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你好，老西藏

　　不知道是谁的首创，从60年代开始，西藏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极富情感色彩的词语棗老西藏。“老西藏”不是指世世代代居住在高原上的藏族人，而是指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进藏工作，勇于吃苦、勇于奉献而又居留时间较长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军人。他们为数不多，在这个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聚居区，是真资格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却受到西藏老百姓的格外尊重。一声声“老西藏”，流露出全社会对他们近半个世纪在藏工作的无限信赖、高度评价和深情赞美。

　　老西藏”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丰富内涵与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有的已经长眠在高原的土地上，更多的还在各个领域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进藏时期不一，职业和个性更千差万别，但都有一片赤诚火热的心肠。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新西藏的共同事业中，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1990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到西藏视察，把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归纳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是一部创业史，一首荡人心魄的奉献之歌。西藏近半个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浸透成千上万位老西藏的智慧和心血。他们肩负党的嘱托，远离故乡和亲人，忍受着高山缺氧、物质贫乏、家庭分离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心扑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上。他们与藏族干部和群众并肩携手，进行了无数艰辛曲折的拼搏，送走黑暗和贫困，托起一片光明和繁荣。

　　“老西藏”是一部赞美诗，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热爱西藏，视藏族人民为父母，把高原作故乡，是“老西藏”的共同特征。他们尊重藏族传统文化，虚心向群众学习，又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给西藏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今天的一代藏族人才都念念不忘“老西藏”为自己的成长和脱颖而出所付出的辛苦。“藏族离不开汉族”，“老西藏”是最生动的体现。

　　“老西藏”是一个光荣传统，必将代代相传，直至永远。60年代，一位诗人这样描写“老西藏”：“你进藏时还是一个姑娘，而今你的姑娘已进入学堂；你进藏时还是一个小子，如今你的小子已穿上军装。”80年代，社会上又流传了新的民谣：“献了青春献生命，献了生命献子孙。”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代“老西藏”坚忍不拔的风采。虽然今天西藏的物质环境有了大的改观，但西藏还需要各民族的互相支援。时代呼唤“老西藏”，也是“老西藏”的无限荣光。

　　《中国西藏》将从本期开辟专栏，邀请“老西藏”畅谈在藏工作的经历、体会和打算，让读者们更全面地了解西藏面貌。值此欢庆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节日之际，让我们向雪域高原亲切地道一声：您好，老西藏！

　　无冕之王的尴尬

　　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后到西藏开始记者生涯的。过去读过一些记者的手记，可神气啦，被称为“无冕之王”，就是未戴皇冠的国王。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把牌牌儿一亮，多大的官儿都得以礼相待，再挤的飞机、汽车都得开放绿灯，捧为尊神。但是在西藏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收音机极其稀有，仅有的一份《西藏日报》送到区乡已是昨日黄花，人们并不迫切地需要新闻，记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首次到一个区政府采访，主任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记者。”区长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弯着腰在床下、桌下和屋旮旯仔细搜寻，“没有鸡子跑到这里来，你还是到院子里看看。”原来他把“记者”误听成“鸡子”了，叫人哭笑不得。

　　不过，这样也好，迫使我与采访对象交朋友，谁也不会担心我会利用所采访的材料去兴风作浪，交谈总是无拘无束。生活的变迁，雪山的神话，爱情的烦恼，传说中的历史，都那么娓娓动听，在我眼前编织出一幅幅神奇绚丽的画卷。虽然难以写进新闻，却在以后的散文创作中派上了用场。

　　可怕的搭车经历

　　最困难的是交通。60年代，单位没有采访车，从拉萨到各县也没有班车。记者下乡只好搭货车，能挤进驾驶室的机会极少，大部分时候只能坐在货车箱里。已经没有了享受“无冕之王”的奢望，只要能跑出城捞到好材料就行。有时也会令人尴尬。一次去波密县倾多区采访春耕生产后，急于回林芝记者站发稿，在路边等了3天不见一部汽车的影子。第4天总算有一辆解放牌货车停下了，我急匆匆做了自我介绍，驾驶员一副为难的神情：“记者同志，车上太脏，你不好受。”脏怕什么，不就是回去洗洗脸，换一套衣服罢了，我才不在乎哩。惟恐驾驶员节外生枝，忙不迭地把马被套扔进了车箱，还没有忘记给驾驶室3位好心人送上美丽牌香烟，以示谢意。车子开动了，我静下心来猛地发现车箱里装的是四口棺材。平生还不曾与死尸打过交道，而且是孤独一人坐在4具尸体中间，心脏像被一双双无形的利爪撕扯着，呼吸都快停止了。我赶快侧转身子，紧紧抓住后面的箱板，不敢回过头来。融雪时节的川藏公路坎坎坷坷，颠簸的厉害，4口棺材在身后咣铛咣铛地跳跃不停。车子在鲁朗兵站加油，我赶忙扔下马被套，再也没有勇气坐下去了。好久好久，心儿还咚咚咚地敲着急鼓。

