“鉴于此，我在大量的研究之后，写成了这篇文章，以批驳这股反动的潮流和对中国西藏的所谓‘人权行动’的指控，并帮助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清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及统治记录。”

　　引言

　　最近由于某些因素，导致美国政府试图发动另一次针对中国的“人权”动议，不过这回是想抹煞中国对西藏地区的正当主权。尤其惹人注目的是，美国国会议员中的一位无名小卒，于1997年8月9日在西藏观光，从中国回来后，就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舆论)面前就西藏的地位问题大放厥词。流言到处散播，诸如：“中国正在侵吞西藏”、“西藏毫无自由”以及“西藏人民正在忍受中国对他们压制到脚踵的痛苦”等，不一而足。事实上，这些在政府间到处流窜的恶意描述已经对克林顿当局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许诺设立一个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位，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一种亵渎，既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只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

　　然而，美国政府和公众中总还有一些人相信另一面。在美国漫天飞舞的有关西藏的高谈阔论，可以概括为如下4种信念，但它们都荒谬之极。第一，所谓的“人权卫士”认为，中国对西藏并没有合法的所有权；第二，他们相信大多数藏族人过去在一种虚幻的唯心的社会体制中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第三，存在着一种滑稽的信念，认为西藏的人民和文化正在经受着中国有计划地压迫和毁灭；第四，“人权卫士”们认为，比起达赖喇嘛王朝时期，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经济正在日益衰弱下去。实质上，这也就是那些“人权卫士”们一直攻击中国对西藏自治区的管辖和主权的所在。因此，有必要针对这4个论点提供详尽的材料，以廓清其谬误。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基于历史事实

　　要否认已由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困难的。早在公元7世纪的藏王松赞干布，就通过接受唐帝国高宗皇帝封他的“附马都尉”爵号以及他对中央王朝的进贡，把自己当成中国唐王朝治下的一方诸侯。而且，这种诸侯与君主的关系不仅存在，还在公元710年通过两个王朝的联姻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时唐王朝的金城公主嫁给了赤德祖赞王。此外，在公元9世纪早期，西藏和汉地政府逐渐建立起一种正式的政治联盟，双方盟誓“亲如一家”。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公元842年，一场致命的奴隶起义和平民反上之乱，将西藏推入持续达4个世纪之久的混战不休、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最后，因为对这种混战忍无可忍，西藏的萨迦巴正式请求中国的元朝中央政府来帮助重建秩序、稳定地区，并同意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唯有元朝给予的强大的驻军和行政援助，才使西藏有可能消除其内部的各种麻烦和苦难，而重新成为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因此，仅从古代的历史史实，就可以证明，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总是引导出一盏慈善之灯；西藏人民也因此才得以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发展其文化、社会结构和宗教。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一种热情、信任的互助环境就详细说明西藏与其主权国中国的关系。

　　明清两朝进一步证实了从14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初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明王朝通过接受（西藏各教派的）朝贡而后施行的“多封众建”中已认识到达赖喇嘛(应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及其教派格鲁派——译者)的地位。而且，14世纪一支汉地驻军和一位钦差大臣被派往西藏以管理该地区的军事事务——事实证明，此一行动很受当时在位的西藏统治阶层的欢迎。

　　——清王朝于1727年正式派驻了驻藏大臣，其职责为管理西藏的行政事务。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雍正皇帝时期通过随即设立的驻军又一次得到加强。事实上，1910年当西藏面临来自英属印度的毁灭性活动时，清朝尽管其国力衰颓，还是即刻组织起一场相当有成效的抗争，彻底挫败了西藏的分裂分子，也使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受到警示：遏制其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

　　当然，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更有趣的基于事实的历史观，即约从1913年到1949年（通常被界定为现代史），中国没有积极行使对西藏的主权和行政管辖权，其时国内局势正由于军阀混战、国内战争和外国侵略而动荡不已，所有这些又最终导致殖民主义的灭亡。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正面临着殖民主义侵吞西藏，从而剥夺其对西藏管辖权的威胁，但是总有一天，（西藏）会重新统一到祖国怀抱的希望从来也没有从新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消失，正是他们在1951年成功地把西藏带回到中国。因此，当美国和西方的所谓“人权卫士”指责中国对西藏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时，他们要么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凿凿的历史证据，要么就是奉行着殖民主义者的遗教，企图将中国重新分割。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都是完全依据历史事实，不能在法理上否认的。

