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干部在西藏
1994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口支援、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新时期援藏工作办法。1995年,全国各地621名援藏干部奔赴西藏工作。3年过去了,他们的辛勤劳动给西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把商品经济的观念带进西藏
3年前,当621名援藏干部带着自己的行李来到西藏时,当地群众斟满浓浓的青稞酒来欢迎他们。然而,他们各自心里都装着疑虑。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常务副县长姚林章说,当地干部害怕我们吃不了苦,我们又害怕他们接受不了我们的观念。
3年过去了,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结成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并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对方身上的长处。当地干部学到了援藏干部的新思想、新观念,援藏干部学到了当地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西藏有丰富的资源,然而在这里的许多地方,木材朽烂在山上,矿藏沉睡在地下,粮食和牲畜无法变成真正的商品,人们守着金山过穷日子。当援藏干部把观念和资金带到对口援助的地区和县里时,这里丰富的资源活起来了,动起来了,资源优势开始向经济优势转化。
广东援藏干部、林芝县县委书记邹永松在来到林芝前,这里的六乡一镇连买瓶墨水都要向县里打报告要钱,谁也没有想到向林芝县1.2亿立方米的活林木要钱。当邹永松提出要办木材加工企业时,这里的干部说,我们这儿本来就穷,要办赔了怎么办,还是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好。邹永松不信这个,他首先在乡一级建立财政,这在当地是破天荒的事,目的是调动各乡兴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此后他又向各乡注入一笔援藏资金,帮助他们兴建乡镇企业。3年过去了,林芝县的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如今发展到35家,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了2078万元,林芝县的家具和建材享誉西藏并远销内地,林芝县的财政3年翻了三番,一些乡镇财政已经能够自给自足。
波密县在广东援藏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西藏经济开发总公司,松茸等山珍已远销日本等国;曲松县在湖北干部的帮助下,加快矿业开发,每年为国家贡献税收及增加财政收入分别在150万元以上;江孜县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利用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建起了矿泉水厂,年产值达600万元。阿里等地区在援藏干部的帮助下,也有了新的开发项目,千百年来沉睡的丰富资源正释放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自1994年以来,西藏的经济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每年都在10%以上,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这几年中全区20余万人脱贫,城镇居民和农牧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60%和33%。
援助,使藏汉民族结下了新的友谊
新的援藏办法改变了过去单纯选派干部进藏工作的做法,将干部支援与受援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对口支援。因此以援藏干部为纽带,西藏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3年中,山东、上海、福建、广东等支援省市把受援地区纳入本省市的发展规划。有的将受援助地区作为本省市一个特殊地区,放在本地区“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目标中统筹安排;有的提出了受援助地区与本省市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有的决定将受援助的县作为本省市的特殊县予以扶持。西藏和内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谁也离不开谁。
经济的交往,除了单向的支援外,在援藏干部的撮合下双向的合作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山南,内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断派人前来考察,3年中共有300多人次,签定合作意向书28份。湖北在当地和西藏分别选了3家企业组成雅砻实业有限公司发展高原生态农业。在琼结县的一个村庄里,一个湖北襄阳来的个体户投资9万元办起了面粉加工厂,生意越做越红火。在拉孜县,上海白鹅洗涤剂厂与拉孜联营厂生产的“丽美”牌超浓缩加酶洗衣粉,已在日喀则、拉萨打开销路。与此同时,西藏的不少企业也在寻求到内地发展的机会,并把商品打入内地。
3年间,西藏和内地各省市互派的政府代表团不下100个,民间交往更不计其数。在内地派干部到西藏的同时,西藏也不断派干部到内地培训和挂职锻炼。3年内,西藏干部到内地挂职锻炼的县级以上的干部500多人,培训的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000余人。
当地藏族说,现在的援藏干部是“老西藏”的传人
621个援藏干部分别来自中央、国家机关33个部门和15个省市,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发扬老西藏精神,把西藏当作自己的家园,尽心尽力地建设好。3年的援藏已使他们将吃苦和奉献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并融入自己的灵魂之中。