　　马上功夫得来不易

　　更多的时候只能借助于骑马，练就了骑马的本领。如果技巧卓越，又有一匹好马，骑马旅行确实是一种绝妙的享受。不是吹牛，我还威风凛凛地参加过一次牧区的赛马比赛，居然夺了亚军，奖品是一顶羊羔皮帽子和一条哈达。可当初骑马可别扭了，上了马背不知道怎么拐弯，两腿死死夹住马肚，惟恐跑快了摔下来，越紧张越难受。有次，为了搞一个牧区经济的综合调查，我挨村挨户地在嘎尔草原上颠簸了近半个月。开初感到裤子湿漉漉的，肯定是臀部磨破了。为减轻疼痛，我时而把腿伸得老直，像站立在马蹬上，时而把屁股撅到一边，把另一大腿放在马脊上。同行的两个兽医直笑我在进行“马术表演”。个中缘由还不好意思讲，一直咬着牙边走边采访，晚上疼痛难熬，不停地在帐篷里辗转翻腾，最后连仰卧都不可能了，只好俯卧就寝。有天晚上出帐篷方便，发现内裤与尾椎骨紧紧贴在一起，稍一拉扯就疼得浑身颤栗，才不得不启齿请同行的兽医帮忙。他们蘸着酒精为我缓缓拉开裤裆，发现那儿已经血肉模糊，还出现脓包。四野茫茫，哪儿去找医院。兽医虽说是给牛马看病的，毕竟也是医生嘛，只好让两位兽医就着牛粪炉火微弱的光亮为我洗伤、挤脓、敷药，不断发出啧啧的叹息声。医生还提出要为我打针消炎，看到他那粗大得吓人的针管，又没有任何消毒设施，实在不敢接受。后来，嘎尔县传出一则笑话：我们的兽医可是多面手，还给李记者治过病哩。

　　 发稿，还得自己摇马达

　　记者发稿还得自己摇马达发电，你听说过吗？我体验过的可不是三四回。1962年春天去当雄采访，正巧碰上纳木湖发生雪灾，拉萨市田局长率领工作组带着一部电台赶来救灾。如此重大新闻，记者是必须同行的了。骑马翻过念青唐古拉山，只见纳木湖周围白茫茫一片，已经看不见一点绿色了。从南方来的大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既惊奇又焦虑，感慨良多，稿子自然越来越长，比田局长的公文复杂的多。电台每天与拉萨联系两次，电源是一部手摇马达，固定在一条折叠的条凳中间。摇马达的工作是干部们轮流担任的，听从发报员指挥。发报员起初对新闻电报兴致很高，后来见我越写越长，变得厌烦起来，提出发新闻稿要记者自己摇马达。我还很年轻，有的是劲，倒也很乐意。雪地里摇马达，可以锻炼臂力，还能抵御浸入肌肤的严寒。当然也麻烦，发一篇稿要摇上两个钟头，什么事也干不成。于是开始练习写短稿，把几千字的内容浓缩成几百字，酷似一块压缩干粮。纳木湖抗灾一个月，我制作“压缩干粮”的技术算练出来了。 

　　以后，摇马达的力气活在工布江达县和扎达县也干过几回。那是因为报务员积压的业务太多，我怕延误时间，主动提出摇马达套近乎。报务员很高兴，作为回报，总是优先敲打我的新闻稿。我摇马达有一个诀窍：心中哼着一首心爱的歌曲，随着音乐旋律挥舞双手，节奏感强，还得到美的享受，疲累就变得淡泊了，煞是有趣。

　　奉命开辟阿里记者站

　　60年代中期，我奉命去西部阿里地区建立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日报》社联合记者站。所谓“记者站”，其实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我在那儿呆了4年。事隔30年之后，回想在那高寒、边远、广漠大地上采访的日子，确实是太苦了，有时简直不敢回想我是如何闯过来的。但是在那特定的时代和环境里，似乎不曾感到苦，倒觉得饶有趣味，日子过得满充实。生活的艰辛和创业的喜悦相互交透，构成我人生旅途上一段最值得留恋的岁月。

　　当时，从拉萨到阿里首府要坐半个月汽车。虽说地图上有两条注明公路的红线，实际上不过是车轮在草原和大山中压出来的时隐时现的辙印。昼无饭馆，夜无旅舍，再加上野兽出没，土匪活动，即使在习惯于艰苦生活的西藏人心中也视为畏途。那时我才26岁，心里并不恐惧，反倒处于探险前的兴奋状态。出发前，我广泛搜集有关阿里历史、山河和生产发展的文字资料。所谓“广泛搜集”，实际上就那么三、两本小册子和几张剪报。一份材料说：阿里地区35万平方公里（包括仲巴县），有3.2万居民。我的妈呀！平均每10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居民！他们该怎样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历史、创造未来呢？真实一个难解的谜。