　　解放前的西藏：奴隶制、封建制和压迫

　　在1951年解放前，西藏社会等级森严，最上层的喇嘛（佛教僧人）和贵族占有了全社会的所有权力，而余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却因为穷困、疾病和来自统治阶层的一些劳役而日益贫弱。存在着一种双元法制，一种为宗教事务，一种为世俗事务。不过，最后二者都被集中于握有精神和俗世权力的达赖喇嘛的办事机构。可以相当安稳地来描述这种在西藏一直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极端相似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领主制的社会结构。一种由贵族和教会官员无限滥用权力和财富的制度，对平民完全的压制到残酷的、剥削的和非人性的土地和劳动租赁制度，使他们整个一生都堕落为统治阶层的事实上的奴隶身份———所有这些都在解放前的西藏社会和中世纪的欧洲共享。

　　作为其结果，相比较于西方的大众信仰而言，对占绝对优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西藏既不是一个仁慈也绝非一个神圣的所在。正如某部藏族法典所说，“由于人被分成不同的等级，人的命价也就相应不同。”依据这个，西藏的农民和奴隶的生命非常贱。这种情境下所有的人权都被充分地滥用。生性愚顽的农民们可以由贵族和喇嘛们随时责打和征召服役。而那些使其领主不高兴的农奴们将面临一系列恐怖的结局，包括某些形式的体罚，从砍掉手足到挖掉眼珠。粗鲁的处罚甚至处死就是对那些胆敢在公开场合抱怨自己地位的农奴们的惩处。大量的原始报告——书面记录和图片资料的存在，确证了旧西藏的统治者——喇嘛和贵族们对他们的附属物所表现出的极不仁慈甚至连基本的人性也没有。

　　事实上，解放前的西藏的毫无人性的腐败是与整个统治阶层紧密相连的。比如，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他的贵族们的利益，就曾经宣布过：“你们（奴隶）想要偷闲和自由的话，我将授权拉日孜巴鞭挞和惩杀你们。”回顾起来，在这种没有羞耻的剥削情况下，要展示任何真正的唯灵论是如何为西藏的普通民众所信奉很困难；而且，农奴和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话，那也是被逼迫出来的，表像的。

　　相当有讽刺意义的是，解放前的西藏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制度在传闻中的“精神殿堂”喇嘛寺中也被深深地扩展。首先，只有百分之四十（查原引文，为百分之四，盖作者笔误——译者）的喇嘛为上层阶级，他们占有所有关键位置和职务，控制了寺庙的所有职权。每个寺庙中余下的喇嘛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被命定要过一种劳役或苦力的生活。要想被寺庙免除劳役，则须向寺院里的每个喇嘛布施15克银子，30克银子（查作者所引原文，应为30公斤。——译者）给寺院基金——一笔非常大的金额。而且（要知道），许多普通僧人或者是因为债务或者完全是为了支差而被迫走进寺院。本世纪50年代的一次调查显示：某个寺庙总计287名喇嘛中，只有31名是自愿进寺。（译者按，查作者所引原文，应为……因生活所迫、逃避差役、债务来当喇嘛的有126人；被寺庙勒令拉差来当喇嘛的31人，只有6人是自愿入寺。）

　　因此，显而易见，解放前的西藏的所谓“唯灵论”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鲜有证据能把旧的西藏王朝描绘成一个仁慈的、关心其人民的福利、健康的社会。确实，所有显示出来的证据都导向其反面。假如所谓的“人权卫士”在西藏论题上确实（如其所标榜的）足够关心他们的目标自我受训的话，他们很快就会相当明了，中国自1951年以来对西藏的统治比起达赖喇嘛和前西藏的统治阶级的独裁和暴政要好得多。

　　解放后的西藏：其繁荣的文化，自治的人民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藏族文化不仅生存着还光大起来。中国政府下了大力气来努力保护和发展西藏的民间艺术和宗教。全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被授命来抢救尽可能多的古老的藏族文化遗存，目的是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的连续性。作为中国政府努力的成果之一，全中国的许多博物馆里现在安全地收藏着独一无二的工艺品，而这些在其它情况下肯定早就被毁或被盗了。而且，西藏自治区最近又新建了一个图书馆，此外尚有在建的一个区（省）级博物馆，这也将更进一步证明中国政府在艺术和文化保护上的努力。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下了同等的力量以鼓励藏族的艺术和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每年，西藏都有大量优秀的文学、戏剧、绘画、雕塑、电视和电影新作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新的艺术家和作家拥有一个非常有益于发挥其创造力和艺术灵感的环境和一个热情支持其创作的政府。例如，西藏自治区文学和艺术家联合会就为来自本区的将近1000名艺术家和作家提供了一个对话和交流思想的场所。