林芝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广东援藏干部邹永松等人第一天来到林芝的情景。那一天正逢林芝县闹水灾,邹永松等人刚到县委大院,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不顾刚进藏的高原反应,放下行李就来到水灾现场。县里的接待干部到处找新来的援藏干部,最后在水灾现场找到他们时,一个个都变成了泥人。
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援藏干部刘育生、陈华镜硬是花了数十天的时间用脚丈量了这个地方,他们躲过雪崩、塌方和毒蛇侵袭的危险,每天行走在泥路、水路、石头小路上,渴了喝口河水,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置自己的生命而不顾,换回了一份《墨脱县调查报告》。
这批援藏干部年龄都在30岁上下,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子儿女的思念,时时萦绕他们。3年中仅上海市援藏干部家中就有4位老人不幸去世,有10位干部家中老人病重告急,有10和位妻儿患病住院。其中陆振仪3年援藏期间,父母双亲都去世了,他谢绝了组织的照顾与安排,坚守在援藏的工作岗位上。
更重要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他们这批援藏干部为西藏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他们的努力。
援藏干部郑民生等人刚到朗县时,这里穷得揭不开锅。郑民生写了一份汇报材料要寄回福建,县财政连买邮票和信封的17.50元钱都拿不出来。面对这样一个穷困的局面,郑民生等提出要彻底打破“自给自足,自产自用”的旧观念,实施“建县城,带乡村、赶市场”的发展思路,他们筹资2460万元,建起了新的县城,其中的商业小区是西藏县级一流的商业小区。同时他们还争取投资230万元,发动全县群众新修公路150公里,实现了全县乡乡通公路。他们还争取上级投资150万元,建成了邮电大楼和长途电话扩容工程,实现了乡乡通电话通邮政。
郑民生等人通过努力把朗县市场与拉萨市场、内地市场联结起来,形成了内外市场的通联。就是在这种市场的牵引下,农民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把蔬菜、花椒、干鲜果品这种长期自产自用的东西拿到市场换成现钱;正是由于市场的拉动,蔬菜和果品的大规模种植产业化经营第一次在朗县出现了;正是由于市场的引导,朗县建立了自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乡镇企业,虫草果品加工企业。朗县的虫草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产品。3年过去了,朗县成为西藏经济的上游县。
3年的改革与创新为西藏这块古老的土地吹来了春风,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世界屋脊上出现了第一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第一个电话村、第一个农民新村、第一个县级超市、第一个县级BP机寻呼台,第一个县级职业高中等等。股份制的经营方式也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他们为西藏付出了汗水,也留下了情义
从故乡千里迢迢来到西藏高原时,援藏干部们难免有陌生感。但是,当他们震撼于西藏的壮美河山,感动于藏族人民的质朴与勤劳,痛心于这里数十万人民的贫困时,他们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乡,把藏族人民当作自己的父老乡亲,把自己的身心沉浸到了这片土地里。
姚林章,上海来的援藏干部,但是谁要是称他为援藏干部,他会满脸不高兴。他有自己的理由:西藏是全国人民的西藏,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是来建设西藏,不是来支援西藏的。就是这位姚林章回上海跑资金项目特别卖力,被上海人称为,比西藏人更像西藏人。
在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流传着县长和她的藏族女儿的故事。拉姆家住在扎囊县阿扎乡阿扎村,全家7口人,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父母亲决定让正在读书的拉姆回家干农活。得知这一消息后,湖南援藏干部,扎囊县常务副县长李性虎跑到学校里,向校长许诺:拉姆要继续上学,她今后的吃穿和所需的一切费用由自己负担。李性虎还说,拉姆今后不管考上哪个学校,我都继续承担她的一切费用。
在621人援藏干部中,不少人认养了藏族的“儿女”。许多人为自己起了藏族名字。3年中,很多人习惯了喝酥油茶、吃糌粑、骑马、睡地铺,不少人学会了说藏话、唱藏族歌曲。如今,当他们要打点行李回家去的时候,他们竟有一种要离开家、离开亲人的感觉。
当藏族人民看到援藏干部把西藏当作家,真心实意为西藏办实事时,他们也把援藏干部当作了自己的亲兄弟。虽然西藏的条件有限,但藏族同胞都尽最大的可能,为援藏干部腾出最好的房子,添置了电视和家具,并按内地干部的饮食习惯准备好了大米、挂面。各地都把援藏干部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尽力为他们的工作创造好的环境。621名干部中,担任县级以上的干部就有376名,在一个受援助县的常委中往往有三四名援藏干部。
朗县副县长、援藏干部蔡马追在谈起当地干部对自己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时,至今仍感动不已。为了当地的铬铁矿资源,蔡马追和县委副书记多吉一起上山考察矿产资源,在攀登5000多米的高山时,多吉怕蔡马追的马走不稳,把他摔下来,就说,“来,我来当你的马夫。”他牵着蔡马追的马一直到山顶。在山顶,当晚夜宿帐篷,气温骤降,多吉又把自己的毛毯盖到蔡马追身上。当蔡马追推让时,这位淳朴的藏族干部很生气,说:“我在这里生活惯了,不冷!”那晚,多吉抱着膀子在山上蹲了一夜。
上海援藏干部葛方浩说,如果没有西藏军民守好边疆,沿海地区也不可能有那么快的发展。正如江主席所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西藏的发展关系到全国的发展,上海支援西藏,义不容辞。在每年的春节,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藏族群众联欢,援藏干部常会唱起自编的歌《说句心里话》:“你不援藏,我不援藏,谁来建设边疆,谁来支援西藏。”当地的干部群众则唱出:“藏族、汉族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样唱啊唱,常常唱得大家泪水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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