　　噶尔昆河四年整

　　那时，狮泉河镇尚未修建，阿里地区首府还在噶尔昆河，是西部阿里最大的中心城市。但发稿时，我都为“城镇”二字迟疑了许久：城镇会是这个样子吗？没有街道、没有楼房，也没有影剧院。严格说，噶尔昆河只是荒滩上修建起来的一个大院落。大院中套几个小院，分别属于分工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和贸易公司。房子大都是用红柳枝和土搭砌起来的。墙体特别厚实，门窗都格外矮小，没法相信这就是地图上那座大圈套着小圈的名城。分工委对我特别关照，腾出一间8平方米的土房，刚好放下一张两屉铁桌、一个单人床、一架火炉，记者站就开张营业了。

　　阿里的冬天漫长，一般从11月开始，到来年5月结束。几条公路不是大雪封住了山口，就是被冰河截断，把阿里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一个个互不往来的孤岛，工作和生活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次，普兰县一位农妇难产，正碰上县医院外科大夫回内地休假。病人送不出来，地区医院的大夫去不了。只好把两头的电台打开，从诊断、体检到刀口位置、缝合方式，都用无线电摇控，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还好，手术居然成功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最先感受到看不到报纸的恐慌。几个月读不到报纸，好像骤然间地球不再转动，空气也像雪山一样凝固了。日复一日往拉萨发出稿子，采用了没有？是怎样编发的？我都毫无所知。要不是偶尔从收音机里听到几条阿里新闻，微微得到一点慰籍，我真没有再采访下去的勇气了。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节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市出发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大家送去春的信息。邮车抵达仅剩一天路程的日土县，噶尔昆河接到第二封电报，全城都轰动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登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节，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墙头上的人们立即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种对亲人信息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悦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

　　写出了报告文学《我是“阿里人”》

　　我也悄悄拭着泪水，深切感受到阿里干部和军人为祖国边疆所做出的伟大奉献。不久，我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报告文学《我是“阿里人”》，长达一万五千多字，就是专门给阿里干部和军人画像的。两位翻译电报的女孩子感动的边译边哭，“记者为我们说话了。”邮电局长闯上门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为了感谢你对“阿里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已下令再开一个频道，用两部电报机同时拍发你的稿子。我像领到了一份最高的奖赏。

　　离开阿里后，我一直与很多阿里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在信的落款处总是写着：阿里人××。原阿里银行行长桑湘勃内调武汉已经多年了，还以“阿里人”的名义给我寄来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新时期阿里发展构想，托我“审改”后转送给有关领导。那份对阿里的关注和深情，那份对我个人的友谊和信赖，像一团燃烧的火，使我彻夜难眠，终生不忘。

　　西藏，我的现实和梦想

　　记得进藏不久，听过一次谭冠三将军的动员报告，要求进藏干部职工都要长期建藏，就是说要把骨头埋在西藏。当时物质生活极端贫乏，大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每月只发5块钱现金，没有休假制度，与亲人通一次信要两个月时间。对长期建藏，很有些人想不通：“动员我们进藏时，不是说好三年一换的吗？”“在这里干一辈子，到哪儿找老婆？有了孩子又怎么办？”对于长期建藏，我都很坦然。倒不是思想觉悟高，而是刚刚从学校毕业，老婆、孩子之类对我还很遥远；新分配当记者，直感到在西藏搞新闻采访，要熟悉这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民族，学习西藏的宗教知识和历史文化，就像在探测一个深不见底、阔不见边的大海，3年时间显然是太短了。进入80年代，随着谭冠三将军的作古，“长期建藏”也成了历史的陈词。与我同期和比我晚进藏的伙伴，不少人已经告别高原，回归故里了。这时，我的母亲已经满头白发，哺育的儿子，带大的孙子，都一一远走高飞了，只剩下她孤零零地守着家乡的小屋，邻居都动员我赶快回家，对老母最后尽一点孝心。我确实动心了，向绵阳市委书记倾述衷肠。待我回到拉萨，绵阳市委的商调函已送到自治区有关部门。不料领导一再挽留，我有些受宠若惊了，分明感到有些课题尚未完成。环顾斗室，所有藏书和笔记本都是有关西藏的资料，翻开了一摞摞剪报，30余年写下的百余万字通讯和论文，没有一篇是涉及故乡的。果真回到内地，我不成了知识的白丁了吗？

　　西藏给了我知识，而知识又把我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这才是在藏近40年的真实的心灵历程。按说，现在该可以用几句豪言壮语总结这一生道路的了，什么“艰苦为荣”呀，“乐于奉献”呀，“长期建藏”呀，等等，想必会掷地有声了。但我仍不敢说，因为扪心自问，内地丰裕、潇洒的生活仍不时诱惑着我，临近退休还没有找到一个足以放书的居室，在安命知足的同时，也会发出几声无可奈何的感叹。

　　看来，该如何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我至今仍在梦中。

　　与一位藏族朋友谈起这段经历，他竟然感到十分理解，很动感情地说，“这里用得着汉族的一句俗话：即使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抱久了也会抱出感情来的。你已经丢不开了。”比喻是蹩脚的，却道出了几分真谛。

　　我不正是拥抱着西藏山河，做了一场难分难解的高原梦吗？

　
　　作者：李佳俊，1960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藏，在高原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现任西藏日报副总编。