　　再者，自从解放以来（西藏的）藏族人口就一直在增长。1982至1990年，比如，藏族人口增加了309，800人。而且，自1990年至今，藏族人口每年以不少于38，000人的速度递增。事实上，藏族人口的增长率已经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这么增长的一个切实的原因就是，藏族受到特许，不实行在中国其他地区所施行的一个孩子的政策。只有12％的藏族实行计划生育，而这12％也完全是自愿自觉。在政府的诊所和医院里的医疗设施能满足全西藏人的需求，许多人已享受到这种优越性，保证了他们及其家人的健康。相比解放前，藏族的人均期望寿命仅为36岁；今天，由于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和康健福利，加上西藏自治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藏族的人均期望寿命已大幅提高到65岁。

　　这能说是“文化压制”吗？有谁能找到消灭藏族人民的点滴图谋？任何对西藏现存状况的切近研究都会表明，这样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西藏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努力，是生机勃勃的，藏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领先于中国其他民族人口的增长率。

　　西藏：解放后的繁荣

　　1951年解放后，中国政府立刻派遣成队的工人到西藏，以帮助西藏人民建设一批公共和基础设施工程。道路被极其小心地盘山上下，公路修建起来连通了省会拉萨和区内其他地方，沼泽被排干变成了良田，修了灌溉工程，建了铁路（似指西宁至格尔本的铁路。——译者），所有的奴隶和农奴都立刻挣脱出世代为奴的束缚，获得自由。这给该地区的繁荣和富饶带来了一个迅疾的、戏剧性的转变。

　　自从80年代实行改革和经济开放以来，西藏处于持续的繁荣之中。今天，对藏族人来说交通比起先前要容易得多了，密集的现代公路网加上大量的附属干线将全区大小城镇乃至全中国联系起来。现代通讯使世界变小了，特别是自西藏自治区并入国际国内自动电话网后，打个电话就什么都解决了。飞机、铁路和真正现代化的、高标准的邮政服务使所有藏族人的生活更方便了。

　　其次，80年代以来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1994年，西藏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3．57亿美元，目前已允许外企在西藏建立其投资机构，许多外企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相当多的藏族私营业主看好时机，与时下广受欢迎的无烟工业（旅游）和外企联营。西藏的农牧民如今也能把他们的产品经济而有效地运送出区内外。西藏人均年收入已由1978年200元上升到如今的1000元，增收的大部分被用于储蓄、家居建设以及消费品。此外，中国政府还建立起了福利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失业保险和贫困救济从1980年以来也在西藏得到大面积普及。

　　迥异于解放前的每况愈下，西藏自治区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更加繁荣昌盛。无可否认，西藏还存在着贫穷，就像中国内地其他省份一样。尽管这样，事实还是事实，不容否认。使自己活得更好的机遇摆在每一个西藏人面前，而仅仅是在两代人之前，人们除了日复一日为僧人和贵族服严酷的劳役外，什么也没有。想象一下，要在达赖喇嘛的剥削人、压迫人的农奴制下，实行如此高远的政策，使西藏的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在西藏，向贫穷和衰弱宣战已成过去；但中国政府仍然在，也一直在勇敢地领导着这场战斗。

　　结论

　　西藏自治区有着非凡的历史。它表明，随着西藏王朝、各喇嘛教派的兴衰、统治阶级对其一般民众的奴役盘剥、中国历代君主的怀柔及强权统治、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劫掠所造成的破坏、以及事实上的殖民分裂和20世纪与祖国的统一，西藏的命运随之起伏。现在，西藏与中国的西部一道在大步迈向一个新的、光明的前程，沐浴在祖国一天天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希望之下，并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占有自己的一席。归根结底，不管是什么方式，西藏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也正因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才能自由、骄傲地、光荣地走向未来。某一天历史会证明中国在西藏的记录没有问题，而问题本身就是多余的。就历史而言，不管是现在还是古代，历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